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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的青春岁月

　　时光荏苒，岁月沧桑，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献出宝贵青春的“老知青”们，如今都已是人到老年。“记如烟往事，念如火青春”，是这一代人共有的“知青情结”。在这种情结中，既有对蹉跎青春的哀挽，也有对理想激情的叹恋；既有对历史遭际的反思，也有对相濡情谊的感念。
　　
　　浩荡大军，自有先锋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文中首次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一“最高指示”的发表，无疑是“文革”中 “上山下乡运动”的“号角”。自此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高潮，直至1980年才宣告结束。但需要指出的是：早在该 “最高指示”发表前的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已陆续有数百万城市知青，被有组织、有计划地安置到广大农村中去“大有作为”了。而关于“上山下乡运动” 起始于1968年的看法，则是以毛泽东发表上述“最高指示”的宏大政治背景为基础，以蔚成规模的运动事件为依据提出的。
　　1967年的10月到12月期间，在首都北京，已先后有4批达数千人的知青，分赴内蒙古牧区和北大荒垦区落户扎根了。最早是以北京二十五中66届高中生曲折（时为北京中学红代会干部）为首的10人，他们率先倡议上山下乡并身体力行，在当时北京革委会的支持下，于当年10月9日在天安门宣誓出发，乘坐汽车，经过5天行程，到达目的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落户，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开路先锋”。此后11月16日，又有一批多达数百人的北京知青（带头人是笔者的同班同学、北京师大附中高三二班何方方），分乘汽车奔赴内蒙古锡盟东、西乌旗插队落户。数天后，11月20日，一趟专列火车又满载着来自北京数十所中学的上千名初、高中生，开往比内蒙古更远的边疆——东北农垦总局（翌年组建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所辖黑龙江省密山、虎林沿线的十数个农场和农机厂扎根落户。到了12月，另一专列又载着上千名北京知青，抵达上述北大荒垦区。以上是笔者掌握的大致情况。总之，三个月中紧锣密鼓，一环扣一环，人数由十而百而千；由汽车而火车，由内蒙草原到三江平原；天安门前宣誓出发，声势浩大，锣鼓喧天；报纸、广播突出报道，领导接见，“上边”的意图、中央的决心已透过事件显现。无论从人数规模、社会影响和榜样力量来看，发生于1967年第四季度的上述事件都不可小觑，它无疑是“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和序曲。
　　笔者就是11月20日赴北大荒垦区千名知青的一员。我的母校师大附中位于宣武区界内，我们34名校友（从初一到高三各个年级都有）同宣武区另外12所学校的学友，总共165人一起，被分配到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东北农垦总局迎春机械厂，短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个别人甚至几十年至今），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知青岁月。
　　
　　秋风秋雨，赤子将行
　　
　　1967年深秋，大约10月中下旬，“停课闹革命”已一年多的校园里，寂寥冷清，了无生机。无学可上，无书可读，“狂欢”已过，路在哪里？
