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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主陕纠“左”

　　陕情堪忧
　　
　　1964年11月，胡耀邦接到中共中央的任命：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原职。12月1日，胡耀邦去西北局报到。此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病重，不能理事，由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分别主持党委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实际上西北区候补书记王林起着重要作用。胡耀邦同王林交谈时，王林向他介绍陕西的阶级斗争如何严重，干部队伍如何不纯，并且指名说：赵守一和常务副省长刘邦显表现很右。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介绍，使胡耀邦悚然感到了陕西情况的复杂。
　　为了充分而准确地掌握陕西的情况，胡耀邦仍然从深入的调查研究入手。他了解到，从西北局起，就十分强调陕西这里“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因而说这里阶级斗争格外激烈。所谓“彭、高、习”，就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社教运动中，大批干部和群众被当作敌对分子，或有这样那样政治、经济等问题而遭抓捕或被惩办，省委的社教试点县长安、延安、西乡三县尤甚。据统计，1964年逮捕六千四百余人，拘留五千余人，平均每天捕三十人以上。受到开除公职和开除党籍处分（即所谓“双开”）的脱产干部六百六十多人，受其中一种处分的干部，加上教师和不脱产的党员，就达四千五百多人。长安县正副区委书记和区长受处分的占百分之四十五，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占百分之七十六。三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非试点的面上也发生浮动乱斗现象：西安市一度打击了九千五百多“投机倒把分子”；陕南凤县社社都反了普通农民，连上山砍柴、到集市卖鸡蛋、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被当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在党政机关，由于西北局发出党政干部要清查阶级成份和阶级立场的规定，政治空气也十分紧张，半数左右的省级部、委、厅和各地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被看作是烂了和有严重问题；一批未作结论的厅、局、处长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在文艺界，由于“反党小说《刘志丹》”一案的株连，一大批文艺作品被批判为“大毒草”，许多知名作家、艺术家遭到残酷迫害，不少人含恨而死。
　　面对这样复杂严峻的形势，胡耀邦不能不忧心忡忡，思虑百端。但他坚定地认为，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是第一要义。关于社教运动，胡耀邦出语谨慎。他没有对运动的全局部署发表评价性意见，但他认为对干部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必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因此他说，看来捕人多了点，“双开”多了一些，夺权打击面宽了一些，因此他委婉地提议：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根据他的提议，省委、省政府作出了“三个暂停”的决定。
　　
　　社教争端
　　
　　两个星期以后，1964年12月14日，胡耀邦又返回北京，出席于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20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中央请参加会议的各地党的领导人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胡耀邦也被请出席。后来这次会议实际上开成了长达一个月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毛泽东对听到的一些意见都不满意，他要求大家“冲口而出”地讲话。胡耀邦听了毛泽东的号召，连续写了几个晚上，最后在12月24日完成了《向西北局和中央、主席的报告：〈走马到职报陕情〉》。
　　在这份九千多字的报告里，胡耀邦说：“全省已经清洗了（即双开）六百六十多个脱产干部。性急了一点。性急了就难免出差错。”又说：“如果否认他们（干部）中的大多数能够在群众充分发动的条件下，在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的条件下，可以进步，可能变好，因而不采取思想从严，处理从宽，而采取大批处分和清洗的办法，看起来似乎是彻底革命的办法，实际上同样是一种消极的错误政策。”对于补划漏划地主富农成份的问题，他说：“土改时确系地富成份，但几经沧桑，现在剩下孤老残疾，生活相当穷困的，和虽有劳动力但生活和家底已经一般，本人表现老实的，补划不补划？前一种属于可以不划的，后一种属于可划可不划的，我主张不划。”胡耀邦未曾料到，他那《走马到职报陕情》，讲了那么多陕西社教中的问题，特别是直接报到了毛泽东那里，也使西北局和陕西省某些决策人大不舒服，从而埋下了不尽的争端。
