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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悟为中共“一大”选择会址

　　1921年7月23至31日，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的时候，当15位中外代表在浙江嘉兴南湖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时刻，这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中共“一大”，其参与者除了那十几位中外正式代表外，还有一位不被人们关注的非正式代表，她是一位眉清目秀的窈窕淑女，她既是会务的筹备者，又是会议唯一的服务者与保卫者，是她决定了上海的会址，又是她决定将会址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正是由于她的运筹安排得当，才保证了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她就是党的“一大”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同志。
　　
　　出身于书香之家，既是茅盾亲表姑又是同窗学友
　　
　　1898年，当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掀起高潮与失败这一年，王会悟出生于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鱼米之乡——浙江省桐乡县。她的父亲王彦臣是晚清秀才，靠教私塾养家糊口，王彦臣禀性耿直，对子女门生要求很严，王会悟从六七岁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王彦臣的教书特点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学生，不象其他私塾先生那样上午应个景，下午自去访友、饮茶、打牌去了。所以王彦臣的教书“名声”很好，学生最多时达四五十个。这些同学年龄相差一般比较大，有的都大出六七岁。她的同学中有一个比她大两岁的亲戚，就是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沈雁冰）。王彦臣是茅盾曾祖母的亲侄儿，所以论辈份王会悟应是茅盾的表姑。沈家本来自有私塾，由茅盾的祖父亲自主持。但是他的父亲还是“慕名”将年幼的沈雁冰送到王彦臣的私塾来就读。
　　王会悟的母亲是位贤慧能干的女人。她既要操持繁重的家务，又兼做些手工活以补贴家用。她的剌绣艺术在家乡远近闻名，她一年到头活计不断。这位勤劳善良的妇女共生养了9个孩子，其中4个因患天花或奶水不足而夭折，王会悟排行老五。良好的家教，使少年时期的王会悟禀承了父母的耿直、坚忍、颖慧。这对她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条件。
　　
　　十三岁的“小王先生”办小学
　　
　　王会悟13岁时，年龄刚过40岁的父亲因病不幸去世了。家庭经济陷于困境，迫使她在嘉兴师范学校的学业难以为继。退学后，王会悟女继父业自强自立在家乡教起书来。由于学生不断增加，原有的教室容纳不下，王会悟便向本镇定阁寺的和尚借了一个殿堂，干脆独自办起了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课程设有国文、算术、体育等。王会悟办小学引起乡人的关注。有的赞许说“少年有为”，质疑者则说：“一个13岁的小女孩办学校旷古未闻，她怎么能教与自身年龄相仿，甚至比她年龄还要大的孩子呢？”怀疑者怎么也没想到，办了一阵，王会悟名声鹊起，乡亲们纷纷议论说：“小王先生教得也不比老王先生差啊。”不久学生骤增至100人左右。学校兴隆了，王会悟也忙不过来了，于是她请来了茅盾的堂妹沈明霞帮忙。她按学生的文化程度的高低编成四个班。自己教高级班，沈明霞教初级班。此外，还根据家长的要求增设了一位教刺绣的教员。当时，桐乡县教育部门为了表示对这所日益兴隆的女子小学的支持和鼓励，每月还奖给教员5元钱的津贴费。王会悟边教书，边向学生们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俗，她反对当童养媳，鼓励女孩子们剪辫子、放脚等。有一次，她发现一个小姑娘把双脚裹得紧紧的，便动员她放开。小姑娘难为情地说：“脚长大了将来会没有要的（即找不到婆家）。”王会悟噗嗤一笑：“将来社会要进步的，你裹成了小脚以后才没人要呢！”
　　学校办好了，既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引起一些人的妒忌。乌镇一位游手好闲的秀才，好久就垂涎起那5元钱的津贴了。他到处对别人讲：“王会悟小小女子，又未受过足够的正规教育，没有资格当老师。”他向县里提出由他取而代之，并领取5元津贴中的3元。县里居然同意了。王会悟不堪受人藐视，随之愤而离校，来到了湖州的湖郡女塾半工半读。这个女塾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以学英文为主，与上海的中西女塾是姊妹学校。王会悟去后不久，曾动员茅盾的结发妻子孔德沚也来这里学习几个月。起初，王会悟边念书边搞清洁卫生。后来老师发现她中文水平较高，便向校长作了汇报。经考查，校长决定让王会悟为在校牧师的夫人们扫盲，办一个“娘娘班”。这样教书便代替了做勤杂工。
　　
　　在追求进步中成了李达的夫人
　　
