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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吃粮找万里的安徽情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也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万里同志是立了大功的。1977年6月到1980年，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率先搞起了“省委六条”，既而做出“借地度荒”、“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决策，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万里晚年用了“惊心动魄”四个字来描述这段经历，他说：“安徽的农村改革是在顶着巨大的压力，冒着政治风险，挣脱着沉重的精神枷锁的情况下进行的，步履十分艰难!”
　　
　　一
　　
　　周曰礼(以下简称周)：据万里同志给我讲，原来是派他到湖北省，给另外一个老同志当二把手，去协助他。邓小平当时已经出来，但还没有正式宣布。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提出让他去安徽。
　　与全国其他省市一样，安徽在十年动乱中同样遭受到干扰和破坏，成了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农村落后的状况比任何省市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民不聊生，数不尽的农民开始离别故土，大幅度外流，安徽成了闻名全国的讨饭大省。
　　周：万里同志来了以后，集中精力清查与“四人帮”有关人的事情，大概搞了一个多月，发现安徽好多地方有出去逃荒要饭的，有些县、有些地区向省委报告，要求调购粮食，没有饭吃。所以万里就感觉到，安徽不光是“四人帮”的问题，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也很大。
　　周日礼，当时任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在农委工作数十年。1977年8月22日，他向万里作了汇报。周让万里了解了农村的残酷现实：全省有将近90％的生产队不能维持温饱。这些队的基本状况是“三靠”，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其中有10％的队仍在饥饿线上挣扎。
　　周：农民呢，在下地的时候爱干不干的，实际上是一种怠工，我跟万里同志讲，农民的消极怠工情绪很厉害。万里听了以后讲他是搞城市工作的，像北京的好多地方都是他指挥过的。他说要拿出80％的精力来抓农业。
　　汇报结束后，万里让周尽快拿出切实有效的政策性意见。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村情况，万里也深入基层，走访了大别山区和淮河两岸。
　　周：万里下去调查。到一个农民家里，遇见一个老头，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坐在稻草堆上。旁边生产队队长向老头子介绍，这是省委的万书记来看你了。老头一听万书记来了，一下站起来，身上一丝不挂。万里当时很奇怪：“你们两个小姑娘怎么也待在家里啊?”生产队长讲她们也没有裤子穿。
　　吴象(以下简称吴)：万里问一个农民：“你有什么要求?”那农民把破棉袄掀开，拍拍肚子，意思就是希望肚子能够圆起来!万里感觉到我们就连这样低的要求都没有满足，我们有愧。我们现在一些干部把老百姓都忘了，过去，山区的老百姓对我们的贡献太大了。现在，老百姓还这样艰苦，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二
　　
　　周：文化大革命当中，全省有10万干部为包产到户挨批斗，全是游斗，斗怕了。
　　吴：从省委、地委、县委，一直到公社党委，各级的主要负责人，责任田搞得比较积极的，都戴上了“帽子”，成了“右倾”机会主义。
　　提到安徽，不能不提到曾希圣，他是新中国后安徽第二任省委书记。1961年，在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后，面对安徽粮食歉收，饥荒遍野的困境，曾希圣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倡导和推行责任田。责任田被百姓视为救命田，但却是短命的。1962年曾希圣被免职，在此后的“文革”运动中，曾希圣含冤去世。就像当年曾希圣面对的痛苦抉择一样，1977年的万里再度面对同样的抉择。
　　1977年9月，在万里的指示下，周曰礼召集各地市农村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就当前农村的突出矛盾和解决办法，进行了充分讨论。集体起草了“省委六条”，即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
　　周：当时感觉农村“左”得太厉害，把老百姓都害苦了，我们要搞几条实实在在的政策，使农民得到好处。要加强对人民公社的管理；要尊重生产力自主权；要鼓励农民搞家庭副业，开发集成牧业，在当时许多干部接受不了。
　　吴：中心的内容是不能搞花架子，以生产为宗旨，农村不要搞别的，要好好搞农业生产，要给生产队充分的自主权。这个以生产为中心，就把许多干部吓了一跳。
　　简单的几条规定，不仅让地方干部感到紧张，同样也触动了中央高层的神经，当时的副总理陈永贵曾经说，“省委六条”是“条条都在否定大寨”。来自中央的阻力已经如此强硬，万里却选择了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
　　吴：1978年3月，开一个学大寨座谈会，主要是给陈永贵撑腰。因为普及大寨县有阻力，还是要收自留地。按规格要省委第一书记去，万里说：“我不去。大寨我们不敢学，我们也实在学不起，我们还按我们的‘省委六条’办。”
　　“省委六条”经过上上下下座谈讨论，进行了十多次的反复修改，几易其稿，于11月28日，以“试行草案”的形式下发全省各地农村贯彻执行。《人民日报》曾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随后，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安徽省委的“省委六条”，当即给予热情的肯定。
　　周：邓小平看了“省委六条”以后拍案叫好，说现在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要抓住抓紧现在的这个时机。要找出我们自己的办法。
　　1978年9月，刚刚因为“省委六条”的传达而有所复苏的安徽农村，突然之间又陷入了绝境，这一年，安徽省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连续九个月没有下过透雨，全省夏粮全部减产，瘟疫流行。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让农村的经济形势陡然严峻起来。
　　吴：百年未遇的大旱，到了六七月份，长江、淮河的支流都断流了。万里在常委会上提出一个主张——说减产!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离合肥近在咫尺的无为县是灾情最重的地区之一。9月23日，万里来到了无为视察灾情，时任无为县委办主任的朱先央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周：万里讲要借地度荒——就是集体的地种不了的，谁愿意种，就去种，谁种谁收谁有。这时候肥西县山南公社也在研究借地。有人说，用1962年的老办法，就是责任田，也就是包产到户。书记汤茂林(外号叫做“汤大胆”)说为了不饿死人，为了弄粮食，咱们就包吧。就这么包产到户了。因为肥西离省会合肥很近，这个事情传得很大。
　　借地给农民这一个大胆的应急政策几天内很快传遍全安徽的广大农村，口子越开越大，省委机关内舆论一片哗然，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万里是曾希圣第二。
　　周：有些人说万里来了以后是干得很好，但是把人往哪个地方引啊?
