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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1985年著作：中国的前途(一)

中国的前途
张五常
前言
序言：为一丝希望写文章
1、从李子树看中国的产权转变
2、从大锅饭到大包干
3、中国农业制度何去何从
4、大搬迁的压力
5、城市改革的困难
6、铁饭碗与国家职工
7、外汇管制的谬误
8、贪污的后患
9、价格是为谁而被管制的？
10、要一步解决汇率困扰
11、官商的天堂
12、中国大酒店（之一）
13、中国大酒店（之二）
1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5、迷途已远，回头非岸，来者可追乎？
16、马克思奄奄一息
17、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
扉页
给雅明•艾智仁
他曾经将自己的产权经济学，毫无保留地传授了给一个中国学生。

前言

这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收集了我自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到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信报《论衡》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前途的二十篇文章（其中一篇分两期刊登）。其后在五月三十日我发表了《为一丝希望写文章》--我把这篇"后记"放在书本之首作为"序"。

我本来打算在这本书里将文章的次序按题材编排，使读者能作连贯日阅读。但细想之下，我认为依照文章在发表时的先后次序，虽然在题材上有两三处是不连续的，较能反映中国在这一段时期内的转变。为了要使将来研究中国发展的人能较容易体会到今日中国转变的速度及混乱，我就决定不将发表时的次序更改了。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我在一九八一年（八二年发表）所写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中译。这中译最初在八三年一月发表。这次重印，我把文字作了大幅度的修改。英译中很难，译理论更是难上加难--原译中的最重要的关于制度转变理论的那一章，读者一定难以明白。作者自己修译有较精的理解，所以我希望这次重印能使读者较易明白--关于制度转变的理论是很艰深的。

在修改这中译本时我当然是尽量保持原文的内容不变。但细心重读自己在几年前所写的推断中国前途的文章，我恨不得在那时我更能有先见之明。因此，在这结集中我为该论文写了第三个序，向读者指出我在一九八一年作推断时所忽略了的两个地方。我希望将来再有机会写有关中国的前途，将这本书逐部分的加上去。

整体而言，这本书是比去年的《论衡》结集--《卖柑者言》--难读的。虽然我力求浅白，但因为题材预先被决定了，我不可以见有关的理论不适合大众读者就避而不谈，也不可以见内容困难就不写某些文章。但我认为一般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读者，若能细心地将这些文章多看几遍，他们是可以明白的。偶然见到有不明白的理论，置之不理也无伤大雅。

自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学说在六十年代兴起后，经济学者对不同经济制度的认识一日千里。可惜的是这新学说的演进只能在专业的学术杂志上见到，而关于经济制度比较的课本还是墨守成规，不知所云。《中国的前途》虽然不是长篇大论，不是有系统的论著，也不是一本专业的学术作品，但因为我重复地用产权及交易费用来分析中国的制度转变，我可以说，这本书应该是以这新基础来分析不同经济制度的作品中最详尽的。

中国人写书，一向喜欢邀请读者批评指正。我最不爱说这些客套话：批评是例行公事，无需邀请！外国作者的惯例，是向曾经帮忙的人表示谢忱。这是很应该的。信报将《论衡》隆重其事的发表，不敢言谢。林山木的编辑，赵士英的校对，骆展才的设计，都会令其他作者羡慕。每篇《论衡》都经苏锦玲过目。她有不明白的我就重写。
一九八五年六月张五常于香港

序言：为一丝希望写文章
张五常
八五年五月三十日
在七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午夜思过，想着些什么，无法入睡，索性从床上起来，走到书桌前坐下，拿起笔，一口气在稿纸上写下了二十个关于中国前途的题目。此后我每晚花三个至五个小时书写。原本打算在五个月内完工的一系列文章，结果是写了七个月。在这期间我断稿九次（其中三次我以其他文章补上）。每次断稿，老编都有登启事，说我事忙。这是例行的客套话——其实断稿是因为我日赶夜赶也赶不起。
平均每六小时写一千字，以香港一般写作的速度看，是很慢的；但从学术文章的角度看，却是快得惊人！虽然我这些文章算不上是极端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因为内容是关于中国的前途，马虎是绝对不能的。所以除写作的时间外，七个月来我听不知音，食不知味。虽然如此，我仍觉得时间不够。但二十篇文章总算是发表了。最近几天，我从头到尾把这些文章翻阅了好几次，感到很满意。
从实证经济学的角度看，我想不到有哪一个题目能比中国的制度改革更重要。关于现在中国的题材，我可以天天写，写之不尽。二十多年来我从事的经济研究，都是毫无例外地关于经济体制运作的各种含义。所以中国要搞经济现代化，对我所学可算是正中下怀。我想，一个专于产权及合约理论研究的人，懂中文，住在香港，看到占世界四分子一人口的中国在改革，要写文章的理由总要多过王勃到了腾王阁！
以不变理论应付万变
大约在一年前，港督尤德告诉我，在目前研究中国的经济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实在是转变得太快了。尤德在年青时曾在燕京大学念经济，人既聪明，对中国的认识也很深入，他的观点是不能被轻视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却不同意。我想“不同意”容易，要写出有份量的文章就难了。若作者举棋不定，拿不准重心，今天写来头头是道的文章明天可能不知所指。作者又怎敢将自己的名字放上去呢？

