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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平艾青石河子纪事

　　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
　　
　　初遇艾青
　　
　　1960年10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初次见到了艾青。那天傍晚，在新疆石河子管理处旁边的一个普通篮球场上，密匝匝的观众正在围观新疆军区与青海队赛球，在不经意的回头中，我猛然发现在我和朋友身旁不到一米处，有位身材伟岸、前额广阔、长发后梳，从风度到气质都颇为不凡的中年男子(其实，艾青当时已五十一岁，但外表看来不过四十上下)；在他身旁站有一位文质彬彬、风姿绰约的中年女性。我立即断定：这是艾青和高瑛夫妇(因为过去从书上、画报上看到过艾青的照片)。于是，惊喜地把这意外发现告诉了身边的朋友——一个当时还未满二十岁的大学生，他擅长绘画。朋友就再不看赛球了'立即掏出笔记本和钢笔速写起艾青。画着、画着，不期然被艾青发现了。诗人含着满脸微笑，微侧过身勾过头来幽默地注视朋友的绘画，我轻轻推了朋友一下，朋友抬头看到艾青在注视自己的画，不由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笑了。艾青也和我们相视而笑了!笑得是那样亲切，目光是那样的热情、友好。虽然当时彼此都没说一句话(在这样的场合自然也不宜说什么话)，但我们年轻的心却充满着激动和温暖，想不到这位世界知名的大诗人是如此的平易近人，且不失幽默。我突然感到我们两代人的心一下子贴近了，在相互的对视和微笑中默默地交流心底的千言万语……
　　此后，在石河子的林荫大道上，黄昏时常可看到诗人在散步；在唯一的一家电影院里，有时演出一些那时代特有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剧目，又常会看到诗人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据说，有一次农八师文工团排了一台新戏，请师首长和艾青看戏，不到十五分钟艾青就睡着了，在座谈讨论这出戏时，艾青大胆而幽默地说：“演得太精彩了，居然把我带进了梦乡……”惹得全场哄堂大笑。
　　艾青的到来，自然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当时，一致的传闻是：艾青被打成“右派”后，被弄到北大荒的一个农场工作。艾青在延安时代就与王震将军结下深厚友谊，而当时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张仲瀚，都是原三五九旅王震的部下，且当年在延安与艾青就相熟。所以，身为农垦部长的王震，为了关照老朋友艾青，就把他从北大荒调来新疆石河子定居。——这种说法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且合情合理的，自然真实可信。还有一种说法是：王震的夫人特崇拜艾青、特喜欢他的诗，是她吹“枕头风”后．王震才把艾青调来新疆的——这恐怕是出于想象后的“即兴创作”、“信口开河”了，
　　艾青在石河子新城时，人人都知道：他享受师级工资待遇(据说，他的工资原是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七级；成“右派”后降了三级，相当于行政十级)，吃小灶。而且，他经常受邀与兵团各首长，农八师师长罗当正、政委鱼振东出席各种大型会议，或出现在高级的社交场合，受到贵宾的礼遇——这在当时中国的“右派”中。恐怕是极少极少的。
　　
　　石城七载
　　
　　艾青在石河子定居后，犹如巨石投水，激起了层层波浪。由于文学的感召，由于艾青的平易近人，所以，当地的一大批文学青年纷纷慕名而来，登门拜访艾青。或谈诗论文、或请求指点习作，而艾青多年来对谁都来者不拒，热情相待，真诚相交。在这一大批来访者中，有后来写出了有影响的话剧剧本《未来在召唤》的赵梓雄；但更多的是后来成为诗人的杨树、杨牧、杨眉、石河、李渝、高炯浩等。日后的石河子成了中国颇有名气的“诗城”，是与艾青当年在这里播下了诗的种子分不开的。
　　艾青崇高的人品，在与这一大批文学青年的日常接触中。随时随地都自然流露出来——
　　后来成为讽刺诗人的石河，原名李绪源，那时刚从山东流浪到新疆，在石河子纺织厂工作，接近二十岁，他既爱读书又很好动好玩。有一天他用弹弓在林中打下了一只鸟，恰遇散步到此的艾青，艾青娓娓地告诉他：被他打死的这只鸟就是夜莺——诗人的宠物，它不但是一种益鸟，而且能以其特有的美妙歌喉美化着人类的生活，因此，珍惜和保护都来不及，怎么能……一席话，说得石河悔愧交加，铭记终身。
