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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1985年著作：中国的前途(九)

15、迷途已远，回头非岸，来者可追乎？
张五常
85年5月23日

不久前，在一次关于台湾的谈话中，邓小平说“三民主义”在中国推行了几十年，证明是行不通的。“三民主义”是空中楼阁，是否可行只有天晓得。但要说大陆在解放前的“资本主义”行不通，却是对的。问题是，共产制度在中国也推行了几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实。

中国的执政者喜欢将共产失败归咎于文革，文革的失败归咎于“四人帮”，但文革之前又怎样了？一九五八年所兴起的大鸣大放、人民公社、大炼钢，比起文革的恐怖，难分上下。在这些不幸之前的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又何尝是一个足以炫耀的制度？若说共产制度时日方浅，那么要等多久才能表达它的“优越性”呢？若说中国的情况特别，私产制度是行不通的，那么特别的地方又在哪里呢？就算不谈经济，纯以主观的伦理及公义的角度去看，共产政制又有什么可取之处？

很多人——（每一个人，连我自己在内）都有自己的理想，都会不满现实。不满现实是人之常情，也是促长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要改进生活并不是走向理想之邦，也用不着不着边际的口号。奈特（F•Knight）说：“理想的社会是没有希望可以达到的。”布格南（J•M•Buchanan）说：没有希望可以达到的就算是理想了。我说：“理想与绝望相同。”
在表面上，历久以来，中国的老百姓是在大字标题的理想主义下偷生。说什么三民主义，什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什么幸福社会，所赢得的何尝不是一穷二白？一个知识落后的民族会较容易被口号误导，但我不相信有先天智慧的中国人可以被空泛之词欺骗了几十年！在革命的初期中国某些执政者可能是有善意的，但其后的种种演变不外是权力斗争，将人民的生活视如粪土。

仍重理想不重实际

最近几年，情况是好转了。我从不怀疑目前的几位主要执政者对人民的善意。但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仍是重理想不重实际。到今时今日，难道中国人受“主义”的迷途之苦还不够吗？香港人不知主义为何物，不足为奇，但世界上有哪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是以“主义”挂帅的呢？我不知“主义”所指的是什么，即使是“资本主义”也不清楚。经济制度的分别是以权利界定的办法作准则，与“主义”无关。社会的经济运作是不能用一个信念来推动的。

我不仅反对以“主义”作经济策划，就是以“理论”为基础我也不赞成。这不是说理论中没有真理，而是因为理论五花八门，鱼目混珠，我们是不能期望执政的人能分辨真与假，懂得孰是孰非。以理论辩证是科学上的事，好的执政者是不需要明白的。更何况在一般的报导中，一个理论究竟是说什么，误解的成份远超正确。任何好的理论都需要很多复杂的假设，非行内人不容易有深入的领悟。我批评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是因为它逻辑不通，而且是理论所需的假设，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不幸的是，对一个知识落后的民族，模糊不清的“理论”却大可被执政者利用，加上各种口号来增加自己的权力。

假若我跟一个共产的支持者辩论，我就一定会问：人的出发点是不是自私的？只这一问我就胜了！若说不是自私的，那么人的出发点是怎样的呢？说人不自私并没有说人是怎样的。若说人是有时自私，有时不自私，那又从何而定？不自私的地方在哪里？若说人是可以改造成大公无私，为社会谋福利，舍己为人，那么人怎么可以生存呢？若说人人是可以被改造到惟命是从，半点费用也没有——那就是说，假若执政者有上帝之能——那么一个标准的人是怎样的呢？如瓜似菜？如电脑？如科学怪人？若说人是半点主意也没有，那么又何必谈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

绝对不会走回头路

假若人是自私的——就是帮朋友、教学生、捐钱、为孩子劳碌，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我们就要问：哪一种权利界定的制度，能使自私给社会带来利大于害的最大差距？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文内，我用最新的产权经济学推断，结论是，私产制度因为交易（非生产费用）最低，所以私产会带给社会最大的利害差距。共产或“社会”制度的理论失败不是不通（马克思的不通，但通的也有），而是这些理论忽略了交易费用（非生产费用）的存在。我可以说，明确地指出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可以将理想的理论带到实际中去。

中四年前（三年前发表）我就推断了中国会走向近乎私产的制度。在大致上——尤其是农业——这推断是实现了的。但“私产”有不同的程度，办得不够健全就大有问题。国民党时期的“资本主义”是前车可鉴！目前中国正在转变中的产权制度，与“及格”的私产相去仍远。但因为中国目前的制度，因为过于混乱，是不会持久的。向前看，中国可选走的路只有三条半，而其中的一条半她是不会走的。余下的路只有两条。

中国不会走的一条路是回头路——重开大锅饭，巩固铁饭碗，增加阶级斗争。当我在一年前说中国走回头路的机会很小，很多人不同意。但这不同意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般对共产政治比我认识得多的人，认为共产制度反复无常，宽紧不一，上落难测，所以中国走回头路的机会是很大的。他们向我提出不少共产国家以往的经验。但我认为这“以往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的观点，没有明确的假设，算不上是推理。这正如一些人看股市，见有上有落，认为既然上升了，就一定会下跌——这也算不上是辩证。在股市上，我当然不能断定上升了的股市不会再下降至某一个指数（否则发达可期）。这是因为推断股市所需的假设及局限过于复杂。

