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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

　学过现代文学史或学术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鲁迅与顾颉刚是一对冤家，彼此之间一提到对方，就忍不住笔露锋芒，骂他个鲜血淋漓。尤其是鲁迅，甚至不惜在历史小说《理水》中，塑造一个很可笑的“鸟头先生”来影射讥讽顾颉刚。比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你们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为什么这样影射呢？原因是顾颉刚根据文字学将“禹”解为“蜥蜴”，从而得出“夏禹是一条虫”的结论。而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根据文字学将“顾（顾）”字分解为“雇”（本义为“鸟”）与“页”（本义为“头”）。所以，不少人说鲁迅这是在利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因为这让人想起《水浒》中的骂人话，“鸟人”！而在鲁迅的私人通信里，则直接将顾颉刚称为“鼻公”、“鼻”、或“红鼻”。比如在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５日致章廷兼的信中，鲁迅就写到：“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发，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再比如同年８月１７日鲁迅致章廷兼的信中又有：“遥想一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于‘西子湖’而发挥咱们之‘不好’，一面又想起起诉之‘无聊之极思’来。湖光山色，辜负已尽，念及辄为失笑。禹是虫，故无其人；而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以自慰欤？……近偶见《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查汉朝钦犯司马迁，因割掉卵子而发牢骚，附之于偌大之《史记》之后，文尚甚短，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已。”为什么这样称呼呢？原因就是顾颉刚长了一个红红的酒糟鼻。这当然也是很不厚道的人身攻击。所以有人认为这是鲁迅拿人家生理缺陷做文章的“失德之举”。
　　现在的问题是：鲁迅为什么这么刻毒地挖苦顾颉刚的“生理缺陷”？照说，鲁迅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和鲁迅发生争执的人多了，用聂绀弩的话来说就是“有文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与战为缘”。可无论争论的人有多多，也不管争论得如何激烈，我们都没有看到过鲁迅公开或私下里拿对方生理缺陷做文章。不特此也：１９２２年，当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北京时，因为写文章批评了北京学生上演的戏剧，结果惹怒了这群天之骄子，立即就有北大学生魏建功写出一篇《不敢盲从》以为回敬。文中，作者故意在“看”、“观”、“盲从”等字上大做文章，大搞人身攻击，而这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反感。他马上写出了《看魏建功君〈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在文中，鲁迅怒斥这种利用别人生理缺陷对其进行攻击的人，是“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在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６日，为《孔乙己》做“附记”时，鲁迅也曾明确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既然如此，那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有这样的“失德之举”？顾颉刚到底什么地方开罪了鲁迅，使他这样不顾自己原则地，对其生理缺陷一再实施旁人看来甚是过分的攻击？而且，这种怨恨一直持续到鲁迅晚年。比如在１９３４年７月６日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提到顾颉刚时，仍然这么刻薄地写到“三根（指顾颉刚，因为在中国古代相面语中，‘三根’即指鼻梁———笔者）是必显神通的，但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岁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我连忙逃走，不知其又何以不安于粤也。现在所发之狗性，盖于在厦大时相同。最好不要与相涉，否则钩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真使人不胜其扰。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
　　对鲁迅如此刻薄顾颉刚有很多解释。有人（比如唐振常先生）轻描淡写，认为这不过是“开玩笑”：“谑而不虐，这个玩笑开得颇有童心，近乎天真。”这显然不对。因为没有人会拿原则开玩笑。而有人（比如陈漱渝先生）则根据鲁迅与许广平和章廷兼的通信内容认为鲁迅不满顾颉刚，主要是因为“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２０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军’、‘制宪’、实行‘联省自治’，甚至反对驱逐废帝溥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论敌。”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不能完全解释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这么仇恨。因为即使对胡适和陈源，鲁迅在论争时，也没有违背自己为文原则而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更没有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影射。对“阎王”这么“宽大”的主儿会对“佩服”他们的“小鬼”那么严厉？这从道理上讲不过去。
　　当事人顾颉刚对此似乎也有些莫名其妙。《顾颉刚年谱》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５日顾氏日记，有他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３年补记的两节，对他与鲁迅在厦大的冲突，有这样的说辞：“林语堂来信嘱换聘书改为史学研究教授。予骇问其故，则谓自《古史辨》出版后，学术地位突高，故称谓亦须改变。然此时引起潘家洵的嫉妒，渠与我同住十年，且谈话最多，我之所作所言，无所不知，厦大本只请我，而他……未得延聘也，瞰我何日上海上船，即束装以俱登。我性不绝人，到厦后即为向……林语堂介绍，林氏以为其为素识，乃照北大例给以讲师头衔。这一来就使得他火高三丈，与我争名夺利起来，称我曰‘天才’又曰‘超人’，逢人就揭我的短（我一生未做过良心上过不去的事，但仗着他的能言善道，好事也就变成坏事）。值鲁迅来，渠本不乐我，闻潘言，以为彼与我同为苏州人，尚且对我如此不满，则我必为一阴谋家，惯于翻云覆雨者，又有伏园川岛等从旁挑剔，于是厌我愈深，骂我愈甚矣。”也就是说，他以为鲁迅不满他是因为潘某的攻击与伏园川岛的挑拨，但实际上鲁迅对他的不满并非这个原因。这点，在顾颉刚后来给胡适的信中，他自己也有所察觉，所以他才在信中这么感慨：“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
