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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清季的中国外交

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中，“公理”与“实力”是两大重要因素。不过有“理”者未必有“力”，有“力”者未必有“理”，因此“理”与“力”的关系确实复杂难明。在“炮舰外交”横行的19世纪，“力”无疑远较“理”强。在这种背景下，积贫积弱的清政府往往有“理”而无“力”，在错综复杂、结果难料的外交纷争中究竟是“不自量力”地“据理力争”，还是甘认“无能为力”而“委曲求全”，确难取舍。决策正确，则国家、民族的利益得到维护；决策失误，则国家、民族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几乎是同时处理的“秘鲁虐待华工案”和英国官员被杀的“马嘉理案”，颇为典型地表明了弱国在“理”与“力”之间的困境。

　　据理力争

　　在对外交往中，李鸿章向来倾向于息事宁人、委曲求全，但他在与秘鲁关于华工问题的谈判中却态度强硬，这一颇为少见的表现，却也能反映出李鸿章的外交策略。

　　我国东南沿海人多地少，因此当地居民向有出洋谋生的习惯，在近代以前，海外华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一带。不过，这些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的华人却一直被视为“天朝弃民”，所以“祖国”并不关心他们在海外的生死存亡。清王朝实行严厉的锁国政策，屡屡严申海禁，对出洋谋生者仇视益甚。

　　清初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往海岛居住者，一律按反叛、通贼论处斩；凡国人在“番”托故不归者一旦回国，一经拿获即就地正法。到雍乾两朝，对出洋者的处理虽已无那样严厉，但仍视其为对天朝的叛背。如雍正曾两次降谕说“此等贸易外洋者，多系不安本分之人”，“嗣后应定限期，若逾期不归，是其人甘心流移他方，无可悯惜，朕意不许令其复回内地”。“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屠杀逾万华人，酿成史上著名之“红河（溪）惨案”，消息传到国内，当时的两广总督却上奏说：

　　被杀汉人，久居番地，屡邀宽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戕杀多人，事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

　　乾隆则表态曰：

　　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这就是当时清政府对海外华人的态度。历史的裂缝在“理”与“力”之间

　　鸦片战争使中国大门洞开，清政府不得不屈服列强压力，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一项是允许华工出洋做工。因为列强此时需要招徕大量中国廉价劳动力，以满足黑奴贸易被禁止后各国殖民地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清朝开禁之后，葡、荷、西、英、美、法等国家的“人口贩子”开始以“猪仔贩运”、“苦力贸易”、“赊单苦力”、“合法招工”等各种非法、合法手段，从中国沿海各地掠卖华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岛做劳工。各地华工受到残酷迫害与压榨，成为变相的奴隶，许多人死于非命。

　　华工的悲惨遭遇，引起了中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愤怒。由于允许华工出洋，清政府对华工的态度自然也有所转变，开始关注海外华工的生存状况。秘鲁是掳掠、虐待华工的主要国家之一。1867、1869年总理衙门先后接到由美国公使转来的秘鲁华工求援禀文，曾有要施以援手的表示。李鸿章也早在1870年就关注过海外各国虐待华工问题，曾建议总理衙门在日本长崎派员，兼充各港领事，以资联络邦交，保护华侨。1872年，李鸿章得知一艘拐运华工的秘鲁轮船在日本被扣后，立即愤怒地表示由于秘鲁与清政府并未建交，更无有关贩运华工条款，所以秘鲁贩运华工纯系非法，建议清政府派员赴日会审。

　　1873年10月，秘鲁代表葛尔西耶（Aurelio Garciay Garcia）来华商定两国通商条约事宜，总理衙门要求李鸿章与葛氏谈判时提出，由于秘鲁虐待华工，其应将华工全部送回中国，并且声明不再招募华工，然后双方才能商议两国立约问题。李鸿章判断，要求在华招工是秘鲁此次提出立约的主要目的，所以要借此严定有关章程、“以除民害”。对总理衙门的指示，他表示严格遵守，并主张对秘鲁的无理、过分要求“据理斥驳”、“内外一意坚拒”。

