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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海瑞罢官》的四种异见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奉命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它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引起文艺界、史学界、哲学界的巨大反响。吴晗被迫在报上作了自我批评。然而，社会上对姚文元文章和吴晗检讨的反响已无足轻重。政界或上层的态度成了人们关心的焦点。概括起来，围绕着评《海瑞罢官》及吴晗的检讨，上层主要有如下四种异见：
　　
　　康生说：吴晗是假检讨，真反攻
　　
　　1965年12月27日，吴晗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康生主持编写的《大事记》在这一天作了这样的记述：“《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篇文章是假检讨，真反攻，他为了辩解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提出了《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一文的基础上写的。而《论海瑞》是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吴晗将《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就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北京日报》急忙发表，却不加按语，实际上是对吴晗的支持，这是彭真同志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日报》转载。”人们知道，吴晗自我批评的发表，有邓拓在“向阳生”文章中的召唤，有彭真的决策，也有吴晗出于压力，想争取主动的考虑在内。应该说，吴晗的态度是真诚的，并不是什么假检讨，真反攻。吴晗的文章分四个部分：我为什么研究海瑞；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和退田；修吴淞江、除霸和清官问题；效果和立场。
　　吴晗在第一部分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他是奉命研究，是经胡乔木转达毛泽东的意见，要宣传海瑞敢说真话的精神才研究的。吴晗不敢披露这个前提，也没有人愿意出来替吴晗披露这件事。舍此之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吴晗不可能为自己洗刷干净。他的文章一开头就开列了这样一个研究海瑞的时间表：
　　一、《海瑞骂皇帝》发表于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二、《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
　　三、《海瑞的故事》编入《中国历史小丛书》，第一版题记的时间是1959年11月14日。
　　四、《海瑞》发表于1960年《新建设》第10、11期合刊。
　　五、《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本的前言写明，1960年11月13日的第七稿发表于1961年初的《北京文艺》。2月间由北京京剧团演出，8月间加上一个序，出单行本。
　　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1960年以前写的。
　　吴晗开列这个时间表，目的是想说明他研究海瑞和1961年以后的“退田”、“平冤狱”无关，因为他不能未卜先知，1959年写文章去影射1961年以后发生的“退田风”和“翻案风”。这一点姚文元确实很难回驳。但是，吴晗却也未能瞻前顾后。他堵住了“退田”是“退人民公社田”的说法，却未能摆脱和庐山会议的干系。毛泽东批评姚文元文章没有打中要害，当是说只抓住吴晗的“退田”、“平冤狱”不是要害，“罢官”才是“要害”。这样一来，吴晗的时间表恰恰说明他研究海瑞都是在庐山会议前后，对庐山会议就有影射之嫌了。
　　吴晗研究海瑞有没有影射?就吴晗本身来说，根据他的性格、他的忠心和盲从，他不可能有意识地去影射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但吴晗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写有这样一段话：“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但是他比较有远见，比较接近人民，他明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主张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限制贪官的非法剥削，触犯了本阶级右派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这段话掷地有声，其中又用了所谓“左派”、“右派”等现代的政治术语，很容易使那些戴着有色眼镜居心不良的人认为其中有影射现实的内容。
　　其实，说吴晗研究海瑞没有目的，“糊涂”，是说不过去的。他明确的主观目的，确实是要为现实服务，是为提倡干部敢讲真话而写的。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之后，一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受到伤害，不愿意讲真话，领导爱听什么，就讲什么。这种风气，长此以往将要亡党亡国。读了吴晗的文章，应该起到一股清醒剂的作用，借以改正吏治中庸庸碌碌的作风、吹牛拍马的作风。这是有关《海瑞罢官》和海瑞文章的真正价值，如果这些文章和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发表这么多有关海瑞的文章还有什么意义呢？
　　吴晗在自我批评中，在史实上对姚文元的批驳有理有据。例如，姚文元说：“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并以“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即“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他以这条材料来否定徐阶退田。吴晗却指出，入四万亩于官确有其事，但“这是发生在隆庆五年七月，海瑞早在隆庆四年三月就离开应天府巡抚任”。这件事发生于海瑞离任以后一年四个月，是蔡国熙办的，和海瑞一点也不相干，和海瑞的退田是两码事。关于海瑞修吴淞江，姚文元提出质疑，吴晗也作了有说服力的回答。
　　自我批评的第四部分，显然是违心之言。首先吴晗承认《海瑞罢官》产生了不好的效果。他写道：1961年，“这一年，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指出，社会上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要求‘退田’等等，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海瑞罢官》发表、演出、出版，在社会实践中，会给读者和观众产生什么效果呢？……他们看了以后，自然而然会把剧本和这种风，那种风联系起来”。至于立场问题，吴晗认为，他“在检查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认识到这不止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这些话，在自己的头上扣了个大帽子，但并无实质内容。他又说：“我的关于海瑞的若干叙述、描写、刻划，关于其他历史人物的叙述、描写、刻划，就自然而然地和古代的封建历史家坐在一条板凳上，这不是立场问题又是什么？”可以看出，吴晗的这些检查有许多内容是被逼出来的。即使这样，他的检查也仍然把握着分寸。他原则地回避了姚文元诬陷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半个月之后，即1966年1月12日，吴晗发表了《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这篇文章写于1964年，是应邓拓的建议拿出来发表的。在道德的有关问题上，吴晗从来就没有想通过。所以，这篇文章说得有点言不由衷。他说，自己“对阶级道德的看法是混乱的，认识不清的。有的地方说对了，有的地方又错误了，有的开头讲对了，末后却又错误了”。但不管怎样，不管那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中心论点，“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即认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道德可以经过批判，吸收其中一部分有益的东西，成为无产阶级的道德”。这本来是一个正确的论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化观。但吴晗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论点，不但不符合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实际情况，而且也根本违反了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这种违心的检查，把对的硬要说成是错的，当然不可能自圆其说。
