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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1985年著作：中国的前途(八)

13、中国大酒店（之二）
张五常
一九八五年五月三日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热门题目，是关于因行为所引起的目的以外的副作用。经济学者把这些副作用加上了好几个不伦不类的“学术”名词（例如Exter nalities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听起来深不可测，其实说穿了就不过如此而已。一间工厂为了生产而污染了邻近的物业，是一种有害的副作用，要怎样处理才合乎经济原则呢？一个农民种果树，使隔邻养蜂的人增加了蜜糖的生产，是一种有利的副作用，又要怎样处理呢？关于这些副作用的处理问题，高斯所创的定律石破天惊；但这与本文无关，按下不表。

跟本文有关的，就是经济学者一向都善于指出多种有害的副作用；除了蜜蜂采蜜的例子，有利的副作用差不多是一片空白。这是那些不着重实际观察的纯理论家要付的代价。

在中国的前途问题上，我花了两天的篇幅去写中国大酒店，目的是要指出外资在中国不只是大家图利那么简单——副作用的影响可能比生产及赚钱更重要性。我要强调的是那些常被忽略了的由外资所引起的副作用。以中国大酒店为例是颇为明显的选择，但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当然外资所引起的副作用不一定是有利的——欺骗的行为是一例——但一般而言，有利的副作用是比有害的副作用大得多。

引进外资的有利副作用

以中国大酒店为例，它的服务起了瞩目的示范作用，促长了竞争的压力，而它所训练的人才外流，也是酒店本身收益之外的有利副作用。虽然国内的国家职工的工资增加了弹性的发展，是起于中国大酒店之前，但这铁饭碗软化的现象，却是在外资兴起之后。在经济学上，估计副作用的价值在目前仍无法办到，但对正在改变制度的中国，外资所引起的副作用对中国的价值，很可能是远超生产的直接贡献。

令人感叹的就是中国的执政者只懂得急功近利，漠视了副作用的重要。又因为有着多种的管制，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将有利的副作用压制了。举一个例。中国大酒店一向都是门户开放，欢迎本地人光顾。本地人光顾酒店的自由，是有着重要的传达讯息的副作用。但因为外汇管制及一国二币的存在，他们在酒店内支付人民币，是要在外汇券的价格上加百分之五十——虽然比起目前的黑市汇率，这“加五”仍是较低的付价。最近中国政府要加强禁止外汇黑市，宣布了酒店不准用二币二价——“加五”变成了非法。假若这个政策是被严厉地执行，只准二币一价，那么中国大酒店对本地人的光顾就不会笑口常开了。就算酒店是非让本地人光顾不可，酒店当局怎会不将付人民币的视作二等顾客呢？换言之，在有外汇管制及一国二币的情况下，禁止二币二价就压制了一个有利的副作用。

在半年前林行止曾经为文批评中国大酒店用二币二价的办法，认为是有失国体。但他是忽略了二币二价是同价（或是价格接近），也忽略了若二币二价被严禁，本地人就会被歧视——国体何在？国体之失，不是因为二币二价，而是因为促成二币二价的外汇管制。面子的争取是不能强人所难的。

对外资外商也有好影响

在目前，中国大酒店的应付办法，就是将白色的二币二价市场信息改成灰色。本地人（或任何人）支付人民币还是要多付百分之五十，但这“加五”不算是附加，而算是“按金”。酒店发出按金收据，指明顾客在将来若能交还外汇券，酒店就会依收据交回外汇券面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人民币。中国政府若真的要杜绝二币二价，是可以的，但这不仅是阻碍了一些互相得益的交易，而酒店的重要示范副作用，也会被削弱的。

我在上文所提及的有利副作用，是针对中国本身改革的影响。对外资或外商的影响也是值得一谈的。中国大酒店的成就，跟几年来我们常听到的外资“焦头烂额”的故事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中国大酒店对外资的示范，影响了后者到中国投资的意向。当然，近一两年来我们常听到外资或外商在国内赚到钱的例子，也察觉到跟中国做意是有着颇为明显的改观；但近年来我多次跟外商的倾谈中，说到比较成功的例子，他们总不免要举中国大酒店。