极可能走印度之路

要推断中国不会走回头路是比较容易的。我的结论是基于五个因素。第一、绝大部分的农民与耕地都有了包干合约，走回头路就要解约，政府要失信于天下；解约会引起暴动的可能性姑且不谈，大饥荒是无可避免的。第二、虽然中国的市场仍然是受到多种管制，但毕竟稍具规模的市场是被推动了。市场的威力大得惊人，断不是一些禁止黑市的口号所能压制的；我怀疑中国有足够多的不贪污的“干部”资源去大事压制已被推动了的市场。第三、外资在中国施展了竞争的压力，也促长了不少为外客而设的服务及供应；中国没有足够的资金用正当的途径去解散外资，若再强行取夺，有谁再跟中国协商呢？第四、外间的讯息在国内已有立足之地。若要再加强“思想改造”，旧的口号不管用，新的有效口号难以发明。第五、中国人民的生活是有了改善。要他们放弃既得的利益，可能要比叫干部们
放弃特权更难。

要压制以上五点其中之一已极困难，要一起向后转就无法办到。走回头路是需要再来一次象四十年前的革命。在当时，农工的生活苦不堪言，“唤起民众”的口号有效率。在今天，虽然农工的生产还是很贫苦，但老调难以重弹，经验不容易忘记，而中国外邻的生活水平早已今非昔比。

有些人以为中国会走社会福利的路——象某些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这只是半条路，因为福利的“免费”午餐算不上是一整个制度。虽然中国的宪法大事宣扬多种福利，我以为这半条路是不会大规模地施行的。理由很简单：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太穷，要大量费用的“免费午餐”只能是画饼充饥，说说罢了。

余下的只有两条路。其一是走向私产制度，推行法治，更大胆地放宽市场。其二是印度之路：增加分类管制，让干部们各据一官，划分固定的贪污权利。以这二者选择的相对机会大小来评判中国的前途，我今天的推断是三、七开：前者占三，后者占七。为什么呢？

我屡次强调，中国走向私产的道路只有两个障碍。其一是讯息不足，其二是干部们不肯放弃等级特权的利益。在讯息不足的问题上，因为中国把大门开放了，再也关不起来，我们是有理由乐观的。共产制度难以在有了真理讯息的情况下久持。但一个界定了贪污权利的制度，却可以长久地与真理抗衡。这是因为分门别类的固定贪污权利既可“治乱”，也有弹性。很多种贪污——尤其是为便利贪污而管制所引起的贪污——往往没有受害人，虽然管制的本身对社会有害。又因为贪污是在台底避去了管制，贿者与受贿者相互得益，大家就不再理会解除了管制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利益。偶然有几个有能力足以反对的人，就不难被“拉下水”，分享一点甜头，心安理得，什么社会贡献也就抛诸脑后了。真理的讯息重要，但利用讯息是要有利可图的。因私利而不用或甚至压制讯息的例子多的是。有能力利用讯息改进的人成了贪污者，改进就会半途而废。

说到干部们不肯放弃等级特权的障碍，我曾经建议将某些资产干脆地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作为放弃特权的交换（其后在私产制度下的竞争，会再将财富分配）。这个建议在伦理上是说不过去的。但在现实的角度看，其他的办法有一个严重的隐忧。中国的希望是要将一个以等级特权界定的制度——即共产制度——转为一个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即私产制度。但这两个制度之间，却存在着一个以分类管制而界定贪污权利的制度。三者都是可以减少混乱的。但当共产制度保不了——要放弃等级特权——若中央的政策不是一步跨到私产那一边，干部们就会设法霸占贪污的权利。中国人一向都是贪污的老手。干部们会鼓吹管制的需要及好处（事实上他们正在这样做），增加贪污的机会。一旦各项管制的贪污权利被占有了，有了界定，河水不犯井水，更大的改进就难了。

改革必须大刀阔斧

有一个儿童游戏，叫做音乐椅（Musical Chair ）。多张椅子放好了，音乐在响着，一群儿童绕着椅子转。音乐突然停下来，儿童们就抢着霸占椅子，找不到椅子坐的就算是输了。中国正在改革——音乐正在响着。一旦音乐停下来，干部们所霸占的椅子是怎样的呢？这是中国前途的问题所在。

假若音乐现在就停止，我可以肯定地说，每一张椅子都是一项管制的贪污的权利。所以我不仅反对音乐的停顿，也反对音乐缓慢下来——中国不能让干部们有找寻“贪污椅子”的机会。中国的希望，是要将音乐继续不停地奏下去——虽然在急速的转动中混乱在所难免——让中央的执政者体会到现有的椅子是要换的：推行法治，推行私产，放宽市场——使椅子脱离了贪污的权利。到了那一天，音乐会自动地缓慢下来，因为法治私产与市场是会治乱的。

我反对目前很多人所提出的较为缓进的或较为中庸的改革办法。主要原因，就是我肯定中庸之道是印度之路！

根据以上分析,我可以大胆地对中国的前途作如下的推断。在目前，唱中庸，管制的调子正在兴起，音乐有迹象缓慢下来。假若中国在五年之内再没有动荡性的改革，印度之路是走定了的。我所指的动荡性改革，是例如解除外汇管制、解除出入口管制、取缔国家职工制、让土地自由转让、废除国营市场、将国营企业私产化、政府大量将土地拍卖等。若这些改革其中任何一种被施行，整个制度的改进就会继续。这是因为一个有动荡性的改革会将缓慢了的音乐加上活力，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的改革就会被带动了。

几个月前，在一次对中学生的演讲中，一个学生大声问：“中国可以在二十年追近经济先进的国家吗？”我答到：“机会很小。”他再问：“我不是问会不会，而是问有没有可以追近的办法？”咄咄逼人，后生可畏。我站起来，答到：“假若中国真的能撇开面子，拼除成见，推行明确的私产制度，那就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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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6-11-5 11:25:35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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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