　　
　　力挽狂澜
　　
　　会议一散，胡耀邦就马不停蹄，于1月17日回到西安。
　　按照他的安排，次日，1月18日，就在丈八沟招待所召开了陕西省委工作会议，一方面传达、学习、贯彻会议制订的《二十三条》和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一方面以力挽狂澜的决心和气概，鲜明地指出陕西社教运动中的“左“的表现，提出了一系列旨在纠偏的政策思想。
　　他说，由于社教运动中的偏差来自于思想上的偏差，即认为大多数干部都不好，都要斗；大多数工人和贫下中农都不能依靠。“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想法。继续发展下去，就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偏差，就可能产生冒险政策，使大好形势受到严重的挫折。”因此，他又重申了“三个暂停”：抓人上，除现行反革命和民愤极大者外，暂停一下；夺权暂停一下；“双开”停下来。他说，“不管怎么样，我看几个暂停还是对的。”他提出，对“集中训练”即变相关押的人员不要虐待。把《二十三条》给他们看，让他们讨论，不要搞成监视，不要当犯人看。春节临近了，要让他们回家过年，跟老婆孩子团聚。这怕什么？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他老婆孩子的问题嘛。不让他回家过年，谁对我们都不同情，人民不同情，连娃娃也不同情。他激愤地说：我们到处搞隔离，搞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还有什么大好形势？
　　他进一步说：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我们***的本事在哪里呢，就在于改造世界，改造人，发展生产力。处分人、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改造人，改造社会。他说，我们省社教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坚决有余，清醒不足。我们不但要有坚决的革命精神，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就是要有科学分析。下面的干部早就有人对社教的做法提出批评，结果受了处分。我主张减轻他们的处分，以奖励讲反面意见的人，要树立这样敢在风头上讲不同意见的榜样、敢进行批评的标兵。他说，对任何事情都要坚持具体分析，避免形而上学，因此不能用静止的办法观察与解决问题。一条最好的办法就是领导大家向前看，立足现在，面向未来。过去的事情，有些弄不清楚，我的意见现在停下来，不要争了。比如某地土改是否彻底，争不清楚。留下来，待历史去解决，恐怕更稳妥。
　　他这一番讲话，无疑会把参加会议的省、地、县领导干部的头脑搅动得翻腾起来。它太具挑战性了。以前认为是最革命的做法，他否定了；长期坚持的只能如此的观念，他推翻了；长期习以为常的是非标准，他颠倒过来了。他的论调同陕西干部过去一直听惯了的论调大不一样，但大多数人能够接受，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能接受。
　　事后，胡耀邦拿着他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去见当时的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书记把稿子留下，后来也没说什么，胡耀邦认为是得到了肯定，便放手做开了。
　　胡耀邦一面参加省委工作会议，一面又直接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各界人士中去，亲自宣讲《二十三条》。每到一处，他都要着力强调，这场运动所要解决的是大是大非问题，而不是小是小非问题。什么是大是大非问题？这就是锋芒要对准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是走资派？就是那些大贪污分子，大投机倒把分子，做官当老爷、蜕化变质分子。他说，不能用那些枝节问题、无原则问题去冲淡、转移、干扰大是大非问题。但是，“有些地方搞了一些细枝末节、鸡毛蒜皮。比如说，有些地方整社员、整工人、整学生”，这就走偏了方向。他说，社员、工人、学生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缺点与道路是不同的，不要把缺点当作道路问题。大题小作不对，小题大作也不对。

　针对滥揪历史问题和阶级出身的现象，他说，出身是无法自己选择的，但道路可以自己选择。在对西安市文艺工作者讲话时他动情地说：剥削阶级子女有无前途？我们说，一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青年，都有前途。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几十年前许多都是地主、资本家子女。我国有500万知识分子，我看至少有百分之七十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就是说有350万，都抵得上一个小国家了。如果都不要，那怎么行呢。一切问题都要作阶级分析，但不是唯成份论。唯成份论不是马列主义的。