　　记得有一次，艾青和我们这些文学青年谈诗论文。当时，诗坛上流行的是“豪言诗”，报刊上正大批“人性论”，艾青既不管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也不担心我们当中有准会去打“小报告”，可谓毫无“城府”，仍我行我素，以其诗人特有的真诚侃侃而谈，发表了他精辟而不随波逐流的见解。他说：“什么是好诗?我看最具有真情的诗就是好诗。旧社会时，有一次我旧故乡去，在故乡的街头漫步，正好碰到有户人家办丧事，我们那里的乡俗兴‘哭歌’，即用唱歌一般的腔调来哭亡人。一个年轻的妇女抚着亡夫的棺木哭道：‘夫呃——宁隔千重山哎/莫隔一层板……’，我看她哭出的这两句话就堪称好诗……”
　　在还未到石河子定居之前，艾青在乌鲁木齐接受了采写兵团模范人物苏长福(汽车驾驶员)的任务。他曾多次深入天山腹地采访，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苏长福的故事》，此书后来由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而新书的封面署名并不是艾青，而是换成了：新疆军区建设兵团机运处集体创作。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型纪录片《中国的沙漠》，解说词原来是由导演殷红邀请艾青写成的，写得文采飞扬，极为出色。然而，正式公演时，艾青写的解说词却被抽走，另换上了别人的作品——可以想象，这对于诗人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打击。但艾青却默默地吞下了这一颗颗生活的苦果，一笑置之，再不愿提起。此后，他曾花了五年时间深入莫索湾地区的所有军垦农场，记录下了一个个军垦战士艰苦创业、勇斗沙漠的故事，写出了一部史诗性的小说，粉碎“四人帮”后又作修改，定稿为《绿洲笔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能署上艾青的名字发表的，只是一些短诗．首先敢于发表艾青作品的是石河子兵团农八师政治部办的一张不起眼的内部小报《大跃进》。它发表了艾青写的一系列反映军垦生活的诗篇：《垦荒者之歌》、《浇荒》、《帐篷》、《杨槐》等，可以想象：当时的责任编辑王箐华，担着怎样巨大的政治风险呵!粉碎“四人帮”后，王曾担任过我任教的中学校长，后来又调任《石河子报》总编辑直到退休。他曾对我谈起过艾青的这些短诗：“无论用怎样的政治显微镜来放大，我都从这些诗中找不到什么‘反党’迹象，只能看到一颗诗人的赤子之心。”后来，从北京调来一位《新疆文学》副主编(该刊当时无主编)评论家王谷林，他力排众议，也在《新疆文学》上先后发表了艾青的一些短诗。但“义革”伊始，王谷林就被当作新疆“三家村”的主将被揪出，其主要罪行就是因为曾发表过艾青的诗，而当然谁也不敢去认真看看艾青的这些诗是否“反动”。

　农场风雨
　　
　　“文革”开始后，中国的作家、诗人无不遭到厄运，艾青自然也难逃“浩劫”。在被抄家、批斗之余，1967年4月的一天中午，艾青家中间进了一伙号称“八一野战军”的“造反派”，不由分说，他们把艾青家的行李、家具全都胡乱扔到汽车上，把艾青一家押送到了艾青儿子所在的师直农场一营八连(现改名为一四四团二营八连)。该连位于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人称“小西伯利亚”。
　　艾青在农场连队，先是被分配去管理林带。然而。终于有那么一天，一个靠造反起家的连队领导，气势汹汹地对艾青宣布：“不能让像你这样的人干这样轻松的工作，从明天起去打扫所有的厕所：”于是，艾青干起了，打扫厕所的工作。
　　无论是管林带，还是打扫厕所，艾青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的质朴和勤劳，得到了广大农场职工的一致好评。老年人称他为“老艾青”；青年人称他为“艾青伯伯”；孩子们称他为“艾青爷爷”。这些中同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他们以朴素的是非善恶观念，认准了艾青是个“大好人”。
　　艾青的工资已停发，每月只发45元生活费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当时，艾青买不起烟，更买不起肉，一日三餐全吃玉米面……连队的职工都知道艾青一家生活艰难，于是，纷纷伸出友谊的双手：有的省下了白面，有的买好了新疆特产莫合烟；有的同家探亲带同了珍贵的肉(当时肉类奇缺)……都悄悄给艾青一家不断地送去。
　　艾青一家原住两间旧土坯房，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又被赶到一问连腰也直不起来的地窝子内——老职工们知道后都来帮忙，向地下深挖五十厘米后，身高一米八的艾青住进去才总算可以直腰抬头。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艾青接受完农场专门组织的巡回批斗大会后，正艰难地深一脚浅一脚只身返回所住的连队，这时，一位老军垦的后代驾驶着拖拉机飞驰而来，停在了艾青的身边，冒着风险恭恭敬敬把他请进了驾驶室，送他回到了所住的连队。
　　连队召开大会传达林彪叛逃摔死的绝密文件，艾青被从会场上轰走，无权旁听。事后，竟有一位老职工从办公室偷出文件悄悄送给艾青看，被发觉后遭残酷吊打、审讯，这位老职工却始终不悔……