　　在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中，王会悟接触了大量的新思想、新文化。她最爱读的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每每读到会心处与自己思想碰撞出激烈的火花，这位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便拿出笔来，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等她所敬佩的社会精英写信，表示赞成采用白话文，拥护他们的革命主张。陈独秀在回信中兴奋地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他夸奖王会悟“胆子大”，勉励她“多读点书”。
　　五四运动后不久，王会悟来到新思想荟萃、先进人物聚集的上海。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留在时任上海女界联合会长徐宗汉的身边当秘书，然后担任《妇女声》杂志的编辑。这期间，她结识了上海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
　　五四期间青年运动风起云涌，各地青年广泛交流。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代表回国交流思想，与“女联”经常来往，王会悟与李达便在工作中相识。在接触中，李达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渊博的知识使王会悟敬佩不已；王会悟作为新女性的革命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也使李达产生了深深的爱慕之情。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们常常带上简便的午饭或晚餐，依偎在淞沪炮台边，遥望滔滔不绝的黄浦江水和江面上来往的船只。李达经常向王会悟讲述推翻封建制度，争取妇女解放，以及组织共产党的道理。有一次李达对王会悟说：“现在的中国首要的事情是组织共产党，这样才能搞起真正的革命来。”当时李达经常写文章针砭时弊，为抢时间，字迹往往比较潦草，王会悟总是帮他抄清。
　　1920年的下半年，李达和王会悟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情侣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了一个革命的婚礼，婚宴的操办人是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
　　
　　为中共“一大”选址与改址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过程中，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际上起到了发起组织作用。由于陈独秀于1920年11月受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任教育厅长，因此，党的“一大”具体筹备工作则多由李达和李汉俊二人负责。从1921年5月开始，李达和李汉俊分头通知各地代表来沪参加建党会议，食宿及确定开会具体地点等后勤事务则交由王会悟操办。代表们来沪后住在哪呢？王会悟沿着上海的大街小巷作了一番仔细的探访。她打听到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校比较适合于代表们居住，恰好博文女校的黄绍兰校长与王会悟又是同在上海女界联合会的老相识，她找到黄校长说：“有个学术团体要在上海召开一个学术讨论会，想在贵校借宿一下。”黄校长答应的同时又强调：“必须在7月20日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放暑假。”这也是为什么党的“一大”要在7月23日召开的原因。随后黄校长交给王会悟一个“捐册”。党的“一大”结束后，王会悟捐了20元钱，实际上等于房租。
　　学校自然没有床铺，好在有地板。王会悟上街买了些芦席铺在楼板上。时值盛夏，芦席作褥倒也凉爽惬意。上海代表住在自家中。年龄最大的两位代表何叔衡和董必武分别寄寓湖南会馆和湖北会馆。陈公博借旅行结婚带着新婚妻子住进大东旅社。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包惠僧、刘仁静等人便住在博文女校这里。

　开会的地点，王会悟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理想。后来她想到李汉俊的家。李汉俊当时寄居在法租界的一所洋房里。这所房子的主人是他的胞兄、曾任国民党军事部长、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左派李书城。恰好这段时间李书城携家眷到外地避暑去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李汉俊微笑着问前来与他商量开会地点的王会悟。他们是老相识了彼此说话毫不拘束。“借你哥哥的牌子吗！”王会悟风趣地回答。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书城家召开了。出席党的“一大”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可尔斯基。
　　代表们开会时，王会悟在门口负责警戒。7月28日上午王会悟受李达委托刚把马林和他的翻译杨明斋护送到会场，然后像往常一样在楼下照看门户、观察动静。突然，看到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手里托着件尚未抖开的湿衣服急匆匆地从厢房里跑出来，直奔楼上。当时代表们正在楼上开会，会议的大门就对着晒台。王会悟连忙问正在为代表们准备午饭的大师傅这人是谁。大师傅回答说：“大概是少爷家的朋友到楼上晒衣服吧。”