　　
　　三
　　
　　1978年12月22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全国广大农村来说无疑是一种解冻，然而，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实行草案)》两个文件，使已经纷纷要求包产到户的安徽仍然感到失望。
　　吴：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个草案、加快农业发展那个草案都很好，但是里面有两句话，还留着一个尾巴，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实际上在观念上把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看作是一回事。
　　周：三中全会开完以后，中央要求各省要派工作队下去，把中央的文件向群众宣布，征求群众的意见，问问中央文件提出的办法行不行?当时省委决定叫我带一个工作队到肥西宣传。宣传队宣传了两天，老百姓讲：“叫我们提意见又什么用处呢?”
　　吴：万里说，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是照抄它的字句，找一个公社试验一下，它如果增产了，那当然很好；如果减产了，也没有多大关系。如果它真的滑到资本主义路上去了，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没有什么可怕的。
　　在中央文件命令“两个不准”的限制下，万里还是以省委名义在山南搞起了包产到户试点。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很快席卷肥西大地。此时中共肥西县委好像坐在火山口上。那时的县委常委经常开会到深夜，仍然离不开上边的框框。
　　吴：当时基层什么话都有。有的时候干部和老百姓顶得很厉害，还有我们省军区的领导干部，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说人民公社制度全靠一个集体主义，你们把这个事业都给折腾了，你们对得起谁啊?
　　对于山南区的包产到户试点，事态的发展远比预想的要艰难曲折得多。赞同、怀疑和反对的呼声此起彼伏。面对质疑和担心，万里说，省委的态度是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搞错了，我们负责。然而，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的一篇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又在全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1979年春耕时节，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座谈会。周曰礼代表安徽省农委参加。会上，他就三中全会的两个文件、“省委六条”的贯彻落实和对推行联产责任制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吴：这个会议整整讲了一天，最大的议题就是包产到户。
　　也就是在这次座谈会期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标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这封署名张浩的来信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而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坚决纠正。
　　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发表在全国影响很大，为什么呢?正好我们九个省市的座谈会在福建召开，给人们一种触动，九省市座谈会是不是中央政策有什么调整了?是不是有什么规划了?这个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原来反对搞包产到户的那些人幸灾乐祸。
　　吴：安徽一听到广播，万里就知道不好，就赶紧给各个地委打电话：“不要听那一套，我们还继续按这个办!”
　　第二天，万里仍然放心不下，他下到基层，一路走，一路讲，做稳定情绪的工作。
　　吴：这时候，许多人很担心，就向万里讨主意。万里就给人说了一句话：对生产负责的是县委，对农民秋天以后生活负责的是县委。如果将来减产，农民没有饭吃，《人民日报》给不给他们开饭?是问《人民日报》要饭吃，还是问县委算账?后来万里就打电话给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领导，提了个议案，说现在3月份正是春耕大忙的时候，对当年生产影响太大，是不是秋后再说。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九省市座谈会结束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会议纪要草稿。关于责任田部分，周曰礼提出了不同意见，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要周曰礼按照安徽的观点另外起草一个稿子，准备向华国锋汇报。
　　周：3月21日，我们九个省的农委负责人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华国锋汇报，汇报开始后由农业部的李部长拿着会议纪要的稿子传达。杜润生同志对我说，把你那个稿子拿出来念啊。我把那个稿子又拿出来念了一遍，华国锋听了以后笑了，说你们一个会议拿两个稿子在这儿念，这在中央的会议纪要当中恐怕还没有过呢。你叫我怎么表态啊?我同意哪一个?他当时就讲打电话找万里：这个从安徽来参加会议的同志，省委知道不知道?参加会议的同志讲的意见，省委知道不知道?华国锋把万里找到了。华国锋提的两个问题，万里作了回答：参加会议的同志是省委决定的，这个同志在会议上提的一些意见，完全能够代表社会的意见。华国锋说：那就按照你们省委的部署继续干吧。我回来以后，万里跟我讲，人家打电话来调查你。
　　在万里的坚持下，安徽省委顶住了“张浩风波”。但是，张浩来信造成的余悸未消，怕变的心理犹存。7月，肥西县又开始强行扭转包产到户。
　　周：肥西县跟省委唱对台戏。省委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指定王光宇到肥西开县委常委会议，又指定我陪王光宇一起去。肥西常委会议硬得很：省委谁去试点，我们县委不知道，现在要全面服从中央。我讲省委决定错了由省委负责，你们不能不执行。开了一下午的会，才把县委的思想给做通了。
　　
　　四
　　
　　1979年的安徽省委是在艰难中度过的，来自外界的压力，几乎使安徽四面楚歌。正如肥西县的山南区因为率先在全省搞起了包产到户而成为安徽的众矢之的一样，率先支持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委也成为众矢之的。然而，万里已经为农村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吴象后来评论说，万里让农业的经营体制冲出计划经济大统一的局面，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公开化，合法化。就像粮票一样可以流通，畅行无阻。不过，这还只是地方粮票，只能在安徽境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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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2 21:05:03 作者：周曰礼　吴　象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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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andyto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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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