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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1985年著作：中国的前途(四)

6、铁饭碗与国家职工
张五常
85年1月10日

在走向一穷二白的路途上，“大锅饭”与“铁饭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大幅度地增加了监察费用，以致生产下降。大锅饭的主旨是要分享他人所得，而自己的生产亦要给他人分享；铁饭碗的主旨就是无论工作人员是否勤奋，雇主（或国家）不仅不能解雇，还要给他们提供起码的生活保障。二者都是在非私产制度下才能存在的安排。

在比较旧一点的经济学上，“劳力给别人分享”及“不做也有收入”都会削弱工作者勤奋的动机（Incentive）。这观点是对的。但因为“动机”不是可以被见到或被量度的，我们从事研究的，若要用“动机”的概念去推出可以被事实考证的含义，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是科学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若不是做过多年的理论考证工作，这困难是不容易体会到的。

自交易费用的概念兴起之后，“动机”的概念就显得不重要了。监察费用是交易费用其中的一种（将来有机会我会详加解释）。假若监察费用是不存在的话，因为“大锅饭”或“铁饭碗”而引起的散漫工作态度，可以用大量的监察指导而改正，生产就不会受到散漫行为的影响。但监察是有可观的费用的。若因为“大锅饭”或“铁饭碗”而要增加监察，那么所需的费用是社会的耗费，浪费了资源。若监察不足或不善，散漫的行为就会直接地使生产下降，这也是浪费。二者都是有监察（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引起的。

共产与私产的主要分别

几年来我不断强调以经济效果来衡量，共产与私产的主要分别，就是前者的交易费用要比后者的高很多——中国的民不聊生，在基本上是交易费用过高的缘故。但以这一个角度来衡量经济体制的运作，是比较新的经济学（我可能是第一个从事经济研究的人以此分析共产政制），一般的读者可能要多花一点思考才能明白。我希望上文的例子能使读者多了解一些为什么我坚持私产制度的经济优越性。

农业大锅饭；工商业铁饭碗！将来要写共产中国经济史的学者，这两章是免不了的。在《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一文内，我清楚地指出农业的大锅饭已被取缔了。当然，目前中国农业制度还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但大锅饭的取缔总可算是一个大跃进。在工商业上铁饭碗还是存在的。近两年来，在某些国营机构内铁饭碗变成了“胶饭碗”，有了一些弹性。但国家职工仍然是被政府分派工作，仍然是难以被革职，仍然是难以辞职不干。
在某种程度上，铁饭碗不是共产政制所独有的——在其他地方，只要是非私产的机构，铁饭碗就容易出现。例如在香港试用后而被正式聘请的政府公务员都是有着铁饭碗的保障。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很少听到香港的警察或公务员有特别好的礼貌或工作表现。假若香港的工商业也是有铁饭碗的存在，我们就不可能得到今日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了。

老实说，我在大学里的职位，也是个铁饭碗。在美国，有很多大学——尤其是州立大学——都会颁给某些研究成绩较好的教授铁饭碗的（即Tenure ，除非犯了天大的过失，校方不能解雇有Tenure的教授）。但因为这铁饭碗能引起散漫的工作行为是众所周知，要在较好的美国大学获铁饭碗的保障，是非常困难的（香港的大学批准铁饭碗之易，令人尴尬）。当然也有些学者是希望获得较高的薪金（在美国通常是以其他大学抢聘的薪金为准则）而苦干。

铁饭碗也有积极性功能

为什么政府或政府资助的非私产机构会有铁饭碗的盛行呢？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老问题。我自己的答案是，这些机构所供应的服务是没有市价的。在这情况下，一个被雇者在机构内的工作贡献，就会因为没有市价而难以衡量；另一方面，因为这些非私产机构不是图利的，主事人就没有意图去按经济的利害作决策。那就是说，假若在这些机构内的职工是没有铁饭碗的，可以被上级解雇，而上级又因为机构的非私产性而不按经济的利害作决策，滥用权力的行为就会很容易发生了。换言之，给予这些机构内的职工一个铁饭碗的保障，是约束上级滥用权力的办法（在共产制度下，铁饭碗的成因可能不同）。

