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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1985年著作：中国的前途(三)

第四个问题——转让权问题——最重要。待我下一篇论衡再分析吧。

4、大搬迁的压力
张五常
84年12月5日

中国十亿人口，八亿以上是农民。假若中国要在二十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保守估计，在这二十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到城市里去。这个“大搬迁”牵涉的数目等于八十个现在广州市的人口。在这迁徙过程中，小城镇会扩大，新城市会出现，而迁移到现有的大城市的会近二亿人！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理由很简单，任何一个在经济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农产品消耗的总价值是不会在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但若要在农村内大量增加农产品以外的工商业产品，就会因费用奇高而难以办到。

我不是建议中国当局要开始策划一些庞然大计，招兵买马，引进外资，在城市盖上高楼大厦，然后上山下乡，用精明的干部从农民中大量挑选适于工商业的人才，然后以徙置的办法，把他们安置在城市，分派工作单位。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变制度，让大搬迁由市场自动调节，由人民自己开动脑筋，自由选择，顺其自然地进行。一个骤然看来差不多是无法办到有大搬迁，只要制度一改，对症下药，其发展的顺利及神速，是会超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私产制市场调整神速

对症下药的药方，就是要让资产有自由转让或买卖的权利。自由转让是有着几个重要的物征。第一、买卖转手时私下议订的市价不可有任何管制；第二成交量不受任何约束，而每一个人都有权大量积聚任何资产；买卖所用的合约形式要全由交易双方自由选择；第四买卖不需政府批准，而在交易转手时，政府不可征收手续成本以上的任何费用；拥有可以移动资产的人，有权把资产迁移到任何地方。真正的自由转让权是一定要基于资产有私人使用权及私有收入权的存在的。我可以说，转让权是达到私产制度的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关键。

有了自由转让权，大搬迁的顺利进行，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日本明治维新（一八六八年）将土地加上了转让权，农民及武士就大量涌到城市。明治政府事前不知道大搬迁会发生，没有半点策划，但跟着的惊人经济增长率，一年之内就极其明显！较近的例子，我们可举七十年代中期，美国因原油价急升而引起不少人民迁移到较温暖的地方。加州、德克萨斯州及佛罗里达州的人口急升。这些地方的政府在事前也全不知情，也没有特别策划。暧的地区地价起，冷的地区地价降，没有什么大不了。在私产制度下的市场调整，反映之快之准，是远胜任何政府的策划。这是因为市场是靠无数人的信息组合，通过市价，不共谋而传达了可靠的迅息。每个人看看油价，看看地产市价，看看就业机会，自作打算。但每个人为自利而行，他就无可避免地影响了各种市价——包括房子的租值及劳力的薪酬——而通过市价的转变，重要的迅息就传达到其他人那里去。地产发展商、工商业专才，看看各种市价，见有利可图，就会急不可待地大展拳脚了。若是没有私产，没有转让权，怎能会有各种市价的指引？没有市价的指引，就没有了个人自动自觉地采取行动。要靠政府从事策划，下令人民服从，由中央指导大搬迁，怎会不弄到一团糟？当然，在市场指导下的大搬迁，某些公共服务——例如马路的建造——由政府办理是可以的（但美国有一个城市，马路由私人供应很成功）。读者可能要问，为什么这大搬迁，在中国一定要发生才能有可观的经济增长呢？在农村里增加工商业不行吗？这可能正是中国执政者目前的想法。他们正在提倡“离土不离乡”，鼓励农民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生产。行得通吗？
人口集中费用下降

要增加生产，决不是只要鼓励人民勤奋就可以办到的！辛勤要有所值。同样重要的，增加生产要减少费用。工商业的发展要人口集中；农业的发展要人口分散。此一自古皆然的规律，是有着很简单的理由。别的姑且不谈，单从水、电、交通、通迅、财务、广告、学习、交流、聘请及招租等各方面看，以个人平均计，有哪一项不是因人口集中而令费用大量减低？又有哪一样对工商业不重要？“离土不离乡”无济于事！