从10月下旬起，李鸿章开始与葛尔西耶谈判。谈判中，葛氏矢口否认秘鲁虐待华工，说是传闻失实、报道有误，反说秘鲁一贯保护华工，并提出中方可以派人到秘鲁调查。对此，李鸿章出示了种种证据，斥责秘鲁为“无教化、无礼仪”之国，虐待华工已为西方各国共知，更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怒。同时他将计就计，表示同意派人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等查明华工状况后再决定是否与秘鲁立约。这一招果然厉害，葛尔西耶不得不出尔反尔表示反对，并以中断谈判回国相要挟。李鸿章态度依然强硬，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是秘鲁急于与清政府立约，主动提出要与中国谈判，所以葛尔西耶暗中请英国驻华公使来津劝李鸿章妥协，勿令葛氏返国，此建议也为李鸿章明确拒绝。看到李鸿章不为所动，葛尔西耶便于12月中旬离津赴京，想活动其他列强一起向总理衙门施压。李鸿章对他说按照惯例，封河后自己将回到省城保定处理直隶省政务，公务繁忙，只能在第二年春回天津时再商谈立约之事。这样，双方谈判遂告一段落。

　　1874年5月，葛尔西耶又回到天津与李鸿章重新谈判。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双方终于议定《会议查办华工专条》草案，而后开始谈判通商条约事宜。双方均有准备，各有方案，最核心的问题是秘鲁能否与其他列强一样“利益均沾”，而李鸿章坚决不同意此点。葛氏见李鸿章毫不动摇，又活动其他列强向总理衙门施压。在列强压力下，总理衙门倾向妥协。这时李鸿章见得不到总理衙门的支持，遂在6月底与葛尔西耶签订了《中秘查办华工专条》与《中秘友好通商条约》。在这两个条约中双方各有让步：秘鲁要求的与西方列强既得利益“一体均沾”被写入条款，这是中方原本不同意的。但在中方坚持下，秘鲁原来不同意或不甚同意的一系列保护华工的措施也被写入条款。如规定中国派员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华工在秘鲁享受寄寓该国其他外侨的一切权益，华工受到雇主虐待可向当地政府或法院控告，秘鲁政府有保护华工和督促雇主履行同华工签订的合同的责任，合同期满应出资送其回国，秘鲁船只不准在中国口岸诱骗运载华人出洋，违者严惩。

　　1875年7月，秘鲁派遣特使爱勒谟（Juan Frederico Elmore）来华换约。事前，李鸿章已派陈兰彬、容闳秘密到古巴、秘鲁调查华工情况。李鸿章得知中、秘签订条约后华工在秘鲁依然受到残酷迫害，非常气愤。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怒不可遏地写道：

　　自陈、容二员节次分往详查，始悉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者自尽者不知凡几。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

　　由于秘鲁言而无信，所以他提出如果不在照会中“剀切议明即含混与之换约，则是从前既往之华工不能使生，而随后复往之华工又将就死，而十数万日在水火、喁喁待援之人更无来苏之望矣”。因此他认为不能就此与秘鲁换约，提出保护华工的换约附加条件，即或加订条件，或添用照会，然后再与以前签订的条约一并互换。对李鸿章的提议，爱勒谟以自己只来换约、未被授权其他事宜表示拒绝，并且提出根本不应讨论此事。在谈判中，由于李鸿章等态度强硬，爱勒谟甚至拂袖而去，私下又找一些列强驻华使节为其说项，由他们“担保”爱勒谟在换约后交出照会。但李鸿章毫不退让，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反复争辩，终于迫使爱勒谟以过照会的形式保证秘鲁切实保护华工。8月7日，爱勒谟交出照会，中秘条约同时在天津正式互换。李鸿章当然明白仅凭条约无法约束秘鲁，所以上奏朝廷立即派员出使秘鲁，随时保护华工利益。朝廷接受了李鸿章的建议，决定派陈兰彬为出使美、西、秘三国大臣，容闳帮办一切事宜。

　　在中秘交涉中，李鸿章之所以“一反常态”地据理力争，表现出少有的强硬，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尊严，是因为他认为秘鲁只是一个各方面还较落后的小国、穷国，不足以对清朝构成威胁。而对强国，他则是“有理也让三分”。当然，此由他对“时”、“势”的判断所决定。在处理与“秘鲁虐待华工案”同时发生的“马嘉理案”或曰“滇案”时，他的态度，则大不相同。

