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程网 - 电子文库 - 王照一位性情中人

游客，您好

免费注册

用户中心

支持中心

加入收藏

	网站首页 \| 思想综述 \| 电子文库 \| 谈古论今 \| 现代杂谈 \| 网文荟萃 \| 思想学人 \| 华程商城 \| 华程论坛 \| 澳新信息库\|华程博客

	军事天地 \| 股票纵横 \| 深度探讨 \| 谈天说地 \| 贴图暴笑 \| 生活保健 \| 女性生活 \| 沧桑历史 \|军事外交 \|留学评估 \| 音乐速递

电子文库 - 网文荟萃 - 网络荟萃 - 浏览文章

王照一位性情中人

一位学者，一位性情中人，不谙官场权术，不辨政局走势，既无康有为政客天分，又无谭嗣同烈士气节，胸无城府，首鼠两端，却喜揣摩君心，热衷权势，以实现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结果卷进政坛激流，成了激化帝、后矛盾的导火线，“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沦为帝、后两党的共同敌人，终至亡命天涯，身陷囹圄，半生狼狈，令人唏嘘。晚年坦言：“戊戌政变内容，十有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根不坚实，故易成恶果。”

王照在“戊戌变法”时，也算个人物，但比起康、梁和“六君子”来，名气要小得多，以至年代久远，后人们不大记得他。

王照是直隶宁河人氏，字小航，号水东。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三十五岁进士及第，虽称不上少年得志，但对科举时代的举子来说，这个年纪并不算迟，与侪辈相比，他比年长他一岁的康有为还早一年。时值清日战争爆发，朝廷未给新科进士开馆、授职，王照便离京还乡，在宁河县芦台镇协助地方官吏办乡团，维护地方治安。生逢乱世，无缘跻身京官之列，学那曾文正公，练乡勇为劲旅，外可御敌，内可荡寇，也算是一番功业。王照是个认真的人，他把芦台的乡团办得极为出色，直隶总督王文韶称赞他：“所练之乡团，队伍严整，饷项分明，为沿海一带表率。”

翌年，王照赴京入馆，散馆后授礼部主事。清代进士，除点翰林外，分部候补主事也算是较好的出路，熬过一定年头，必能补缺，擢升员外郎、郎中，即便外放，也可实授知府，顺利的话，四十多岁官至二品京堂或巡抚一级疆吏，并不困难。由此看来，如果没有戊戌年间康、梁掀起的那场变法运动，王照的仕途，想必不会太差。

康有为不肯按部就班地行走仕途，经过六年潜心治学，两次游历各地，成为一个“变法”不离口，“上书”不离手的风云人物，进而从一个六品主事，一跃而被擢为四品章京，其“得君之道”，在官场上引发了强烈的示范效应。

时势造英雄。甲午战败，民怨沸腾，时论皆以为惟有“变法”才能富民强国，“变法”之声骤起，一些鼓吹“变法”者奔走于朝野，大造声势。光绪八年(1882年)，二十四岁的康有为初游京师，即已立志变法。他才思敏捷，交友广泛，下笔万言，磅礴罔测，颇有领袖气魄，他是一位胸襟远阔的人，不肯按部就班地行走仕途。经过六年潜心治学，两次游历香港及南北各地，至光绪十四年再游京师时，他已是一个“变法”不离口、“上书”不离手的风云人物。由于出身背景、治学态度和个人经历的差异，在政治策略上，康有为不同于孙文，他不会铤而走险，走造反、革命的道路，他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了明君贤相身上。其实，这也是帝政时代想成就事业的士大夫们普遍的惯性思维：皇权至尊，只要能说服皇上和他身边的重臣变法，不愁变法不成。他在上吏部尚书徐桐的信中说：“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几无及矣。”徐桐不以为然，以狂生见斥，三诣其门不获见。他又结交御史屠仁守，不厌其烦地代其拟摺；又与谏官洪良品过从甚密，书信往来大论中西异学；又上书曾纪泽，极尽恭维：“上下苟安，议论孔多，言守法则泥祖宗之宪章，欲变新法而未得西人之要领。……今天下之精于西人政学，而又近当轴者，舍公其谁？”此时的康有为，还未中举，以其卑微的身份，混迹于京城权贵身边，窘迫之态，可想而知。光绪十九年，康有为中举，翌年，进京会试，但不大走运，因下车时扭伤了脚，只得弃考，南归养疾。光绪二十一年，是康有为的转运年；二月，他偕梁启超入京会试；三月，清日马关订约，他纠合士子一千三百余人“公车上书”，声名大噪。榜发，康有为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似乎看不上这个冷衙闲曹之位，并未到署办公。他一心“上书”皇上，五月初六、初八两日连上“上清帝第三书”、“上清帝第四书”；六月，他在北京创刊《万国公报》，组织“强学会”，后赴沪组织“上海强学会”。御史杨崇伊参奏强学会“植党营私”，京沪两会相继被封。此后三年，康有为到处讲学、办报、结友、游历，耐心地寻找时机。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强割胶州，康有为闻讯赶赴北京，拟“上清帝第五书”，吁请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君臣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且言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行宪法。在此后的六个月里，康有为又两次上书清帝变法。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是康有为出头的日子，光绪帝命王大臣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与会，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凡内政、外交、法律、官制、学校、财政、工商、矿政、铁路、邮电、练兵，无所不谈，他趁这次会见的机会向皇帝呈上了他辑录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实行变法，仅隔四日，便召见了康有为，历时两小时十五分。光绪帝非常欣赏康有为关于变法的奏对，当日即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允其专摺奏事。一个六品主事，一跃擢为四品章京，从此得近天颜，专宠专信，这对年仅四十岁、为变法奔走疾呼了十几年的康有为来说，真可谓达到了人生辉煌的顶点。