中国大酒店对外资的示范，是有两方面的。第一方面是建筑与装修；第二方面是经济的收益。在美国我对建筑很感兴趣，所以当我住该酒店时，对它的建筑与装修特别留意。这酒店不是一间突出的建筑物，骤眼看来甚至是平平无奇。但细察之下，我就越想越觉得不简单。这建筑物既没有“花招”也没有不伦不类的“艺术”设计，而是在平稳中将琐碎的东西做得很好。例如房内大衣柜的门拉合后不见空隙，浴室墙上的瓷砖井然，浴缸与墙之间的灰泥阔度平均而没有裂痕，大厅的花岗石平坦而色泽一致——这些琐碎工程的难度，一般人是不容易明白的。我更听到不少人称赞该酒店的冷气及泳池的水——我从来没有见过水转得那样快的泳池。

酒店与长期债券的选择

中国大酒店的建筑与装修，要是在美国，是不值得书写的；但将它放在“共产”中国，就称得上是鬼斧神工。我们不妨考虑如下的困难：该酒店是一座西式建筑物，中国的工人有技术问题；装修所用的绝大部分是舶来品，进口有多种管制，而忽略了一项或计算错了又要再办进口；大部分的工人是在国内雇用，香港去的与本地工人合作要有管理天才；广州电力不够，电话不通，食水有味，去污水的渠道容量有限，都要解决。据说中国大酒店的总建筑费用大约是一亿一千万美元，跟香港差不多。虽然国内的工人工资远比香港低，但考虑到种种困难，这成本实在是难以苛求。这酒店的建筑与装修的主事人的魄力是令人佩服的。

曾几何时，几位在中国设制衣厂的外商不约而同地告诉我，要在中国出产合乎规格的成衣是难于登天。中国大酒店的建造，却显示事有可为。形容这些港商是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应该是适当的。

中国大酒店是由六位港商合资，都是甲级的生意人物。要是他们在这项投资上损了手，其他的外资岂会不望门兴叹？大致上，该酒店的中港合约为期十五年（启业后起计），其后港方就要将酒店交还中国。港商出了百分之三十的现金，其余的资本是借来的。收入的盈利是要先归还本息。在一年前的估计，将全部本息归还（连港商的现金本息）大约需十至十一年。余下年期的盈利，中方与港方平均分账。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在利息以外有收入的投资都是好投资。港商明白这一点，但我却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在五年前这项投资是上算。这是因为任何投资都有风险，而在中国投资的风险要比其他地方大得多。本息归还是十年后的事，依照中国以往的左革右革的经验，血本无归的可能性是不小的。更重要的就是在五年前（酒店合约的签订日期是八零年四月二十日），美国的万无一失的除去通胀的实质长线年息利率高达十至十二厘！中国大酒店怎能胜过当时的美国债券？所以港商在当时的决定总是给

我一点“爱国多于爱钱”的感觉。

有钱赚比口号有说服力

以目前的形势衡量，这项投资是上算的（虽然仍是及不上在当时买美国的长期债券）。这是因为有三个比预期好的因素。第一、比起几年前，利率是有了大幅度地下降。第二、酒店范围内的办公及公寓大厦（尤其是办公的那一部分），收入比预期的好。第三、因为客似云来，酒店本身的房租升得比预期的快。假若现在的形势不恶化，归还本息的日期大约是减少了两年。

对外商而言，有钱赚的讯息，是远比任何口号有说服力。这是中国大酒店及其他赚钱的外商所作出的常被人忽略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我认为中国的执政者应该从中国大酒店及其他外资的经验中体会到宝贵的启示。他们应该体会到国家职工制的一无是处，应该开始明白自由择业及转业所含义着的劳力私产化的重要。他们应该了解到国营能胜私营的生产或服务，是很少的。他们也应该考虑若将土地租出或卖出给外商，合约容易处理，而外商更能尽展所长。地租或地价的收入，就会因为交易费用的下降而比他们现在所预期的可观，而后者更远为干脆。但土地是不应该由政府待价而沽的——政府要尽可能让资本落在善用者的手上。（若香港老早用上近十年来的补地价政策，经济就不会有今日的成就。）将土地私产化，让投资者在市场上竞争，得益的是消费者。

