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程网 - 电子文库 - 胡愈之逃难南洋

游客，您好

免费注册

用户中心

支持中心

加入收藏

	网站首页 \| 思想综述 \| 电子文库 \| 谈古论今 \| 现代杂谈 \| 网文荟萃 \| 思想学人 \| 华程商城 \| 华程论坛 \| 澳新信息库\|华程博客

	军事天地 \| 股票纵横 \| 深度探讨 \| 谈天说地 \| 贴图暴笑 \| 生活保健 \| 女性生活 \| 沧桑历史 \|军事外交 \|留学评估 \| 音乐速递

电子文库 - 网文荟萃 - 网络荟萃 - 浏览文章

胡愈之逃难南洋

　　我的父亲汪金丁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执委，同胡愈之伯伯是老相识。1932年1月胡愈之在商务印书馆编《东方杂志》新年号“新年的梦想”专辑。专辑分为“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两部分，共发表了142位社会知名文化人士的“梦想”笔谈，宣传革命思想，金丁（笔名）也是其中被约稿者之一。因参加革命活动，汪金丁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到苏州反省院长达四年之久，西安事变后释放政治犯才得以出狱。淞沪抗战开始后，他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部秘书，又与宣传部副部长、《救亡日报》编委胡愈之一起工作。上海沦陷后，父亲和母亲因去延安未成，经党内同志同意，绕道去新加坡。我于1941年1月生于新加坡，在海外颠沛流离中度过了童年。
　　
　　1940年以后，胡愈之、王任叔等一批文化人，相继从国内到新加坡，开展团结华侨、发动爱国侨胞募捐支援国内抗战募捐等工作，汪金丁与大家一起团结在胡愈之周围共同战斗。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闻、出版、教育、文艺界人士组织了以郁达夫为团长、胡愈之为副团长的星洲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随后又参加了陈嘉庚发起成立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简称抗委会），积极开展抗日宣传、训练抗日干部、武装民众等活动。1942年1月底，日军逼近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准备投降，抗委会主席陈嘉庚被迫避匿荷属印尼，行前对各部负责人和侨领作了撤离的安排，抗委会和战时工作团的文化界人士决定撤退。是年2月4日清晨，即新加坡陷落前11天，抗委会的文化界成员及家属共28人，搭乘一条摩托舢舨小船，在日机空袭的爆炸声中仓促离开狮城，逃往荷属苏门答腊，当时我就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这是抗委会宣传部一次有计划的集体撤退，组织者自然是担任抗委会宣传部部长的胡愈之。宣传部工作人员基本上也是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的班底，大家曾在胡愈之家中商议过出走的事，并向中国领事馆申办了回国护照，临出发前胡愈之又召集大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作了部署，逃难的小船也是事先就由抗委会秘书长张楚琨和劳工服务部副部长刘武丹（刘牡丹）预定好的。这是一条摩托发动的木船，上面有篾编的船篷，长不过4米，28个人蜷伏在里面，根本没有活动的余地。我刚满一周岁，父母一度曾想把我托给在新加坡的舅舅家，但大家劝说还是把我带上，上船前就受惊吓不住啼哭。同船人的名单最早出现在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中，但未全部举出，我经过访询几位当事人和查找有关资料，得知这28个人是：胡愈之、张楚琨、郁达夫、邵宗汉、蔡高岗（蔡家桂、蔡馥生）、王纪元，郑楚耘（郑明，汪金丁记忆郑不在内，胡愈之和张楚琨回忆有郑）、王任叔（巴人）、雷德容（刘岩）、陈仲达（钟钊荣）、梁醒群及高云览与白碧云夫妇、刘道南（流浪）与李今玉夫妇、汪金丁与吴伟南夫妇及其两个女儿汪乔英、汪雅梅，抗委会宣传部副部长唐伯涛、陈嘉庚为主席的南侨筹赈总会秘书李铁民和筹赈总会财务李振殿一家五口也在船上，另外有两个船工。关于这28人，汪金丁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为19人，是指抗委会文化界成员和家属，不包括李铁民、李振殿等人。后来为统一记述，在所写的文章中一律改为28人。28人中郁达夫遭日本宪兵暗杀，刘道南病故在人迹罕至的丛林中，雷德容战后被荷兰殖民者驱逐出境在香港病逝，李振殿居留海外，其他老一辈建国前后都相继回到了祖国，在文教、外事、侨务、新闻等部门担任重要工作，姐姐汪乔英和我也在北京读完了大学。如今28人中健在的只有李今玉、白碧云、梁醒群、我的姐姐和我。