在帝政时代，得君之道，是大臣行走仕途务必精通的一门高深的学问，关系到进取和自保。康有为的“得君”之道有四：一是连篇累牍地向皇帝上书，自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共上书七次；二是不厌其烦地游说、结交权臣，即使遭受冷眼轻慢也毫不在乎；三是结社起会，策动政治风波，如组织京、沪两地“强学会”，搞“公车上书”；四是令弟子充分利用报纸，写文章，造舆论，影响民众观听。这第四招尤其厉害，利用报刊宣传造势，有为深谙其术。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章之子刘体仁分析康、梁的崛起之术时说：“有为虽为新党魁首，而文笔繁冗，实不足以动人，而己未能信也。当时情热能令观听一倾者，厥惟《时务报》，自新会梁启超《变法通议》刊载报首，描写老大帝国致败之由，恰如人心之所欲道，益以同党宣传之力，遂能风行一时，京城内外，几于家有其书，人人争誉其美，遂入其彀中，隐为所动而不知觉。不出半年间，康梁之赫赫声名渐如爝火矣。”

康、梁得宠，使善于揣摩君心的朝臣们大为心动。康、梁的“得君之道”在官场上引发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京城和外省的官员、士子纷纷效仿，向皇帝上书和吁请“变法”成为一种时尚。当“变法”成了朝臣进身的惟一政治资本，成了邀宠的秘诀，它对京城衙门里坐久了冷板凳的低级部曹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王照是个聪明人，有能力，肯钻研，在点翰林之后的四年时间里，兢兢业业地做事，他和徐世昌一起办过“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当时办学依例须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他在呈文中写道：“名为第一号，以后尽力推广二号三号以至十百千号”。他对汉字注音很感兴趣，一直在研究可以拼写汉字的“官话合声字母”，取得了重大成就。如果他心性沉静，随缘安分，能够不为纷乱的时局所动的话，依他的才学，本可以成为一个贤臣、一个教育家、一个语言学家。但他正值盛年，恃才待举，适逢光绪帝变法心切，求贤若渴，眼看一批年轻新锐脱颖而出，他在礼部衙门里愈发坐不住，脑袋持续升温，对升迁的渴望和对“变法”的投入使他难以冷静下来判断政治形势，沉默了两个月之后，再也耐不住寂寞，纵身投入了本已白热化了的帝、后两党明争暗斗的激流中，旋即没顶。

慈禧一方面支持新政，一方面通过人事安排，未雨绸缪，稳定政局，然而在康有为等人影响下，光绪帝开始有意减少与太后在一起的时间，对慈禧太后不再事事请训，刚愎自用的举措越来越多。