在中国，城市内的工作人员，一经政府分派了工作单位，就成了国家职工。“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是一般人描述国家职工的本质。虽然近两年来在赏罚方面增加了弹性，但铁饭碗仍在，转工不易，辞职亦难。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的国家职工制并不只是限于“政府服务”而是被伸展到所有国营工商业之内。

近两年来，情况在基本上有了重要的转变。中国国家职工受到了两方面的压力，而这些压力显然是与日俱增。这一个发展，促使我在两个多月前推断了现有的国家职工制是不能持久的。

第一个方面的压力是外来的。香港的企业家到国内投资设厂或开洒店，大都尽量避免雇用国家职工。他们喜欢找“待业”的青年，以私定合约的方法雇用。这些“合同工”或“临时工”，在外资的机构内，有渐趋“成行成市”之势。这其中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外资增加了竞争的压力，带来了两个效果。第一、外资的产品或服务，是远比国营的优良，所以后者若不改善就会遭遇淘汰。这改善是很明显的，而其中的一个更改就是将铁饭碗加上了弹性。以我自己的观察所得，凡是多有外资竞争的同行国营机构，这弹性增幅最大。第二个效果，就是以往无所适从的待业青年，如今若肯勤奋好学，得到外资者的赏识，就可出人头地。合同工的收入在大致上是远比同行的国家职工为高。长此下去，不准国家职工辞职的规例，就会经不起竞争的压力而被取缔。

限制转业辞职害处更大

第二方面的压力，是由中国本身的经济现代化所促成的。要多赚钱是现在一般的国营生产机构的目标。但因铁饭碗而引起的散漫行为，跟多赚钱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一个内在的压力，目前只是仅见效果——这是因为在现有的国营制度下，赚的钱仍未能清楚地界定为私有；所以除了“台底交易”及某种程度的奖赏外，赚钱的压力还未能大量的发挥。在未来，若工商承包制能有可观的成就，国家职工的铁饭碗就保不了了。

结论很明显。将铁饭碗加上金钱物质奖赏来鼓励生产，是远胜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口号的。但是只要职工不能被解雇，奖赏的办法就总要付出较高的交易费用。选用不同的工资支付形式——例如某些国营工厂已改用件工（工资以件数计）——是会有帮助的，但这些或其他安排的功能，取缔了铁饭碗会更显著。我有权不用你，是保障你对我的承诺的最简单而费用最低的办法。我以为中国的执政者已开始体会到这一点。

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衡量，“难以辞工”或“难以转业”对社会的损害，比铁饭碗更严重。粉碎了铁饭碗可以鼓励勤奋，但勤奋要有所值，而若要勤奋的价值有大幅度的增加，就要按“比较优胜定律”（The Law of Comparative ）行事。我曾屡次强调，每个人若能专于发展自己费用比别人低的行业，经济奇迹就会出现。“比较优胜定律”所能带来的生产费用下降，是远超一般书本所描述的。自由转业是实现这个定律的先决条件。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度里，这个定律的惊人效果是不明显的。但要搞经济现代化，要促进科技，没有自由转业的权利，就难有大作为了。

但自由转业所能带来的经济效果不直接，且须等一些时日。中国的执政者是会较难领悟的。话虽如此，我认为缺乏自由转业的制度，在中国难以持久。这是因为在外资的合同工及自由市场的扩展之下，竞争的压力非同小可。

两个多月前，在一次信报月刊的访问中，我就推断了自由转业是会在不久的将来被许可的。一星期前，我们看到在广东省有两个国家职工申请辞职被批准的消息。我们不仅希望这批准会成惯例，而更希望转业的自由会跟解雇的权利并用。假若国家职工是可以辞职但却不能被解雇，那么将来中国的政府职工，都是些专长于睡午觉的人。

