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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轸起义纪实

　1949年5月15日，在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解放武汉前夕，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率所属第一二八军3个师、第一二七军1个师共2．5万多人，在武昌以南的金口、贺胜桥一带举行起义，史称“金口起义”。这次起义，时机巧，影响大，对配合我军渡江作战、迅速解放华中重镇武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张轸其人其事
　　
　　张轸，字翼三，河南罗山人。青年时代就学于保定军官学校，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他先后在陕西刘镇华的镇嵩军、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任职。1925年赴广州，在黄埔军校任战术教官。次年，32岁的张轸在程潜当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第五十六团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他骁勇善战，屡建战功，很快就升任第六军第十八师师长。抗战开始后，张轸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因作战有功，升任第十三军军长。徐州会战后，他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随枣战役，同日寇打了不少硬仗、恶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六十六军军长，随中国远征军人缅作战。解放战争开始后，张轸历任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武汉行辕副主任、第五绥靖区司令、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等职。

　　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张轸被公认为有头脑，会打仗，而且一向有着“忠厚长者”的清誉。但由于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对他时而拉拢利用，时而排斥打击，始终不予信任和重用。在张轸的半生戎马生涯中，让他怨恨不已的有这样几件事：一是1928年，张轸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被蒋介石以各种阴谋手段吞掉后，张轸也被蒋介石通缉，被迫隐姓埋名，奔走沪杭，避风多年；二是1938年随枣战役中，张轸明明有功，却因汤恩伯背后搞鬼，蒋介石偏听偏信，撤了他的十三军军长职务；第三件事更是冤枉，1942年中国远征军人缅第一期作战失利，蒋介石明知主要责任在于上层指挥机关，却偏偏只拿张轸问罪，不仅撤了他的六十六军军长职务，还要严加查办，只是由于白崇禧出面说情，才免于军法处置。这些往事，张轸早有切肤之痛，私下里每每提及便十分恼火，公开场合却是敢怒而不敢言。

　　张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受到过共产党的影响。早在大革命时期，他与第6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私交甚笃，而且他最欣赏的部下两位团长一一周保中、程烈，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思想和言行，给张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战初期，张轸在豫北师管区司令官任内，曾聘请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代表朱瑞和唐天际，对其部队进行游击战术训练，讲解群众工作。还与当时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工作的刘少奇同志有过频繁的联系，并通过王阑西、刘贯一等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为新四军提供经费和部分枪支。后来，他在重庆担任补充兵训练总处处长期间，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等人有过一些接触，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一定的认识。

　　解放战争第一年，河南省境内比较平静，张轸也轻松地度过了一年。但是，人民解放军仅用一年时间就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地处中原的河南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张轸的人生道路也随之出现了重要转折，正如他后来总结的那样：“在这一年的中原战役中，我始终处于前线指挥的地位，我先后指挥过14个整编师和4个独立旅，但难免整团、整师地覆没。”“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提出6个月消灭共产党的武装，我是决不相信的；但共产党能打败蒋介石，我也是怀疑的。解放战争两年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第二年河南形势的发展，对我的影响很大。从全国来说，解放军要胜利，国民党要失败的结局，我已模模糊糊地看到了。”

　　我党对张轸的争取

　　张轸的处境及动向，引起了我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开封工委的密切注意。他们认为，张轸在北伐战争时期曾同共产党员共过事，对党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多年来在国民党阵营里屡受排挤，忍气吞声，争取他起义是有可能的。目前中原战场形势急剧变化，张轸屡战屡败，处于徘徊苦恼寻找出路之际，正是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时机。于是，开封工委决定由工委常委、宣传部长方敬之具体负责作争取张轸起义的工作。

　　从1947年冬开始，方敬之化名张子庸，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争取张轸起义的工作线索。他首先通过开封地下党，结识了张轸的大女婿张尹人，并建立了工作关系。同时，他在开封《中国时报》社长、中共党员郭海长的帮助下，先后结识了张轸的老朋友、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华程网和《前锋报》社长李静之等开封上层人土，他们对我党的意图均表示同意，并接受了方敬之的要求。