自由转让权容许农民将他们现有的“包干”合约所包含着的地权出让，将他们在土地上的投资出让，换取得一些本钱，迁到城市内一试身手。转让权容许他们用租或买的方法，在城市内能容易地找到栖身之所。转让权也容许他们在城市内自由选择职业或雇主，或学做小生意。没有自由转让权，农民就会觉得离乡有害，到市无门。大搬迁就不可能自动地发生了。
地主资本家会出现

撇开大搬迁不谈，资产的自由转让权，以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衡量，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转让权能使社会的每一个人得到市价的指引，去选择自己认为是比较优胜或成本较低的生产专业。转让权容许各种不同形式的合约选择，能使交易费用下降。转让权容许辞职及解雇，因而减少了保障承诺的费用。转让权容许各种合作生产的安排，扩大了不同生产方法的选择，使生产费用下降。转让权也容许每个人选择自己财富资产的组合，替自己及儿女的前途生活加上保障。明治维新或任何私产制度的经济成就，可不是侥幸的。

问题是，以上提及的转让权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都是间接，且不明显的。在今日的中国，执政者大都以为只要人民能勤奋，现代化指日可待。这观点是错的。他们又以为将市价放在消费品之上，市场的发展就指日可待。这观点是有了进步，但他们忽略了生产资源的转让及市价更重要。
不明显的间接效益，执政者难以明白，因而减少了说服力，阻碍了资产自由转让的发展。这经验可不是中国独有的。据我所知，在历史上，资产转让权是任何经济“大跃进”前的最后一步！很不幸，跟其他共产制度一样，中国还有一个特别困难。这就是转让权所能引起的直接而明显的效果，在表面上显然是“资本主义”；这会引起反对，难被接受。那就是说，若资产可以自由转让，大地主——包括那些借钱买地的大地主——及资本家——包括那些欠债累累的大资本家——就会出现了。

合作社交易费用高

资产集中是转让权其中的一个可能后果，这是中国执政者知道而反对的。受了马克思的影响，他们认为“大地主”及“大资本家”会从事剥削劳力——“剩余价值”就会死灰复燃。他们可不知道，“大地主”及“大资本家”都可以是一穷二白（在目前的香港着实不少）。他们更不知道转让权是避免剥削的最有效保障！香港劳力工人可以辞职来避免被“剥削”；中国的国家职工却因为缺少了转让权而无法辞职。

明显的效果误导，不明显的效果被忽略了，是目前中国对转让权加上诸多限制的原因。农业的包干制只容许某种程度上的转让，但也引起了反对“走资”的言论。现在中国又开始提倡农村“合作社”，协作资源的组合及“集体提留”的处理。合作社能保持“共产”的形象，但以这形式作转让，交易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资产转让举足轻重

在今天，我可以很肯定地指出中国经济前途的关键所在。资产的转让权若不被大量放宽，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只可翻一两翻，再多就不可能了。但若要让多种重要的资产自由转让，共产的形象就保不了。中国的执政者是不会轻易地放弃他们的四个坚持的。另一方面，经济的压力非同小可，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搬迁的压力。“反对转让”与“搬迁增产”将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大冲突。中国的经济前途就要看谁胜谁负了。
目前，这一个大冲突中国绝不明显。这是因为在制度上的改进，农业是比工商业快了一步。农民的生活是因为有了近乎私产的“包干制”而有了改善；这改善的速度是要比城市的快。但若中国真的要把经济现代化，城市的改进不仅是要迎头赶上，且要远超农村生活水平。到了那一天，大搬迁的压力就来了，这与反对资产转让的大冲突就会出现。中国的希望，是要靠大搬迁的压力大显神威！

5、城市改革的困难
张五常
85年1月3日

在《大搬迁的压力》一文内，我指出中国在经济上若真的是要现代化，在未来二十年间就必须有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去。我指出，让资产（即生产资料）有自由转让权，利用市场的自动调节来指引这大搬迁，是唯一合乎经济规律的办法。在该文内我又指出，因为近几年来中国在农业上的改革比城市工商业快了一步，所以这搬迁的压力在目前是不明显的。