7、外汇管制的谬误
张五常
85年1月24日

谬误是要付代价的。概念或观点上的谬误，可能导致很大的代价。令人感叹的，就是导致大代价的谬误，往往是浅显之极。在中国，跟在其他经济落后的国家一样，外汇的管制是有着一个古老相传而极其肤浅的谬误。在十八世纪初期，欧洲的重商主义者（Merchantilist ）主张对外贸易要有盈余，因为这会引进黄金。但出口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享受入口的物品。贸易盈余就是出口总值比入口大——外人享受自己的产品总值大过自己享受外人的产品——岂不是吃了亏？虽然因盈余而积蓄了黄金，可为将来进口之用，但黄金既不能生息，也不一定会升值，所以在史密斯（A•Smith 1723 - 90 ）后的二百年中，重商主义的观念就渐被识者遗弃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很多国家的对外贸易是以黄金为本位，而很多国家的货币也是以金本位保值的。在这情况下，若黄金大量外流，对国家的币制是会有影响的，所以重商主义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驱之不去，是不难明白的。到了一九四四年，以凯恩斯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财经专家在美国布列顿森林开会，翌年签署了布列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Act ），是间接地用着金本位。不管是什么形式，金本位一旦存在，外贸盈余的争取就总有半点道理。有些国家，因为自己的中央银行滥印货币，引起通胀，黄金外流在所难免。管制外汇是一个以砍头来治头痛的办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少落后国家都因为黄金外流而实施外汇管制。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这管制是原因之一。

一国二币引狼入室

到了一九七一年，布列顿森林协议终于因为受不起压力而瓦解。因为金本位被全部废除了，更多国家的政府难以自制，大幅度地增加货币发行，引起了十多年来的举世通胀。这一个趋势，近几年来已有好转，虽然这好转不一定能持久。以金本位来安定物价，有好处也有弊端。常被人忽略了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在金本位下，物价一旦“安定”不了，引起黄金外流，外汇管制的机会就很大了。

年多前香港因九七问题而引起港元汇价的大幅度波动，于今思之犹有余悸！香港政府最后决定采用的所谓“指导性汇率”，其实就是以美元代黄金，将钞票以美元为本位（七二年前香港是以英镑为本位）。这制度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香港没有中央银行，让港币的供应在固定了的汇率下，按市场对外汇的需求增减而自动减增。有惊无险，外汇管制是被避免了的。

自布列顿森林协议瓦解之后，金本位不再存在；没有了黄金外流的恐惧，外汇管制就少了一个大压力。在此以前没有外汇管制的国家，脱离了金本位后，就让汇率自由浮动。有些以前有管制的地方（如日本）就减少了管制，也让汇率自由浮动。有些地方（如台湾），因为官僚贪污仍存在，管制虽然是减少了，但仍具规模。更有些地方（如印度），贪污无日无之，外汇管制就驱之不去了。贪污是因管制而起，而管制也是会因为贪污而增加了顽固性。

在评论中国的“一国二币”的文章内，我指出要保存现有的二币制度，外汇管制是需要的。姑且不谈贪污，一国二币的制度会加强外汇管制的顽固性。表面上是要外来客付高价，多赚一些外汇，但效果却是引狼入室。外汇管制所能带来的不良效果，罄竹难书，这里不便详述。我们要问，除了便利贪污，除了一国二币有大可怀疑的表面“利益”以外，外汇管制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的答案是，半点好处也没有！有的就是一些肤浅的谬误。
张氏定律不幸言中

有人认为若中国一旦解除外汇管制，人民币币值会大幅度下降，这对国家的面子是有损害的。但几个月前黑市汇率是一百港元换四十五人民币，几个星期前是六十三，今天已是七十二了！在几个月前我跟朋友打趣说，我又有一个“张氏定律”——人民币兑换港币的公价每跌一元，黑市就跌五元！其后几个月的转变，竟不幸被我言中！

在三年前，当佛利民访问中国之后，我写信向他请教了一个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问：“根据我的不完善分析，假若中国解除外汇管制，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市价会比黑市价高，但这显然跟书本的论点不同，为什么呢？”他回信说：“这是因为在公价汇率下，中国仍有很多物品较外地便宜；解除了管制这些物品所含义着的高价值汇率就会生效。”名家所见，果然不凡。

有人认为外汇管制可协助政府积蓄外汇。暂且勿论这积蓄是否明智，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若要积蓄比外汇管制好的办法不胜枚举。我们从来没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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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6-11-5 11:20:2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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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