　　1948年7月中旬，方敬之和李静之带着刘积学写给张轸的一封亲笔信，经上海、南京，先后乘船到达武汉。方敬之委托李静之先去信阳见张轸，安排会谈事宜。李静之到信阳见了张轸。这时，张轸正驰援南阳回来，又一次在战场上领教了解放军的威力，整天愁眉不展，忧心忡忡。因此，当他看了刘积学的信，又听李静之说共产党的代表“张先生”正在汉口等待和他会谈，感到这是一个机会，便当即表示：“可以，叫他来吧!”
　　7月底，方敬之随李静之来到信阳。不料，当张轸得知这位“张先生”是一位年仅20多岁的年轻人时，很不高兴，抱怨刘积学“瞎胡闹”，李静之办事“太鲁莽”，他对大女儿张世佛、女婿张尹人说：“叫这样年轻的一个毛孩子来办这么重大的事，我怎么敢和他会谈呢?他在这里住几天可以，但我不能和他谈。”他还对身边的人说：“要是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还有点把握。”

　　方敬之在信阳住了10多天，虽然没有见到张轸，但他并不灰心，在张尹人夫妇的帮助下，分别与张轸手下的政工处长旅长们个别接触，向他们分析战争形势，宣传我党政策，为争取张轸起义准备条件。同时，他还通过张世佛认识了张轸的第三夫人徐开敏，委托她利用与张轸的夫妻关系，劝说鼓动他弃暗投明，为人民立功。

　　张轸拒绝会见方敬之，表面是嫌方太年轻，实际上他在心里另有一番盘算。他后来回忆说：“起义不能空着手，光杆司令起义，对战局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最好有10个师，至少也要有5个师，这才是对革命送的一份象样的礼物，这就是我当时认为的‘政治资本’。回想大革命时，我在第六军当团长、师长，党代表林伯渠对我很好，我要是起义了，他一定会关照我；但林老的关照，也必须有‘政治资本’作基础。‘资本’大一些，起义后的地位也会高一些。因此，我便开始积极为筹集起义‘资本’而煞费苦心。”

　　恰在这时，机会来了。蒋介石因解放军第一次解放开封时，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化妆逃跑，免除了他的省主席职务，改由张轸接替。这顶乌纱帽显然是蒋介石送的空头人情，无非是想利用他守住已经所剩无几的河南省地盘。但在张轸看来，有了省政府主席这个职务，正好可以收编地方武装，扩充实力，进可作起义的资本，退可向蒋介石作讨价的本钱。于是，在1948年9月，张轸赴开封就任河南省主席。

　　这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国共两党进人生死决战的历史关头。在这种形势下，张轸感到是表态的时候了。他利用将省政府从开封迁至信阳的机会，秘密到上海找老朋友、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党代表李世璋，同他谈了自己今后的去向和起义的打算，并委托李通过中共华东局直接报告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请求对他以后的行动作指示。李世璋说：他可以向华东局反映，但既然要起义，就不应讲什么条件，应与中原局代表诚恳商谈。这次会见，标志着张轸迈出了靠拢人民的第一步。

　　回到信阳，张轸通过参谋总长顾祝同向蒋介石建议，由他负责收编几个绥靖旅，将来补充成正规军，以解决兵源不足的困难。这一建议，名正言顺，唐而皇之，蒋介石尽管对张轸心存猜忌，但也不得不批准。取得扩军的合法地位后，张轸便广招亲友，保荐旧部，提拔亲信，扩展实力。到1949年1月，他逐步编成了10个绥保旅约4万余人，使其梦寐以求的政治“资本”初具规模。

　　可是，随着时局的变幻和自己实力的增强，张轸却不由得左右观望起来。当刘积学等人来到信阳，多次劝他早日起义时，他却大不以为然：“你们都是文人，不懂军事，现在东边是桂系的队伍，周围是蒋的嫡系，我的身边还有国防部第二厅派来的二处处长李建业，对我监视很严。我现在起义，一行动人家就要把我捉起来。如果起义失败，咱们都得完蛋!”