　　他还每次都要提到打人的问题。他说，一些地方在运动中打人，连文化单位也开打。打人要严格制止，现在不行，将来也不行。一个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许打人、骂人。打人骂人，无非是逼供信，这样做，怎么能不出冤案？
　　当时一些人特别热衷整生活作风、生活细节，特别是“男女关系”问题，使不少人为一般的“男女关系”问题受到很重的处理。胡耀邦说，查什么男女关系？男女就是有关系嘛。青年正常恋爱，整人家干什么？那么封建，那么庸俗，那么低级趣味呀。我们反对的只是道德败坏，但事实没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他说：我讲一个原则，领导干部道德败坏的，影响党的威信，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社员、工人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问题。他还提到，有些地方批判女孩子梳长辫子是资本主义，留短发才是社会主义。他说，晓得是哪里刮来的这股妖风！这是形而上学的东西。陕西的同志爱吃面，南方人爱吃大米，吃面就是走社会主义，吃米就是走资本主义？
　　眼看春节来临，在极“左”思潮弥漫的社会气氛中，群众吃好点喝好点，给亲友拜年，农村里办社火、闹花灯，都会被批为资产阶级思想行为。胡耀邦说，“过革命化春节”，不错。什么叫革命化，不是吃棒子面才算革命化。我们主张不要大吃大喝，但还有中吃中喝，小吃小喝嘛。群众有点积蓄，过节的时候多买些肉，娶了媳妇多买一些东西，有什么不可以？大家忙了一年，节日看看朋友也可以，走亲戚送点礼也不算错，只要不拿国家的就对了。
　　1月28日省委工作会议以后，胡耀邦就决定停止正在进行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他主张文艺、新闻、科学、教育部门的社教运动着重正面教育和学术讨论。在对文艺工作者讲话时他说，文艺界社教重点是端正文艺方向问题，提高文艺思想水平问题，改进作风，深入工农兵。他说，光有批判不行，要繁荣创作，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他号召大家勇敢地创作，创作出好作品来，演出好节目来。他说，认识世界不是我们的目的，改造世界才是我们的目的。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就是我们文艺界改造世界的光荣任务。
　　这一时期，胡耀邦还极其关注所谓“投机倒把”问题。他在同群众作报告时就多次说，工人、农民卖辆自行车，卖点南瓜子，卖几个鸡蛋，就叫投机倒把？这是整群众嘛。1月19日，他在内部材料《陕情简报》上，看到一篇《西安市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市场打击投机倒把活动获显著成绩》的汇报，其中说西安市已抓了近万名投机倒把分子，读后觉得其中问题很多，立即把这份材料批给了赵守一、冯基平等省委有关领导。他在批语中说，西安市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是否都打得很准？有些老实的劳动人民因为家计困难，作了一点小额的贩运活动是否也算作了投机倒把分子？退赔了没有？对这种人因为退赔和斗争，是否出了问题？对吊销了营业证的一些确系家计困难的贫民，是否有妥善的安置？……这些问题都要仔细研究。”他提出，“为了总结经验，可否考虑把群众性的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暂停一下？”
　　1965年的春天，陕西人民感到了多年未有的心情轻松甚至舒畅。由于“四喜临门”，春节开禁，生活又有了些指望和乐趣。人们巴望着渐有好转的局面巩固下来并且继续发展，而不要再有反复。
　　胡耀邦却因为双开暂停、抓人暂停、夺权暂停，再加上文艺批判暂停、学术批判暂停和打击投机倒把暂停，“六个暂停”，而被人冷眼紧盯。
　　
　　安康布政
　　
　　春节一过，胡耀邦就动身前往陕南安康地区，到各县去深入考察。
　　在这之前，他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干部思想不解放，缩手缩脚，顾虑重重，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我建议春节以后，除了常务书记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以外，书记处其他同志都下去，分别到各地、县参加多级干部会议，直接宣讲和落实《二十三条》。2月5日，大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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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0-6 4:27:18 作者：唐　非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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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阿达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现代杂谈] ·胡耀邦主陕纠“左”

2008-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