对这个难题，我的办法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在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理论上，我找出几个重点，半步不变地反复运用，将任何事实的演变以同一理论基础来衡量。从农村到城市，从国家职工到合同工，从外汇到价格管制，从等级特权到贪污，从外资到香港的影响力，都有是用同一的理论作分析。因为这个缘故，读者可能觉得这些文章有不少重复的地方。在写作过程中原定的二十个题目被改了三个。我多写了两篇关于一国二币及外汇管制，多写了一篇关于贪污与官商；三篇比较次要的文章被抽起了。其他的都照原定计划。抽起了的三篇是：《于飞要更勇敢一点》（评佛山市长于飞发行股票，持股人没有投票权，不能作决策，股权也不能转让，是美中不足）；《第一的代价》（批评中国的执政者欢喜楼要高、路要大车要怪、科技要新、体育要第一，而不计成本利害的意向）；《且莫谈主义》（其中一部分内容放进《迷途已远……》一文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当我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发表了这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提出了我对中国前途“审慎乐观”的观点，很多读者反对。事实上，差不多每一次我指出较为乐观的一面，都有人反对。我想，要不是他们想要我继续写，他们可能已破口大骂了！共产的经验就是那么可怕——很多人不相信“共产”会有好转的机会。但我不为所动，照原定计划一篇篇地写下去我这个坚持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既然理论推理不变，结论就不是由我来决定的；在逻辑上我不能容许矛盾的存在。第二、任何事情都可从悲观或乐观两方面看。在中国前途的问题上，假若我凡是都强调悲观的那一面，作为中国人，文章就不容易写出来。说实话我怎会不知道在目前的中国，说不通或弄得一榻糊涂的事还是很多？要谩骂共产政制，何难之有？远的不谈，单是邓小平认为是足以炫耀的深圳，外人去走一走，就可骂上半天。一位朋友几天前从上海回港，断言中国没有希望。另一位朋友在两个月前访昆明，表示很失望。有一个在台湾长大的朋友，听到国内几年来有良好的转变，在半年前就回到长沙老家看看，出来后经香港，在电话上叙述长沙的情况，泣不成声，哭得很凄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国的希望还看今朝

悲观的角度看，万事皆休！但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看。中国人民本身显然是抱着前所未有的希望。六、七年来，种种明显的改进是不能抹杀的。我认为这些改进，不是多年来将人民弄得死去活来，然后稍微放宽一点的效果。我没有理由怀疑中国的主要执政者要大事改革制度的诚意，因为在事实的发展中我找不到矛盾。但我认为这些执政者过于着重面子，有很深的成见，对经济体制的运作缺乏认识。我也认为干部们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既得权力；在半开放、半管制的情况下，他们就变成官商。中国会走上印度的歪路的机会很大。在这个“只争朝夕”的时刻，要写一些有建设性的文章，我就不妨对开放拍手，见到走向歪路，就站起来大声疾呼。不乐观从何建设？当然，我不能期望我所建议的会被接受，也绝不相信一个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可以改进社会。中国将来的演变怎样，与我的文章无关。我既没有雄心也没有野心——一点关心却是有的。我明白经济体制的运作，受过分析的训练，有能力作解释。面对中国的制度改革，机会难逢，不厌其烦地解释一番是很自然的。中国的执政者要选走哪一条路是他们的事；但我想，假若我所知道的能增加他们的讯息，他们的选择范围是会被扩大的。

几个月前，在一次明报月刊举办的座谈会中，我坦言我对中国的前途是比在座的人乐观。在结论中，我指出虽然不能说是形势大好，但二百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象今天似地有希望。假若时间的巨轮能向后转——假若时光可以倒流——让我们站在以往二百年的任何一个年代，然后向前看，有什么希望可言呢？中国的希望不大，但二百年来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

1、从李子树看中国的产权转变
张五常

84年11月7日

共产制度跟私产制度（或所谓“资本主义”）的基本分别究竟是什么？这个老问题，我们是不容易在书本上找到答案的。历久以来，经济学的分析大都是基于一些私产或近乎私产的假设——经济学者（连马克思在内）对共产的认识实在是太少了。但假若我们不知道这两个制度基本上不同的所在，我们的就无法指出中国在制度上正在改变的重点。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先从产权的角度分析共产与私产的主要分别，然后引伸到与中国及香港前途有关的两个重要含义。

且让我从一个童话说起。有几个孩子在路旁游玩，见到一株李子树，树上长满了看来是成熟而鲜甜的李子。孩子们见这株李子树显然是没有主人（或业主）的，就抢着要爬到树上摘李子吃。其中一个较聪明的懒得动，就说：“李子要是可口的话，怎么还留在树上呢？”这孩子的推测显然是合理的。

约束竞争者的行为

问题是假若这些没有主人的李子真的是鲜甜可口的话，情况又会是怎样呢？经济学的答案是，知道有鲜甜李子可以免费采摘的人就会蜂涌而至，争先恐后，以武力或其他的办法去多获李子；在这过程中，他们可能弄到头破血流，或起码在某种程度上要付出劳力的代价。李子的价值，在边际上就会被劳力或血汗的代价取替。但这些代价的支付对社会什么好处也没有——代价是花费在李子的价值上——所以对社会而言，李子就没有净值可言。一件本来可以是珍贵的资产，因为是“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在竞争下其价值就烟消云散。这是近代经济学上有名的“租值消散”定律（The Dissipation of Rent ）。（要用另一角度去理解这一定律，请参阅拙作《卖柑者言》内的《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

任何资产（或资源），若真的是没有限制地任人随意使用，只可能有两个相同的结果。一是没有价值的产品（李子是苦的）；二是既使有产品，其价值也会被竞争者的代价抵消了——二者都同样会使资源的价值消失。若一个社会的所有资源都是如此，那么“天下为公”的效果何止是一穷二白，社会成员根本没有可能生存。很显然共产制度并不是把资源作为公共财产，任人随意竞争使用。

从以上提出的资源价值消散的角度来看，若要经济增长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减低在竞争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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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6-11-5 11:16:24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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