　　张轸的话确是实情，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此时断定蒋介石大势已去，桂系势力正在重新崛起，认为“天下大事未定，谁胜谁负还很难说”。1948年12月，白崇禧在汉口主持召开豫、鄂、湘、皖、赣五省“联盟”会议，张轸和刘积学参加了会议。31日，刘积学等人在张轸的默许下，以河南省参议会的名义在信阳单独向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各院发出了著名的“亥世电”，要蒋“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第二天，即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并特意致电张轸，表示了他个人的进退。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于是，张轸认为迫蒋下台和促李宗仁上台的目的已经达到，便热衷于白崇禧策划的五省联盟运动，幻想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而对起义之举冷淡下来。
　　
　　王树声、宋任穷说：“看来张轸很滑头!”
　　
　　就在张轸的态度出现摇摆波动之际，中共方面及时地加强了对他的争取工作。李世璋派人从上海来到信阳，向张轸转达中共中央的回复说：可与中共中原局和中原解放军直接联系。这是张轸首次得到的来自中共中央的信息，内心非常重视。他马上吩咐张尹人，约上次被他冷落于门外而不得一见的方敬之速来信阳。

　　方敬之在李静之的陪同下赶到信阳，即到张轸的公馆里进行会谈。张轸表示：“我是要起义的，对起义万死不辞。”接着他提出了起义的条件：要求保留他的两个军10个旅的建制；保留河南省主席的职务；维持其第五绥区的地盘，要求解放军撤出他的辖区，等等。对这些条件，方敬之未置可华程网否，只是耐心地给他讲解我党的政策，指出方向，希望他认清形势，早作抉择。

　　事后，方敬之把会谈经过和张轸提出的条件写成一封密信，安排地下交通员苏东林送到大别山交给王树声、宋任穷首长，请他们用电报发给中原局。苏东林原是中共信阳支部书记，奉党组织之命打人敌人内部，担任豫南财税督察专员。苏东林动身前，张轸要求会见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由于方敬之已回武汉，苏东林便在政工处长程晓仓的陪同下会见了张轸。张轸要求苏东林转告我党，请解放军撤出潢川、光山、固始、罗山、息县等地区，并说不应该破坏这一带的公路桥梁等。他还强调，最好派一位能代表中央的中央委员来谈，等等。

　　苏东林几经周折，终于在宣化店附近找到解放军部队，把密信亲自呈送王树声、宋任穷两位首长，并汇报了离信阳前张轸同他的谈话内容。王、宋首长随即指示说：“看来张轸很滑头，回去告诉方敬之同志要提高警惕。我们欢迎张轸起义，他早起义也好，晚起义也行，但如不起义，我们早晚要消灭他的。他要我们撤军，我们不能撤，还要进军。他要我们不烧毁公路桥梁，我们若不烧毁桥梁，他会把豫南几个县的粮食抢先运光的。他既然要起义，撤退时，要他保护好淮河、狮河铁路大桥和武胜关隧道，不能破坏。”

　　这时，周恩来同志通过民主党派人士周士观同河南省政府秘书长罗震的关系，以“经理”为代号，催促张轸起义。罗震转告张轸：“经理说，先行动，其他条件好商量。”不久，周恩来委托周士观专程从香港到武昌，要罗震说服张轸把起义决心化为实际行动。周恩来是张轸素所敬佩的人，他的话对张轸有相当的说服力。
　　
　　邓子恢指示：最好在武汉解放时起义
　　
　　当蒋介石的大量军队主力在淮海战场上接二连三地被歼时，信阳也处于解放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张轸有些坐不住了。他连忙找方敬之来信阳晤谈。这次会谈，张轸没有再谈起义条件问题，只是说他早已下定了起义决心，因为在信阳处境困难，驻信阳的第五十八军不是他的部队，虽由他指挥，但不能随他起义，希望解放军不要急于南下，再给他一点准备时间。会谈后，张轸决定派张尹人作为他的代表，同方敬之去中共中原局请示，然后再行动。

　　这时，中共中原局为统一领导敌军工作，决定将策反张轸的工作移交中原军区，由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丁一处长接替方敬之的工作。丁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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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0-13 4:01:45 作者：金立昕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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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