　　这时，传来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内蒙古牧区和东北垦区都来北京招人啦！”据刘小萌所著《中国知青口述史》中曲折本人亲述，他们10月9日从北京出发，10日就被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陈伯达获知，11日就在《人民日报》头版登出了消息。曲折说：“这一广播、一登报，影响就大了……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所以，很快就有了第二批，他们的方向有两个，一是东北，一是内蒙古。”时隔30多年后，曲折所说的这番话，几笔勾出了当时事件的基本脉络。而当时的我们，广播、登报是知道的，也一起议论过；但是当上述消息传来时，似乎没有人立即有意识地把它同曲折等人的行动助推中央的决心联系起来。归其原因，一是少年幼稚，缺乏政治经验；二是事态进展太快，还来不及形成概念。我们只知道：“文革”前毛泽东主席指引过、先行者实践过、我们向往并表态过（笔者就曾在班会上郑重表示，要在毕业后“走董加耕的道路”）的“上山下乡，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如今已在我们面前敞开了。于是，“志同道合”的同学都聚在一起议论此事，互通消息，很快就产生为数不多的一批下定决心者，相邀一起报了名。
　　一个内蒙古，一个东北，去哪里呢？现在想来，作这个抉择也是比较随意的，大都不是出于挑肥拣瘦的考虑，而是一看同伴，二随兴趣。有的说，当时和报名内蒙古的一些人关系生疏或不和，所以弃内蒙古而选东北；有的说，北大荒机械化作业，开着拖拉机很神气；有的则觉得去牧区生活会不习惯，东北虽冷但习惯相近，所以选了后者。比较理性早熟的也有，主选东北是考虑到“那里发工资而不是拿工分”，这在当时平民家庭普遍经济窘困的情况下也不足为怪。但家庭困难的人当时何止少数，甘于离京、离家去吃苦的毕竟不多，有此勇气者也仍然是“听毛主席的话”在先，个人考虑在后，这是毋庸置疑的。当时决心上山下乡的这一批人，大体出于三种情况：一是政治热情高、“思想成熟”型的，“文革”前就已有“上山下乡，和工农相结合”的想法，现在觉得到了拿出实际行动的时候了。这些人以高中生居多。二是单纯天真、“激情浪漫”型的，厌烦了“破四旧”、“大串联”之后的涣散和无聊，想打开生活的“新篇章”，开辟一片“新天地”。这些人以初中生居多。三是身处逆境、“发愤图强”型的，有的生来就是“黑五类”，再要求进步也是低人一等；有的本来“根红苗正”，运动一来骤然变“黑”；有的甚至横遭劫难，家庭支离破碎，生活难以为继。“远走高飞”才能走出逆境，“掏出红心”才能证明自己，所以痛下决心，毫不犹豫。这三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在特定的人身上也可能兼而有之，拿笔者本人来说，差不多就是第一种和第三种的“混合型”。总之，和其后几年多达上千万的下乡知青相比，1967年“走”的这一批，大多还是更富冲劲、闯劲。因此，在现在看来是至关重要的、脱胎换骨般的“人生第一步”，他们当时却从“理想”、“守信”和“求新”出发，举重若轻地决定下来，迈出去了。
　　
　　就这样，我所在的师大附中，最后有34人报名去东北农垦总局（即俗称“北大荒”的三江平原）并获得批准。最初报名时，并不知道去哪个具体单位，待基本确定下来时，才得知：我们宣武区13所中学的165人，是去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迎春镇的农垦总局机械厂。听到这个消息很少有为了工厂条件相对好些而庆幸的，只是交谈中觉得所学文化可能更有用武之地。
　　前不久，笔者向现在定居石家庄，当年来接我们的老领导高洁同志询问当年来京接收我们的具体情况。老厂长说：他们大约是在10月中旬接到总局通知，说是北京方面将有一批学生来北大荒安置就业，给厂里的指标大约是160人，接收地点是宣武区。紧急研究过后，就由时任副厂长的他率领另外3名干部出发了。到北京安顿下来就去找宣武区政府（当时的“区革委会”）联系，而对方早已知道并已作安排，当即介绍他们到13所中学（计有：师大附中、外语附中、十四中、十五中、四十三中、六十三中、六十八中、七十中、九十五中、女五中、女七中、和平门中学、育才学校）接洽此事。由此可知：中央确实是在此时下了决心，并着手部署“上山下乡运动”。而近年解密的有关红头文件，反映出当时北京及各大城市主管当局对大批学生滞留城市，既无学可上又无业可就的状况的担忧，而他们的建议则是向外疏散人口，其出口当然是广大农村和边疆。其背后的经济社会压力也是不言而喻的。
　　
　　耐人寻味的是老厂长说的下列一番话：
　　——“当时我们确定的原则是‘五同意’：‘本人同意，老师同意，学校同意，家长同意，厂方同意’。班主任老师，军管代表，都征求了意见，在一些学校开了情况介绍会。特别是家长，把人家孩子领走了，走那么远，哪能不跟人说一声？走访了很多家长，介绍情况，征求意见，确实同意了才算数。”
　　这是和1968年以后日趋强化的硬性“一刀切”有所不同的。这既是由于他们本身的朴质和善良使然，也是由于当时还仅仅是开端。当铺天盖地的运动高潮席卷而来时，“最高指示”所要求的“说服”和“动员”，在基层就变成了“要求”与“命令”。
　　——“刚来北京时心里没底，觉得北京的‘红卫兵’可能不好管理。接触以后看法改变了，都很有热情有朝气，决心很大，一些人素质还很高。所以招收工作很顺利，最后还多要了几个。”
　　