　　对于这条小船，多年来出现了大量与之有关的文章、图书以及影视节目，但说法大都含糊不清。早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就有一位新加坡的记者洪锦棠自称是同船逃难人之一，并且还举出陈如旧等另外二人，事实上他们三人都不是同船者。陈如旧是到马来亚内地参加人民抗日军了，战后我们回到新加坡，他还介绍胡愈之和汪金丁到人民军根据地去参观访问。金丁访问归来后写了一本《在三星旗下》的报告文学作品，由新南洋出版社出版。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新加坡还有人自称是与郁达夫同舟走的。还有人说当时他曾到胡愈之家劝胡愈之一起逃走，小船也不是抗委会预定的，似乎胡愈之事先既无计划，临危又无准备，大家一窝蜂出逃，完全否定了胡愈之有计划有准备、安排带领文化人脱离险境保存有生力量的一片苦心。为此我曾问了张楚琨、李今玉、张企程（张明伦）、林枫等先生，并查阅了他们以及杨嘉、吴柳斯等父执辈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他们都对以上说法给予否定。另据原新加坡生活书店经理包思井撰文回忆，他是当天乘另一条小船逃离的，说明并非只有一条船。这件事情本来不大，如果有的人因当时战乱纷扰而误记可以理解，而事实模糊却会给侵略者制造口实，进而篡改历史，所以不得不在这里作一个说明。
　　
　　还要说明的是：1941年12月30日，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在陈嘉庚先生的主持下成立，这是包括新加坡各党派、社团、报界、侨生（当地出生的侨胞）在内的联合组织，分设总务部、劳工服务部、保卫团部、民众武装部和宣传部，各部负责人皆为侨界名流，既有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马来亚***党员，也有中国国民党的人选。胡愈之作为报界人士（《南洋商报》编辑主任）被任命为宣传部部长，邵宗汉和唐伯涛分任副部长。唐伯涛是重庆国民党政府王大桢（王芃生）“国际问题研究所”办的《通讯》在新加坡的负责人。王大桢有“日本通”之称，以他为所长的这一研究所，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一个重点搜集日本情报的部门。唐伯涛是王大桢的湖南同乡，所以深得王的信任。胡愈之坚决执行了中国***团结抗日、共同对敌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敌军大兵压境、飞机轰炸和炮击不断的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他却安排唐伯涛在仅能载20余人的一条小摩托舢舨上，一起撤离。而另安排吴柳斯带领宣传部和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的其他工作人员杨骚、张企程、徐焦萌、林枫、刘漫、许侠、林瑄玉及吴柳斯一家等20余人，随后与抗委会保卫团部副主任黄亦欢等一起乘大船撤离，他们动身赶在新加坡陷落前只有6天，险些走不了。我们到达印尼会合后，因国民党政府同殖民统治者荷兰有外交关系，因此只有唐伯涛事先顺利拿到了荷兰领事馆的签证，得以转道印度回国，而其他人却因殖民当局的无理刁难滞留在印尼，度过三年零八个月的流亡生活，有人牺牲，有人病死。先是新加坡沦陷后，伪政权曾派人到印尼“邀请”十几位知名人士回去，名单上就有唐伯涛。李振殿、刘武丹等4人被“邀请”回新加坡后，即遭受酷刑，被监禁了4个月才交保释放。而另一位国民党人——抗委会劳工服务部部长林谋盛因后来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被日军捕获杀害。唐伯涛得以幸免于难。胡愈之真心实意同党外人士共事交朋友，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例子。附带说明，我在历史资料里查到了唐伯涛的生平：大革命时期曾在家乡加入***，并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委、组织部一等干事，1927年到南洋的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财政部花纱布局专员，1946年底调到青岛，先后任中纺公司青岛分公司统计室主任、中纺九厂厂长；青岛解放前曾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参加护厂活动，解放后又在陈少敏同志的帮助教育下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在纺织系统担任重要职务；是山东省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协委员，1979年去世。联系这一段逃难的历史，不能不说胡愈之对他的影响和帮助，是使他站到人民立场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大家原计划从苏门答腊去爪哇寻船回国，但未能成行。不久，荷属印尼总督向日军投降，形势急转直下，风声日紧。胡愈之建议暂时分散隐蔽，我一家和王任叔、雷德容、杨骚躲到一座叫亚莱的小岛。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荆棘丛生，泥沼成片，野兽出没，瘴气弥漫，地上难以通行，满目蛮荒景象。岛上很少印尼土著，也只有两户华侨，我们即分住在两户华侨家里，王任叔在他的作品《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中对这里的环境记述甚详。我们这家房东虽然对我们很热情，但岛上生活十分困苦，吃的是野菜和一种叫做“硕莪”的薯类植物磨成的粉末；生活用水更是困难，井水有毒绝对不能饮用，河沟里的水也都由于长年浸泡腐烂树叶而发红，必须经过煮沸消毒后才勉强可用，积存的雨水则非常珍惜。我甫学会走路，就同长辈一起经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磨难，时常跟着小姐姐捡枯树枝当柴烧，生活的艰难过早地压在我们姐妹头上，连当地人也不敢说我们这两个瘦弱的小女孩能否存活下去。王任叔他们三人那边的情形也不比我们好，可是他在困难中还给我们姐妹送来一些米和钱。