但这并不等于说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比城市的高。我所指的是前者的改进较快，原有的搬迁压力是减少了。根据一项估计，现在城市的生活指数，是要比农村的高出二点四倍；这比四年前的二点八倍是有了进步。不同的生活改进速度可能比不同的生活水平对行为更有决定性；这解释了几年前常听到从农村跑到城市的“黑户”为什么少了。

有很多人——不少是住在中国的朋友——认为现在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是要比城市的高。这是一个错觉。因为自由市场的发展及运输的方便，接近城市的农民的生活水平是较高的，但离城市较远的农民就不可相提并论了。环绕城市的一个“农户圈子”的生活水平最高，这是近两年来中国发展中的一个有趣现象。

以物质资产界定权利

在引导大搬迁的过程中，这一个生活比较好的“圈子”是一个小障碍，而一般农村的改进速度比城市快也是一个小障碍。当然，我们是没有任何经济理由去反对这些因为改进而引起的障碍——这些是愈大愈好。我们希望的，是在今后，中国的城市改进能有更好的表现，使大搬迁的压力增加。我们可以这样说，目前在中国，城市工商业的制度改进是当务之急；这一点，中国执政者是体会到的——虽然他们似乎是忽略了大搬迁的重要性。问题是，城市的制度改革要比农村的困难得多。在《从李子树看中国的产权转变》一文内，我指出从“共产”走向“私产”就是要将约束行为的办法，从以“人”或以“阶级”界定权利转为以物质资产界定权利。那就是说，在基本上，“共产”与“私产”的不同就是界定权利的方法不同。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问题是，假若共产中国真的是要走向私产制度——假若目前的改革是没有政治、思想及面子上的困难——这改革过程中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我的答案是，从阶级权利界定转为资产（资源或生产资料）权利界定的过程中后者的权利分配会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引起冲突或纷争。就农业而言，这个因为制度转变而必须有的资产权利分配的处理是比较容易的。原因有二。第一是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劳力及土地，而这二者的权利界定及分配比较容易。劳力资产归劳力付出者所有，是顺理成章，反对的人就会有一个要强占他人劳力的不良形象。土地的权利分配是要比劳力困难，但在所有物质资产中，土地是最容易被划分及界定的一种。第二个比较容易处理分配的原因，就是农业生产是比工商业生产简单。一个农户以包干合约得到了耕地，不管耕地面积是大是小，他总可自作耕耘。当然，土地面积与劳力多少的比例，对生产效率有重要的决定性。但不适当的比例，往往可用选择品种调整，而雇用劳力或转包更可以协作合作生产的效能。

产权应被允许自由转让

在这里我要指出，改变制度时的产权分配，若能在某种程度上以共产政制下的等级高低为准则，是可以减少纷争或冲突的。据现有的不详细资料所显示，在农业改革中，以前工分制下的队长有较大的机会作为承包者。换言之，昔日职位较高的干部在改制后获得较有价值的产权的机会较大。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权利分配的准则是可使改革能较顺利地进行，但至于这准则是否合理或公平，经济学就无法作答了。以经济的角度来衡量，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在改制中的首次产权界定分配，获得生产资源权利的人并不一定是善于运用资源生产的人，这是会引起浪费的。补救的方法很简单：产权在分配后要有自由转让的权利——这可使不善于生产的产权拥有者将界定了的产权卖给善于运用这些资产的人。中国要将城市内的工商业机构改为承包制，或将国营的机构改为近乎私营的机构，困难要比农业的改制复杂。理由如下：将一间工业或商业机构内的非劳力资产界定为私有就往往不能象土地那样划分界线。一张桌子、一架打字机、一部电脑、一门科技、一宗商业秘密，或一项代理权，都是生产资源。将这些在物质上划分，不仅不容易，就算是能成功地划分了，对生产可能毫无用处。

举一个例。香港的公司是私人拥有的，其生产资源都是私产。但除非公司是一个人独占，公司的产权分配是以股份决定的。我们不能在一间多人拥有的私营公司内，指定某一张桌子是哪一个人的私产——桌子是公司的。在私产制度里，一间多人拥有的公司的形成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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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6-11-5 11:19:25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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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