　　我们宣武区十三校的165人，大多堪称“热血青年”，一些人在校时可能也干过错事，但对“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态度是真诚的。任何时代的青年人都自有其可爱之处，老厂长们由担心、怀疑到高兴、满意，是我们这些北京中学生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我们是不负他们和北大荒老职工的欣赏与信任的。
　　另据一位同伴回忆，与老厂长同来的中层干部王海庭，在学校为此召开的家长会上实事求是地细述厂情，甚至还特意把艰苦条件突出渲染出来：“干打垒”的土坯房，连阴雨天气屋顶常常漏雨，这叫“哭天抹泪儿”；日久天长墙面沉陷倾斜，要用木杆子支撑，这叫“拄拐棍儿”；寒冬腊月零下三四十度天气，北风呼啸也得上外面上厕所，“茅楼”底下的粪坨冻得梆梆硬，越积越高，这叫“冰糖葫芦儿”。这使人想起大庆“王铁人”们艰苦奋斗、乐观豪迈的精神；实际上，当时“北大荒人”乃至全国各地的共和国建设者们，都共同拥有这种精神。而当时的同学和家长们，没听说有谁被这种艰苦环境的介绍吓退的，反倒激发了挑战困难的决心和信心。
　　以上情况说明，当时固然是出于形势所然，但是对于热血沸腾的“有志青年”来说，却是出于“正义的冲动”和自愿，觉得自己是有为的。当时的知青安置工作刚刚起步，确实既无“压制”也无“劝诱”，我们既不是被“逼”去的，也不是被“哄”去的。和我们同一专列的北京其他学校的上千人，情况也完全一样。
　　千里赴北疆，风雪唱大荒
　　
　　于是，严冬时节，我们集合。像曲折他们那样在天安门前宣誓，如将士出征一样的仪式，此后深深铭刻在心。一位同伴至今保存着当时手抄的誓词，后边还清楚地盖着她本人的名章。“我们决心脱下学生装，换上粗布衣，甘当小学生，一辈子向工农兵学习，一辈子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要让千里冰原长满茂盛的庄稼，把祖国北大荒建设成强大的反修基地，要让北大荒的天空响彻毛泽东思想的凯歌。”一方面有“甘当小学生”、“脱胎换骨”的谦恭，另一方面有“改天换地”的豪迈，这就是那个年代青年人的真实写照。
　　1967年11月20日，这个在别人看来普普通通的一天，在我们1000多名踏上当日专列、奔赴北大荒垦区的昔日北京中学生心中，却是永生难忘的日子。一早，我们背起简陋的行装，在家人含泪目送下，离开分布在京城大街小巷的家门，到达北京火车站集合。站台上熙熙攘攘，满是“欢送”的师长和亲友。记得一位年迈的语文老师，执意夺过我手中的提包，送我到车前，自始至终一句话不说，眼中却饱含着对“得意门生”远行的痛惜和眷念。一位夫妇双双被打成“黑帮”、未上学的幼子因无人照顾而触电夭亡的我校女领导干部，站在车窗下热泪滚滚，握住我们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而“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们，很少有人愁容满面，有的人还笑着、叫着，为几天几夜的铁路旅程感到刺激，为即将开始的全新而陌生的生活感到新奇。
　　接近中午时分，列车开动了。挥别亲友师长，才有几分酸楚和惆怅涌上心头。但也只是一时而已，并没有“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的感觉。那时铁路运输远没有现在快捷，再加上是专列，一路上会车、让车，到我们下车时，全程竟已有三天两夜。一路上，车厢里热闹非常，说的、笑的、唱的、跳的都有，晚间也有兴奋不眠的。说起唱的、跳的，记得除我们自己外，还有好几拨别的车厢的外区、外校同学过来表演，对于从小接受艺术熏陶，“文革”中又得以大展才华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乐意为之的拿手好戏。其中西城区华侨学校创作并当场教唱的歌曲《毛主席的儿女志在四方》，词曲俱佳，颇受欢迎，至今我们还传诵不忘。这样一来，无形中拉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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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2 21:17:12 作者：李增春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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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上山下乡”的青春岁月

2008-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