　日军追捕我们甚急，许多逃来的难民都聚集在这一带，文化界人士目标太大，大家如果继续留下来很危险，再也难以隐藏。胡愈之是这些文化人中最受尊重的长者（他是中共特别党员，但只能以文化人的面貌出现，沈兹九、王任叔、雷德容、蔡高岗、郑楚耘也都是中共党员，先后来新加坡协助工作，但当时没有公开，他们之间也无组织关系），从逃难开始就给大家出了不少好主意。胡愈之的意见是，为避免暴露身份以防不测，大家应分批出走，西上苏门答腊内陆。大家计议后认为，印尼海岸已为日军封锁控制，回国的希望渺茫，而苏西有一个小镇叫巴爷公务（Payakumbuh），附近虽也有少许日本兵，但他们主要注意的是印尼人，同时当地华侨除个别人外并不十分了解我们的身份，对我们逃难者也十分同情和照顾，在这里落脚相对比较安全，可作安身权宜之计。于是大家决定到巴爷公务去。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邵宗汉、张楚琨、雷德容和张绿漪等先期到达那里，在当地打开了一定的局面。1942年9月间，汪金丁先独自赶到巴爷公务去会合，母亲带着我们随后也来到巴爷公务住下来。
　　为遮人耳目，他们大多在进入苏岛内陆即改取一个灰色的名字。除郁达夫化名赵廉外，胡愈之化名张尚福，后为金子仙、金芝轩，沈兹九化名赵氏，又用原名慕兰，张楚琨化名张止观，高云览化名高友庆，邵宗汉是赵德生、张德生，王任叔是何秀生，杨骚是杨笃清，王纪元是汪国材，汪金丁是汪福生，其他人的名字在此期间也屡有变动。所以，索隐解读这些化名是没有意义的。
　　巴爷公务气候宜人，粮米充足，镇上有小型贸易活动，甚至还有一所华侨小学，条件比荒岛丛莽好得多。在我家到来之前，爱国华侨王源兴等人和苏岛西海岸实武牙（Sibolga）的华侨筹赈分会，捐助给逃难文化人400印尼盾，由张楚琨的内兄吴蕴山转交，当地华侨李家华、许乃昌等又凑了100盾股份，办起了一家“赵豫记”造酒厂。张楚琨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述办厂缘起说：“郁达夫愿意出面申请一个执照，赵豫记酒厂就这样开起来了。老板不用说是赵廉（郁达夫化名），经理和酿酒师的职务落在我的肩上。赵豫记的厂名是郁达夫起的，没有什么出处，正如赵廉这名字也没有什么出处。”有的传记著作误认为酒厂是郁达夫出资开办的，甚至引申到他和其他文化人的关系，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文化人办厂经商原本出于无奈，并不擅长，只能边干边学。胡愈之管账，他善于筹划，精打细算，成本很快降了下来。他为人谦和老成，当地的华侨和印尼人都很尊敬他。汪金丁来后搞采购、推销，后又学会酿酒、记账。酒厂生产“双清”和“太白”两种牌子的白酒，沈兹九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双清”用日文标识为“初恋”（はつこぃ）。至于为什么选用这么两个浪漫情调的牌子？这主要还是设置伪装，迷惑日本人，便于保护自己。
　　酒厂生意日渐看好，有一些商家代理批发和零售，附近的日本人也经常来酒厂买酒。大家分工协作，不分职务高低报酬一律，老板另有一笔应酬费，后来又办起了一家肥皂厂和一家造纸厂，产品也很有销路。生计虽可维持，但大家仍惊魂未定。郁达夫初来巴爷公务时，偶然被日军发现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遂被强征到离巴爷公务30余公里的府治武吉丁宜（Bukittinggi），去为日本宪兵分队当“通译”。他编了一套假履历，不断往来两地之间，利用合法身份保护当地华侨、印尼人和我们逃难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华侨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很多华侨都愿意找他帮忙。他对华侨有求必应，对我们小孩子也很和气。
　　在逃难的文化人中，胡愈之是主心骨，所有人huachengnz.com华程网包括郁达夫在内有事都向他请教商量。他处变不惊，引导大家休养生息，韬光养晦。大家远离故土，飘零天涯，居住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孤岛，同国内的联系完全断绝，以致重庆文化界误传胡愈之已经逝世

共有2条文章页次：1/2

分页：

9 1 2 8 :

发布日期：2008-11-13 16:16:13 作者：汪雅梅出处：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文章和观点也不代表本站立场。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发布人：andyto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网络荟萃] ·胡愈之逃难南洋

2008-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