赚钱对社会有贡献，但急功近利可能有害。中国大酒店及其他外资在国内所施的压力，中国政府是不应该因小利而反抗的。合乎经济原则的做法，不是反抗外资的压力，而是将国营企业私产化，与外资竞争。最近深圳菜农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个因小利而反抗外资压力的例子。因小失大，对中

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好处。

1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张五常
八五年五月十七日

香港与中国之间历来的关系，是少有的传奇故事。但可能因为香港是弹丸之地，既无可战之兵，亦没有在国际上有半席之位的政客，历史学者总认为香港不值一提。外国的小说作者倒是不肯放过香港的。但小说归小说，奇的不传，不奇的却传得奇哉怪也。甲午（鸦片）战争前后史实的资料，在美国某些图书馆内是极详尽的。在大学念书时，我曾经花过三个月，用这些资料写文章。一般人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因为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权而起的，与鸦片无关。这件事，东印度公司的年谱及怡和公司两位创始人之一的James Matheson 给英国政府的信，解释得很清楚。林则徐若不烧鸦片，那场仗也是一样会打的——这并不是说英国是做对了。广州几间“公行”垄断了中国的外贸，而多个英商只能与一间公行贸易，英国商人就纷纷建议政府用武力强迫中国开放。鸦片呢？在南京条约后，鸦片进口畅通无阻。竞争激烈，利润就直线下降。到了国民党时期，中国的官商知道不管制入口无利可图，鸦片于是又再被“严禁”。

中国在第一次（南京条约）开放后，外商抢先与中国贸易而弄到焦头烂额，跟最近几年来的第二次开放后，外商与中国贸易的经验，有很多相似之处。要写一本有趣味的书的人，不妨考虑去翻阅旧载，以生动的文字叙述第一及第二次开放后的无知而乐观的外商的故事。除此之外，香港在战前的发展史是不容易写的。这是因为在沦陷期间，日军将绝大部分的档案毁灭了。

制度优劣决定经济盛衰

自光复后，香港就进入了另一个传奇时代。几十年来，大量难民的涌至及迅速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界有名的以资源短缺而有大成的例子。但香港的发展有很多地方是被人误解的。例如许家屯不久前在国内的一次讲话中，认为香港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水平跟大陆差不多；香港的迅速增长是七十年代的事。这观点是不对的。在解放前香港与广州相若，但自五十年代初期起，香港的经济增长就远胜中国。国内的人很喜欢以高楼大厦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许家屯可能是被大厦的多少误导了。他可能不知道除了一两间建筑物（如旧的上海银行），香港政府是到了一九五七年后才准许兴建五层以上的楼宇，而在一九六二年所改的建筑法例又犯了大错，使不少大厦建了一半就停止下来。虽然我找不到许社长那次讲话的全文，我认为他言下之意是对的，假若中国能将制度现代化，她的经济增长率会很惊人。

举另一个例。多年以来我们听过不少关于香港因为各种“特殊情况”而有惊人经济发展的神话。年多前，中国的经济学者钱俊瑞到香港视察后，也就将这些“特殊情况”重述了一遍（见《卖柑者言》内的《评钱俊瑞的香港观点》）。但毕竟这些神话近十年来是越来越少听到了。这不是因为香港的情况不“特殊”而是因为这些情况的转变，及比起其他地方类似或不同的经验，人们都体会到香港的发达是不可以以“特殊情况”来解释的。这不是基于什么理论而是事实的矛盾不可能持久。

自邓小平复出后，香港与中国之间的传奇故事更是说之不尽。在一方面，中国要搞统一，引起了九七问题。因为中港的制度截然不同，将来演变得怎样，学者们是不会放过的。在另一方面，中国开放后香港能对她所作出的影响，也是引人入胜的。今天大字标题的“一国二制”，九七之后会不会变成一国一制呢？香港的人口只有中国的二百分之一，土地千分之一，但财富却达六分之一。将来被影响了的究竟会是哪一边？

外汇的重要性已退居次要

在两三年前，一般人认为香港对中国的主要贡献，是替后者赚取外汇。在当时，估计中国经香港而得的外汇数量是一个热门话题。但这个老生常谈的观点，是越来越少被提及了。这显示大家都体会到香港与中国之间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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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6-11-5 11:24:57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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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