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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经验的形成推广与否定

　小站地处天津市南郊区（现为津南区），过去是一片退海的荒地，到处是苇湖泥塘，人烟稀少。到了近代，小站才逐渐发展起来，并以盛产质地优良的“小站稻”而闻名全国。在中国近代史上，小站可谓“人才”辈出，名声显赫。清朝末年，袁世凯曾在此练兵，训练出来的军阀，一度统治全国。北洋军阀的头目大多数是小站“出身”，其中包括三个“总统”（袁世凯、冯国璋、曹琨）、一个“执政”（段祺瑞），此外还有二三十个“督军”，这在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
　　解放后，小站曾因在四清运动初期创造出农村夺权斗争的所谓“小站经验”而再次名扬全国，被中央作为典型加以宣传和推广。三十多年过去了，“小站经验”早已成为历史。今天，我们用后来人的眼光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考察其形成、推广和否定的整个过程，也许能够更好地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小站创造出“成功”的夺权经验
　　
　　小站地区（含小站公社、北闸口公社和小站镇）在天津周围的广大农村中，之所以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首先进行“四清”，是与其自身特定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小站的历史虽短，但“包袱”却很重，以出军阀而著称。解放后，小站地区虽曾按照全国统一部署，进行过几次民主革命，但结果又都被视为进行得很不彻底。四清运动初期，对小站地区的民主革命曾作过如下评估：“1949年进行过40天的废租运动，主要是废除了地租，也没收了一部分地主的土地，封建势力并没有被摧毁。1951年进行的土地改革，和1954年的土改补课，也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地进行阶级斗争。因此，地富的威风没有打下去，贫下中农的优势没有树立起来。划阶级定成份的工作，做得很草率。许多地富分子漏划，有的还冒充贫农。建党建政工作，也没有认真执行阶级路线，根子扎的不正；基层组织严重不纯，不少村子的党政领导权，落在坏人手里。”这在20世纪60年代，全国普遍强调阶级斗争和高度重视历史问题的特定背景下，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除此之外，“小站经验”的形成还与陈伯达的四清“蹲点”分不开。1964年3月，陈伯达在小站四清开始后不久，即来到小站公社所属的西右营三个村、坨子地四个村和小站镇搞所谓四清“蹲点”，直到1965年9月小站四清结束方才离去。在此期间，陈伯达作为中央的高级“蹲点”干部，完全把持了小站四清领导权，随心所欲地利用小站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人为地制造矛盾和问题，为其创造四清运动的“成功”经验提供条件。
　　天津市委为了配合陈伯达的四清“蹲点”，陆续抽调了大批干部，加强小站四清工作组的力量。其中，市公安局局长亲自带领一批公安干部，直接投入到小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陈伯达对小站地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从“四清”入手，但又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未能清出什么东西来表示怀疑和不满，认为小站社教运动的思路和方法存在问题，应该加以改正，尽快摆脱“停滞不前”的局面。于是，他对其“蹲点”的西右营、小站镇和坨子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发现西右营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凤琴、小站镇党总支书记张玉、坨子地“水稻专家”姜德玉都存在严重问题，是三个有计划地打入我们党内，长期窃取当地党政大权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陈伯达强调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张凤琴、张玉、姜德玉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展开夺权斗争。
　　在陈伯达的直接授意和指挥下，小站地区的夺权斗争首先从西右营开始。张凤琴作为西右营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和著名的劳动模范在当地颇有名气。小站四清运动开始后，《天津日报》曾于1964年2月5日以《说老实话，做老实人》为题专门报道了张凤琴的事迹，赞扬她在工作中如实反映情况，不沾国家便宜，不隐瞒缺点错误。但是不久，张凤琴即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揪了出来，并列出了十条“罪状”：冒充贫农，混入党内；篡夺领导，结成黑帮；隐瞒土地，骗取荣誉；走资本主义道路；盗窃国家资财；贪污集体财物；瞒产私分；多吃多占；投靠地主；打击反对她的人。同时受到牵连的还有韩玉琨、赵毓荣、吴凤阁等80多人，他们与张凤琴一起构成了所谓“张凤琴反革命集团”，被视为“混入党内的黑帮”，“披着***员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根据这一定性，天津市委开除了张凤琴的党籍并撤销其职务。
　　紧接着，小站镇也掀起了“革命风暴”。张玉作为小站镇的党总支书记，首当其冲，被定为“土匪世家”出身的“阶级异己分子”，并列出五条主要“罪状”：隐瞒土匪家庭出身及反动历史，混入我党，篡夺了基层党政领导职务；勾结四类分子发展反动势力；利用职权，包庇重用坏人；破坏党的政策；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与此同时，受到牵连的还有吴凤山、吴寿臣、韩盛才等80多人，他们与张玉一起构成了所谓“张玉反革命集团”。此外，小站镇总支委员会也被认为“实际上成了张玉集团统治人民的工具”，“基本上已经烂掉”。鉴于此，小站四清工作组报经天津市委批准，撤销张玉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撤销全体总支委员党内外一切职务，建立了临时镇总支委员会。小站镇的这场夺权斗争前后共历时9天，当时被视为“一场革命政变”。但问题还没有到此结束，不久，张玉又被进一步拘留审讯；1966年1月按“反革命罪”判刑10年。至此，小站镇夺权斗争的善后处理工作才宣告结束。
　　继西右营和小站镇之后，坨子地也掀起了夺权斗争的高潮，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坨子地属对“历史问题”的进一步“清算”。1960年，陈伯达在天津市南郊区进行调查时，就发现小站镇附近幸福之路生产大队坨子地的水稻专家姜德玉有问题，是属“被拉入党内的富农分子”。1962年1月，天津市委据此将姜德玉开除出党，撤销其所担任的原幸福之路大队的一切党政领导职务。此次陈伯达再次来到坨子地，发现姜德玉的势力和威风仍然存在，当地的党政大权仍然操纵在他和他的集团手中，于是要求在坨子地挖“姜芽子”，即与姜德玉有联系的人。在陈伯达的授意下，四清工作组经过调查，进一步将姜德玉定为地主分子，并取得了其陷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的“新证据”，决定将其逮捕。同时受到牵连的还有杨文明、葛传恕等70多人，他们或遭批判或被撤职，与姜德玉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姜德玉反革命集团”。此后，姜德玉本人于1965年6月按“反革命罪”判刑15年。至此，小站地区的夺权斗争势如破竹，取得完全“胜利”。
　　当时，天津市委在总结小站地区的夺权斗争情况时认为，三个“反革命集团”之所以迟迟未被揭发和夺权，主要是由于“这些坏人在区上有靠山”，“区、社一部分领导干部，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保护人”。在夺权斗争中，“市委发现南郊区一些主要领导成员和基层坏干部有比较深的牵连，又发现他们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没有进行革命的决心，有的还想保护这些坏人‘过关’。”因此天津市委决定改组南郊区委，将区委书记刘晋峰调职，将区委宣传部部长陈喜荣和区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于荫田撤职，从而挖掉了张凤琴、张玉和姜德玉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根子”，巩固了夺权斗争的“胜利果实”。