光绪帝亲政十年，内政外交，一无建树。甲午战败，马关签约，割地赔款，几近亡国。慈禧太后还政之后，碍于祖宗家法，她并不愿过多插手政事，只在暗中调控，时而放权，时而揽权，给了光绪帝足够大的权力空间。如果光绪帝的政绩再好一些，驾驭朝臣的手段再圆熟一些，控制政局的能力再高超一些，依太后的岁数，她不会再走上前台。慈禧太后对于“变法”的态度，时人普遍认为：“推之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能励精图治也，未必不愿天下财富民强也，至法当变不当变，未必有成见在胸也。”(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此论不失厚道。恭亲王在世时，声威昭著，他在调和两宫、平衡君臣矛盾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鼎力支撑着将倾的大厦。在光绪帝诏定国是的前十三天，四月初十，恭亲王病逝，清廷失去一位老成谋国的重臣。“王明于政治，大臣多从夙望，群小不得妄进，德宗亦有所惮，王在，莫敢为戊戌政变之事。”(魏元旷：《魏氏全书·光宣佥载》)恭亲王一去，两宫之间、朝臣之间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调和者，政局急剧动荡，终致失控。

经过十年惨淡经营，光绪帝受尽了失败的屈辱。他心里憋着一股怨气，发奋重整乾坤，强国富民。当他从奏摺、报刊、朝臣那里知道了康、梁的“变法”之道，犹如一个濒死的病人，突遇神医，立刻被康有为开出的拯救大清的灵丹妙药所迷惑，一股脑尽数吞下，立盼起死回生。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四月二十六日，光绪帝第一次(百日维新期间)赴颐和园诣慈禧太后，请安驻跸，在园中住了两天。帝、后这次见面，决定了几件对今后政局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人事安排：

一、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

二、调离直隶总督王文韶，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

三、谕“嗣后在廷臣工如蒙赏加品级及被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须具摺诣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同”；

四、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同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即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并许其专摺奏事)。

一、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二、授吏部尚书孙家鼐为协办大学士；

三、以王文韶为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四、派怀塔布(礼部尚书)管理圆明园八旗官兵、包衣在旗官兵并鸟枪营事务；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补授那彦图为阅兵大臣。

以后每隔几日，光绪帝就去一次颐和园，少则住两三天，多则住五六天，从“诏定国是”至八月初六太后再次“训政”的一百零三天里，光绪帝一共去了十二次颐和园，在园中住了四十四天，其间许多重大人事任免的“上谕”和召见大臣，都是光绪帝在颐和园里作出的，也可以说是与慈禧太后事先商定的。慈禧太后并未干涉光绪帝实施新政，她只是对光绪帝做事急进浮躁不放心，担心他用人不当，激化朝臣之间的矛盾，导致政局失控，因此，她一方面谨慎地支持新政，一方面通过人事安排，未雨绸缪，稳定政局。她执政多年，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颐和园中发出的每条上谕她肯定都要过目，朝野发生的大小事件也都有人向她报告，风吹草动，事无巨细，都会引起她的反应。

进入七月以后，在康有为等激进人物的影响下，光绪帝开始有意减少与太后在一起的时间，增加在宫中独立处理朝政的时间，他对慈禧太后不再事事请训，刚愎自用的举措愈来愈多，尤其是在受到他人挑唆的时候，会在感情冲动下作出轻率的决定。从上谕发布的时间上可以看出，这些决定，是在宫里仓促作出的，事先未与慈禧太后商议。七月初八、七月十二日第八、第九次诣太后，都是头一天去颐和园，第二天还宫。七月初十，光绪帝严旨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因循玩懈，不肯力行新法；十一日，谕各督抚凡交查各件，皆须迅速具奏，不得延玩；谕告诸臣除去蒙蔽锢习，不得无故请假，议奏事件不许延搁；七月十四日，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粮道、盐道等职，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及归并事宜，命大学士、六部及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切实办理；七月十九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马癸等六人，以阻格主事王照条陈事务罪革职；七月二十日，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在这十天时间里，光绪帝发布的一连串上谕，全是针对“后党”，而且动作太大，激起了强烈反弹，一时壁垒分明，朝臣决裂，再难转圜。其中，王照参倒礼部六堂官一事成了“变法”失败的导火线。

脑袋持续升温的王照纵身投入了帝后两党的明争暗斗，他先是攻击后党，竟一举参倒了礼部六堂官，在有清一代的官场上实属罕见

王照的奏摺写于六月下旬。按清代官制，六品官没有直接上书的资格，须由尚书“代递”。王照这道摺子有三部分内容。开头畅谈国势之危和士大夫的短见，以论证变

共有2条文章页次：1/2

分页：

9 1 2 8 :

发布日期：2008-11-14 11:41:38 作者：范福潮出处：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文章和观点也不代表本站立场。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发布人：是非人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网络荟萃] ·王照一位性情中人

2008-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