　　来到农场打扫厕所时，艾青备有一件旧风衣一双胶筒鞋，收工后就把它们放在门前的棚内，不料没多久就不翼而飞了。连队领导知道后，不由大怒：这小偷也太“那个”了，这不是往我们贫下中农脸上抹黑吗?于是扬言若追查出来非往死里整不可。而作为当事人的艾青，却童心未泯，居然找到连队领导真诚表示：如追查出来，请勿多加责难。诗人认为：来偷这并不值几个钱的东西的人，其困难亦可想而知矣!“不为穷困宁有此，祗缘恐惧转须亲”呵……
　　连队上有个上海知青郭建雄，与艾青一家成了朋友。艾青一家也就像关心自己的儿女一样关心着小郭，1970年，小郭结识了四川姑娘小杨。艾青夫妇为他们从中穿针引线，架起了鹊桥。小郭在农场孑然一身，没有亲人，艾青一家就成了他的亲人：艾青夫妇不仅热心为他们操办婚事，结婚时又送他们一口上海产钢精锅为礼品(在艾青一家生活困难的当时，买一口钢精锅谈何容易。小郭也完全明白它的珍贵，一直舍不得用而珍藏着)；而且，当后来小杨生孩子正碰上连队卫生员外出，连队距场部医院又远而束手无策时，艾青就建议高瑛去担此重任。于是，在条件十分简陋的环境下，大漠上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一听到孩子的哭声，艾青紧悬的心才落了下来，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诗人复出
　　
　　1967年1月26日，石河子两派夺权引发了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打响了全国武斗第一枪。以后，有关当局举办了一个“1·26”阶级斗争展览馆，颠倒黑白把“第一枪”说成是“张仲瀚的社会基础”打响的。讲解员特别点名说：艾青之流就是这种社会基础；后来，又请了一位女剧作家以此为题材写一部九场大型话剧《石城风暴》，演出台词中又点了艾青的名，声言要永远把艾青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文革”前，尽管艾青头上戴着可怕的“右派”帽子，但事实上却是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片掌声(有一次，艾青应邀出席石河子兵团农学院的开学典礼，曾出现上千人的全体师生全都起立争睹艾青，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的壮观场面，使出席大会的所有首长都大吃一惊)；“文革”中，艾青在农场虽然被弄去打扫厕所，但他的形象在广大的农场职工的心目中依然很吃香，在国外的影响也没有因为他从中国文坛消失随之消失。
　　1971年，斯诺来华访问，他拜会了周总理，谈到延安文艺界的老朋友时，斯诺先生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艾青，他介绍了西方国家对艾青诗作的研究经久不衰，评价很高，艾青的诗集仍然在出版……。斯诺又询问艾青的近况，表示“我这一次很想见到艾青先生”……当时的中国《参考消息》以外电报道的形式，披露了斯诺先生与周恩来总理关于艾青的谈话——熟悉当时“政治行情”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它实际上就是预示着诗人艾青快“出来”了。
　　1972年，在经历了五年多的农场“劳动改造”后，艾青终于被宣布“解放”，在石河子新城定居。
　　1976年丙辰清明，赴京医治眼疾的艾青，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和人民群众一道，含泪悼念周总理。事后，他饱蘸满腔的热血，写成了长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艾青在京治眼疾期间，一直是借住在他的一位热心的读者、崇拜者——一个也在新疆工作的北京知青的家里。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不久，艾青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
　　1977年，艾青离开生活了十七年的新疆石河子，回到了首都北京。
　　1978年4月30日《文汇报》第三版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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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12 9:34:0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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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沙平艾青石河子纪事

2008-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