委曲求全

　　要了解李鸿章处理“马嘉理（A.R.Margary）案”的整个思路，则不能不先对当时清政府面临的周边局势有所了解。

　　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清政府认为列强意在通商而不是要推翻其统治取而代之，意识到可以利用列强来镇压太平天国，因而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同时，出于种种原因，列强之间对中国实行了被称为“合作政策”的联合侵略政策。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然而，各帝国主义国家实际都想实现自己在华利益的最大化，表面的合作之下暗中却各自加紧侵略活动，所以它们对华侵略的“合作政策”根本不可能持久。到70年代中期，列强纷纷加紧在华的侵略活动，中国西北、东南和西南的边疆危机几乎同时出现。如俄、英染指争夺新疆，日本开始侵台试探，英、法两国分别加强了对缅甸和越南的侵略，其意在侵入我国的西南边陲。这些，标志着边疆普遍危机的开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看似偶然实却必然的“马嘉理案”。

　　如前所述，英、法两国早就分别侵占了与我国西南边境接壤的缅甸和越南，从19世纪60年代起，两国就开始了侵略我国西南的竞争，云南由于与缅甸、越南两国相邻，因而首当其冲。为了先于法国进入云南，英国于1874年由印度和缅甸殖民当局组成了由陆军上校柏郎（H.A.Browne）率领的探路队，探寻开辟滇缅商路的可能；同时，他们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派一名通晓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官员到缅甸，随同探路队进入中国。这年7月，英国驻华公使来到总理衙门，要求中方发给几名官员由缅甸进入云南的护照。总理衙门提出边境地区难保安全，但英方执意坚持，当时日本侵略台湾致使时局紧张，总理衙门不愿此时引起英方不快，便最终同意了英方要求。

　　英方决定派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官员马嘉理到云南迎接柏郎的探路队。马嘉理从上海动身，经湖北、湖南、贵州进入云南，然后入缅，于1875年1月17日到达缅甸八莫，与已在八莫的柏郎等人会齐。2月初，他们开始向中国边境进发。2月21日，先行进发的马嘉理一行在中国云南蛮允附近，为边吏李珍国率部和当地士绅所阻，双方顿起冲突，马嘉理开枪打伤中方一人，中方随后将马嘉理及其随行的几名中国人打死。柏郎未敢继续前进，率探路队退回缅甸八莫。事后，云南巡抚岑毓英向清政府报告说，杀死马嘉理的是当地“野人”。但英方认为岑毓英素来仇视洋人，李珍国为岑的部下，如无岑的指使李珍国不敢擅自阻拦、更不敢杀死马嘉理。不管究竟是否岑毓英指使，此事确给英方攫取更大侵华权益提供了口实。

　　此案发生后，英国外相立即训令驻华公使威妥玛要求清政府作详细调查，并提醒他牢记探路队到云南的目的。1875年3月19日，威妥玛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六条要求：一、中国和英印政府派员前行调查；二、英印政府可再派探路队入滇；三、赔款十五万两白银；四、中英立即商定办法落实1858年《天津条约》所规定的优待外国公使条款；五、免除厘金；六、解决中英间历年“悬案”。这六条的前三条与“滇案”有关，而后三条与此案根本无关，足见威妥玛欲将此作为扩大侵略中国权益的借口。

　　李鸿章家族合影

　　如前所述，这时正是中国的西北、东南边境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因此听说马嘉理被杀，清政府大吃一惊，急忙向威妥玛表示将尽快通知云南当局进行调查。随后，上谕严令岑毓英迅速确查究办此案。对于威妥玛的六条要求，清政府断然拒绝。由于一时没有强有力的手段强迫中国就范，同时其他国家也反对英国单独扩大在华权益，威妥玛于是改变策略，集中要求实现前三条要求，并以与清政府断交相威胁。在他的威逼下，清政府开始妥协，原则上同意英方的前三条要求。由于当时只有上海可与伦敦通电报，为便于与本国政府联系同时与柏郎到沪商议，威妥玛于1875年4月初到达上海。为表示重视，清政府则在6月19日任命李鸿章的哥哥、湖广总督李瀚章为钦差大臣，和前总理衙门大臣薛焕一同前往云南查办。采取退让和息事宁人的方针，是清政府对此案的基本态度，从曾国荃给其侄曾纪泽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状：“京师城里以威妥玛拂衣出京，大家恐惧情状，亦颇露丑。”稍后介入此事的李鸿章采取委曲求全的态度，自不使人感到意外。

经过与本国政府紧锣密鼓的联系，确定了此案方针后，威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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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4 11:49:07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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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