　　在这诸多的解释中，胡文辉先生提到的一种特别让人感兴趣。他在《鸟头与红鼻》一文中说：“鲁迅与顾颉刚交恶是现代文化界上的一大公案，据说起因是顾颉刚曾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鲁迅自然耿耿于怀，从此就‘盯’上了顾颉刚。”我之所以对这种说法感兴趣，是因为鲁迅对别人造谣，说他呕心沥血之作《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别人著作的人的确深恶痛绝。１９２６年陈源公开在报上说鲁迅，“他常常挖苦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到刻骨铭心的痛快，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情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本来是自古已有的道理”。为这个缘故，鲁迅不仅当时把陈源骂了个狗血淋头，慌得陈源的好朋友徐志摩为助朋友一臂之力，而出面要求双方“带住”。而且在１０年后的１９３６年，鲁迅在做《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时，还在提及此事：“当１９２６年，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了中译，我的书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可见鲁迅对此事的怨恨之深。如果顾颉刚的确是在这事上“做了什么孽”，那鲁迅对他怨恨也就容易理解了。可是，此说也有几处难惬人意：首先，说“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这从二人的知识背景上说不过去：陈源乃留英博士，他的文化背景以西学为主。换句话说，他对国学或东洋（日本）学问不太在行，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所以，不太可能知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何关系，进而“造谣”说“抄袭”。这情形，正如鲁迅在《不是信》中对陈源造谣说自己骂个学生抄袭了郭沫若的几句诗时所言，“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铭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抄袭。陈源教授的那些话，说得坏一点，就是‘捏造事实’，故意挑拨别人对我的恶感，真可以说发挥着他的真本领”。而在这方面，专弄国学的顾颉刚显然比他在行也更有资格。其次，如果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那鲁迅骂陈源当比骂顾颉刚厉害。但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言：鲁迅骂陈源虽然厉害，可并没有像骂顾颉刚那样进行人身攻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鲁迅恨顾颉刚比恨陈源厉害。为什么？理由只有一个：谣言的制造者比谣言的传播者更可恨！所以，我们不妨先推出这样一个结论：说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传播者虽然是陈源，可制造者却是顾颉刚；不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而是“陈源误信了顾颉刚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那么，这个结论除了逻辑上的理由外，有没有直接证据呢？
　　这证据就出自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写的回忆录《历劫终叫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在书中，提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所谓“抄袭”一事时，顾潮这么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１９２６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在《不是信》中说道：‘盐谷氏的书，的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也就是说，在污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事上，出面传播谣言的虽然是陈源，而制造者却是顾颉刚。
　　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鲁迅对顾颉刚如此愤恨，以至于不惜在信件和小说中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原因了：其一，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被别人判为抄袭者几乎就意味着他学术生命的完结。所以，鲁迅对造谣的顾颉刚深恶痛绝而对其酒糟鼻进行没完没了的攻击，对传播这个谣言的陈源也谓之“谎狗”！其二，鲁迅所以特别恨顾颉刚，还因为他是一个“阴谋家”：自己造谣不公开，却叫陈源在报上叽叽喳喳。这特别让人感到愤恨（因为他造谣）而无奈（因为他没公开）。
　　有意思的是：陈源在后来编辑自己文章时，对这段与鲁迅争论的文字，他一篇也没编进自己的文集。也许，他也多少对此感到了委屈。倒是陈源与顾颉刚的共同朋友胡适曾出面为陈源洗刷过：１９３６年底，胡适在写给苏雪林后来又公开发表的一封信中写到，“通伯先生（即陈源———引者）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俍工译出，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在这封信中，胡适承认了说鲁迅抄袭是“冤枉”，并承认造谣的人是“小人”；不过，胡适这样说还是为了替陈源洗刷，也掩护了顾颉刚（那“小人”不是顾颉刚，而是张凤举）。可谓用心良苦。可惜，顾颉刚的后人并不领情，还是白纸黑字地将这个“功劳”算在了自己父亲头上。胡适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会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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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2 9:06:04 作者：孙玉祥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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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