　　这一异常情况立即引起王会悟的警惕。她想应该上去报告一下，因为不管怎么说，毕竟来过人了。王会悟赶紧跑上楼，把坐在门口附近的翻译杨明斋（山东人，俄共党员）喊了出来，向他简单叙述了刚才发生的意外情况。杨明斋马上回屋翻译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警惕性很高，当即宣布休会，匆匆收拾了自己桌上的文件便走了。当时讨论正在兴头上，有些代表觉得这是否有些大惊小怪了。张国焘则带着责备的口气冲着李达嚷嚷：“王会悟怎么搞的？把会给搞散了！”意见归意见，既然共产国际代表起身走了，会议不便继续进行，大家也就随之散去。
　　中午12时左右，王会悟正在家里做饭，李达回来了，面有愠色。他指着王会悟的额头说：“你是怎么回事？今天搞散会议，你可要负责呀！”
　　下午两三点钟，李达到李汉俊家里探听消息。四点多钟他一回到家就向夫人道歉：“很对不起，今天错怪你了！”原来散会后不久，便来了两辆警车，好几个法国巡捕冲进李汉俊家，追问上午聚会干什么。精通日、英、法、德四国语言的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答复巡捕：上午来了几个教授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问题。巡捕在李汉俊家里搜出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质问道：“难道这种赤色的书籍也与文艺复兴有关吗？”“这是我在贵国首都巴黎购买的。”李汉俊轻松地回答。巡捕扑了空，又没抓到什么把柄，只好悻悻地走了。李达讲完事情的经过后，竖起大拇指对王会悟说：“你今天立了大功！”
　　党的“一大”停开了两天。在此期间少数代表秘密相聚，商量另择开会地点之事，王会悟也参加了。大家提了好几个方案，有的建议在上海找个旅馆，有的则主张到杭州西湖。代表们认真分析后认为，在上海，警察和宪兵专门侦察聚会地点，我们这么多人聚集到一块儿容易引起警特的注意；到杭州西湖，无疑入虎口，因为那里是达官显贵的游乐场所，护卫军警较多。王会悟冷静想了想，觉得自己的家乡嘉兴南湖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于是她开口道：“我今天又要多嘴了，我来出个主意吧。离我们桐乡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那个地方景色秀丽，但不像杭州西湖那样引人注目。我们不妨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
　　董必武听后首先赞成：“王先生提的这个建议好！她是个非常靠得住的人，是个有知识有思想的女孩子，我们应该相信她。”
　　“我也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合适。”何叔衡接着说。
　　两位年龄最大，阅历较深的代表率先赞成王会悟的建议，其它同志再未提出更好的方案，会议地点的转移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7月30日晚，李达派王会悟去上海火车站打听去嘉兴的车次。次日拂晓，代表们或着西装革履或穿长袍大衫，各自买票，分乘几节车厢前往嘉兴。列车8点多抵达嘉兴站。王会悟按事先的准备安顿大家在张家弄鸳湖旅馆住下，然后洗脸、吃早饭。随后，请帐房先生帮忙租画舫。原准备租条大的，但已被人头天预定完了，只好花4元5角钱租了条中号的，并花3元钱订了一桌酒菜，连同小费在内共付了8元。9点钟离开旅馆前往南湖时，虑事周到的王会悟特向旅馆借了副麻将牌，并对帐房先生说：“请给留两间好点的客房，如果这里好玩，我们晚上再回来住。”
　　到南湖之后，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代表由王会悟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会儿，其目的是观察船停靠在哪里比较合适。代表们到船上开会时已近11点钟，开了一个小时的会便在船上吃午饭。
　　当时非代表仅王会悟一人，坐在船头放哨。那天游客不多湖中来往的船只不过四五条。临近傍晚，湖中游船只有两三条了。这时，远处传来嘟嘟响声，代表们疑是巡逻艇，决定临时休会，拿过桌边的麻将牌假装打起麻将来。后来了解到这汽艇是城里某绅士的，大家松了一口气，接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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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9 10:32:59 作者：常家树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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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andyto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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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