　　吴晗的检查，态度十分认真，诚心要解决问题。但是既然内定是把他当作打倒彭真、陆定一、邓小平、刘少奇等人的突破口，他的任何检查就都无济于事，不检讨比检讨要好些，省得给人以口实。果然，吴晗的检讨文章发表后，招来了更多的批判，本来许多批评者还只是在“退田”、“平冤狱”上作文章。12月21日，毛泽东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之后，吴晗的检讨就成了有意回避政治问题，成了假检讨真反攻。当然也有一些主持正义的学者，公开站出来替吴晗辩解，说“吴晗同志有错就认了，他的认错不是假的。”但是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上海、北京那些奉命批判吴晗的文章，调门都越来越高，从诬陷吴晗要退人民公社的田，要为地富反坏右喊冤叫屈，到提出要害是“罢官”，要害是“骂皇帝”。这样的上纲，吴晗当然不能接受，在遭到猛轰猛击之后，他有点清醒，也有点明白了。他曾经对秘书郭星华说：“我实在想不通，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吴晗终于悟出了一点道理，他之所以受到围攻、批判，并不是因为他为彭德怀喊冤叫屈，而是有人出于政治需要，拿他开刀祭旗。至于他的问题或过错，那都是“莫须有”的。当然不是什么检讨所能得到谅解的，更不是检讨了就能过关的。自此以后，我们没有见到吴晗再写过什么检讨，因为他已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他的一切检讨都是多余的。
　　
　　邓拓说：《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道德继承论”
　　
　　邓拓既然认为《海瑞罢官》的讨论是学术问题，他除组成一个写作小组，写一些文章从学术上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外，还必须写几篇有份量的文章，即作者和文章内容都有份量的学术批判文章。在北京市委方面，内定由邓拓评吴晗的“道德继承论”，由李琪评“吴晗的历史观”。邓拓之所以选择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进行批评，其原因是：一、吴晗在邓拓主编的《前线》杂志发表了《说道德》、《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引起社会上的许多非议，《前线》编辑部有必要澄清这些问题；二、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认为，“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批判地吸取其中某些部分”。邓拓不同意吴晗的意见，他认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有它明确的特定内容，都是维护奴隶主和封建贵族的利益”，“必须加以彻底地批判，而决不能加以继承”。尽管从基本立论而言，邓拓的观点有点绝对化，但这确确实实是个学术问题。
　　当然，邓拓选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这样一个题目，也有其特殊用意：其一，道德能不能继承确实是个学术问题，或者是个认识问题，不好上升为政治问题；其二，邓拓确实认为剥削阶级的道德不能继承，尽管他的观点未必正确，但他从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这个角度来批评吴晗，确实认为吴晗是错了，他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是真心的，并不违心作假；其三，上面1964年曾经考虑过是否公开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在通常情况下，他批评吴晗的“道德继承论”，不应遭到上面的过多非议。邓拓认为《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道德继承论”，理由是“吴晗同志企图通过他所加工塑造的舞台上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尽力宣扬封建节义、礼义廉耻等一整套的封建的道德，要今天的人们去学习、去提倡”。并通过剧中人物极力宣扬“一整套封建道德观念”。认为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是吴晗许多文章的中心思想，当然也是他创作《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邓拓对吴晗的批评不论是写作动机还是对问题的提出都很严肃认真。
　　邓拓的文章别具匠心，富有针对性。他写了这样一段开场白：“最近许多报纸正在开展关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讨论，这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我看过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之后，重新翻阅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吴晗同志1960年11月13日七稿、1961年8月8日改写的剧本，同时参看了从1959年到1962年这个时间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晚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所刊登的有关海瑞的其他文章和几种剧本，加以比较，反复探索吴晗同志研究海瑞和创作《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指导思想究竟是什么？”这个开场白很重要，至少说明了这么几个问题：一、作者看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才写这篇文章。说明作者明白无误地表达他不同意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诬陷，不同意说吴晗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二、作者对吴晗《海瑞罢官》及其成书过程作过调查和研究，找不到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痕迹，只按照他自己的认识找到了“道德继承论”这个“思想基础”，并认为吴晗的这个“思想基础”是经过“长期酝酿和思索，早已形成了的。”三、作者在调查《海瑞罢官》写作的背景时，特地参阅了当时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并把当时有关海瑞的文章和几种剧本“加以比较”。这里的潜台词是：你上海不也有人写过许多有关海瑞的文章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吗？不也有过几种海瑞戏在上海上演过吗？这些有关的海瑞戏和海瑞文章难道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邓拓既然认为《海瑞罢官》讨论的性质应属于学术问题，那么，他写《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是按照学术讨论的思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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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0-5 14:03:20 作者：苏双碧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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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关于评《海瑞罢官》的四种异见

2008-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