　　小站夺权斗争的过程也就是“小站经验”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小站因创造出了“成功”的夺权经验，一举成为了全国农村或集镇四清运动的典型。当时，天津市委在陈伯达的授意与“指导”下，曾对此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向河北省委、华北局和中央报送了《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提出了一整套比较系统全面的所谓“小站经验”，其内容主要包括：“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歼灭战”；“工作组要旗帜鲜明，坚持‘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在斗争中组织一支坚强的阶级队伍”；“判明问题性质，当机立断”；“最大限度地分化、孤立敌人”；“要学会掌握运动的火候”；“公安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开展斗争”；“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断地训练队伍，学好基本功，取得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一面抓运动，一面抓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生产和其他工作”。
　　
　　两份材料使“小站经验”名扬全国
　　
　　小站夺权斗争取得胜利以后，陈伯达为了向中央汇报自己“蹲点”的辉煌战果，授意炮制了所谓张凤琴、张玉、姜德玉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受到牵连的人员多达246人，其中24人被定为“集团”的骨干分子；此外，还专门编写了张凤琴、张玉、姜德玉三人的“历史大事记”。这些“材料”准备好后，陈伯达随即于1964年8月4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指出：天津小站地区以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为首的“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成份问题和他们的罪恶活动，群众早已有所反映。1962年，天津市委接受群众意见（实为陈伯达本人意见），已将姜德玉开除出党，并解除他的一切职务。但是，不论姜德玉的问题，还是张凤琴、张玉的问题，都只是在今年四清运动中，群众充分发动以后，才彻底暴露出来。”接着，陈伯达又进一步提出：“除了这些图表和大事记以外，工作组还准备写一篇叙述斗争发展过程的材料，但要过些时候才可能写（因为‘现在运动还没有结束，他们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还在继续清查中’）。写出后，当即送中央审查。”
　　中央收到陈伯达的信后，于1964年8月12日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党委”作了转发：“现将陈伯达同志给中央的信和所附关于天津小站地区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材料，印发给你们参阅。”这样，小站地区三个所谓“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及其“集团头子”的“历史大事记”便迅速地传遍了全国。小站地区的四清运动也由此名声大震，成为了全国各地农村或集镇四清运动的“成功”典型。
　　根据陈伯达的要求，天津市委很快组织人员撰写了一篇《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经陈伯达审定同意后于1964年9月25日上报河北省委、华北局和中央。中央收到《报告》后，于1964年10月24日以《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为题，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作了转发。《指示》要求要将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转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阅读”，并认为“这个报告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好的”。
　　《指示》对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经验进行了分析和点评，指出：“由于小站地区的领导权长期被反革命集团所操纵，又得到天津南郊区委和公社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是从‘四清’入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什么来。后来转入夺权的政治斗争，并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才打开了局面，充分发动了群众，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指示》明确指出了小站地区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形式和解决方法，强调：“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对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当地的多数群众是清楚的。只有我们党脱离了当地多数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敌人的阴谋才能得逞。当着我们党同当地多数群众结合起来了，这些敌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受到了失败。”《指示》在肯定小站夺权斗争的基础上，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教训，就是在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以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定领导权是否在敌人手里，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已经变质，才能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夺权斗争。”应该说，这是关系到夺权斗争正确与否的关键因素。可惜当时我们虽已认识到这一教训，但却未能有效地避免重犯或少犯这类错误。
　　中央的《指示》发出后，在全国各地进行四清运动的农村或集镇中迅速掀起了学习和借鉴小站夺权斗争经验的高潮，“小站经验”也由此名扬全国。但是，各地在学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诸如中央《指示》中所提到的那种不进行认真调查研究，机械套用小站经验，盲目进行夺权斗争的现象，对当地的四清运动产生了不良影响，甚至犯了严重错误。这是“小站经验”的消极因素和错误（当时尚被认为是“成功”的典型）在实践中的一种体现和反映。
　　
　　二次复查，彻底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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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0-5 14:02:33 作者：秦立海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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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