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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与扬帆冤案

　1955年我国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案——“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潘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扬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这个案子还和中共党内发生的“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中的饶漱石挂上了钩，扬帆被点名为饶的反党集团成员，饶则被内定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首犯，在公安部专门设立了一个专案小组进行审查。此案长期被搁置，没有移交司法部门处理，也没有公布案情。直到1963年和1965年潘汉年和扬帆才分别被判决，认定是内奸、反革命分子，包庇重用大批特务反革命，扬帆还犯了向国民党提供情报，造成“二.六”轰炸上海的罪行。潘汉年被判15年有期徒刑，扬帆被判16年有期徒刑，二人均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江青在“文革”期间又布置重审，企图重判（未果）。直到相隔二十多年后的1983年，中央和有关部门经过复查，才给潘汉年和扬帆平了反，但此时潘汉年已冤死在湖南劳改农场，扬帆被送回上海，受此案株连的700人也陆续获得平反。
　　潘汉年案的起因是1955年潘汉年在中共全国党代会期间，向中央主动交代和检讨了自己1943年在敌区工作期间，受情报工作关系（叛徒、汉奸李士群）挟持见了汪精卫，此事虽然对党的利益没有造成什么损害，但因种种原因，潘长期没有向组织报告，引起了最高领导对潘的怀疑。这件事和扬帆并没有牵涉。那么扬帆案件的起因是什么呢？在对他的平反结论中没有提到当年审查的起因和根据。有人认为他是因为高饶事件和潘汉年问题被牵连的，其实不对。因为扬帆早在1953年就被怀疑政治上有问题而受到离职审查，而后又被逮捕。开始时高饶事件和潘汉年问题均未发生，后来也证明他和饶漱石之间并没有什么同盟关系，他同饶、潘仅限于上下级工作关系。还有人认为，扬帆是因为在上海工作期间，使用了大批自首的特务搞“以特反特”的错误而被追究的。但实际上“以特反特”是上海解放前夕，由华东局第一书记（内定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饶漱石提出的，他说，上海解放后，清理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要采取“以特反特”方针，也就是使自首特务来为我所用。当时扬帆主抓这项工作，也是按这个方针做的。在扬帆被捕前三年，华东有些干部对此做法有怀疑，公安部长罗瑞卿曾到上海专门检查了这件事，并没有否定这个方针，只是对某些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最后认为：“这是属于工作性质的缺点错误，而且已经解决了，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按说已不成问题了。那么扬帆问题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2001年9月群众出版社出版了由扬帆口述，丁兆甲执笔整理的《断桅扬帆》一书，详细披露了冤案形成的来龙去脉，特别是把江青有意陷害的根由揭了出来。2001年，杨尚昆同志发表了《回忆高饶事件》一文。由于他了解事件发生、发展到处理的全过程，所以在文中他具体地述说了怎样把潘、扬和饶漱石挂钩定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以及扬帆在肃反中搞“以特反特”的情况等问题，说得很清楚。这样就使人们对扬帆冤案的了解更加清晰。
　　但是，2002年我们见到了一篇题为《江青复仇和扬帆蒙冤》的文章，作者一方面承认在扬帆冤案中，江青“蓄意捣鬼和泄私报复是起了重要作用，至少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另一方面又说：“扬帆的一项工作‘失误’，给江青提供了‘复仇’可乘之机”。还说：这是“扬帆本人为他的一项工作失误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这一观点实际上把冤案的根本原因搞得模糊不清了。也就是说扬帆是先有错误而后被江青抓住进行报复的，所以扬帆自已对工作失误也应付出代价。这不符合实际，是混淆是非性质和因果关系的说法。这篇文章先后被北京和上海的文摘刊物转载，在读者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我们把已知的江青如何插手迫害扬帆的材料集中起来，并把所谓扬帆“工作失误”的实际情况公布于众，对澄清某些不实说法，了解扬帆案件的全部真相，是有帮助的。
　　
　　结仇的起因
　　
　　扬帆（原名石蕴华，也曾名殷扬），出身于江苏常熟县虞山镇的名门望族。1932年他以初中毕业的学历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北大的学生领袖，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炮手”。先后在南京、上海文化戏剧界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参加中国***，1939年春，扬帆作为副团长带领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去皖南，除吴大琨团长和王元化外，其余都参加了新四军。扬帆历任军部秘书、军法处科长、处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情报部长。1949年上海解放后，扬帆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1950年2月任局长，1951年12月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兼任华东公安部部长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后，扬帆改任上海市公安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
　　1939年5月，扬帆在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担任政治指导员，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曾找他，了解当时在延安的江青（蓝苹）过去的情况。因为项英听到传说江青将与毛主席结婚，他认为毛泽东是党中央核心人物，出于政治责任感，也怕老战友“润之吃亏”，来找扬帆了解情况。扬帆在上海时，曾与江青前夫唐纳在“上海影评人协会”同事，常有交往，亲眼目睹唐纳备受蓝苹精神折磨后痛不欲生的惨状。扬帆将江青先在济南山东实验剧院学戏时，与一商人儿子结婚，不久逃婚去青岛，遇***员俞启威（黄敬），后同居。1933年俞启威被捕后，其姊俞珊（南国社主要演员）帮助江青去上海找田汉，住在田汉家里，由田汉通过左翼教联安排她先在工人夜校任教，后转到左翼剧联的“无名剧社”和电通电影公司当演员，改名为蓝苹。在那里结识了多才、多艺、多情的唐纳，相恋同居，后去杭州旅行结婚（同去的还有赵丹、顾而已两对新婚夫妇，由沈钧儒大律师证婚）。不久江青就变心了，诓称回济南探亲而不归。唐赶到济南，找不着江青，愤而在旅社服毒自杀（获救）。此事在济南和上海报纸上闹得沸沸扬扬，江青不得不陪唐纳返回上海。不久，因争演《赛金花》主角不成，造成剧团分裂，又与唐纳闹分居，改而投靠导演章泯并公开同居，迫使章与已有两个孩子的妻子萧琨离婚，致唐纳再次投江自杀（得救未死）。蓝苹这一连串的事在电影界和社会上弄得声名狼藉。她感到在上海混不下去了，乃于1937年8月先去西安，又设法进了延安。扬帆还把江青本人学识浅薄、好高谈阔论、好出风头、喜怒无常、极端自私、有时不顾一切、见利（名）思迁、翻脸不认人等个性与品质都如实告诉项英，也提到江青在上海曾经遭国民党拘捕的问题，并按项英的要求写成书面材料。这份材料由项英签发，电报中央，电报中说明是上海地下党员殷扬所提供。项英还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的意见。但这一材料报到中央时，江青与毛主席早在1938年11月结婚了，这个电报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后来项英知道已经结婚，又直接给毛主席发了电报，请示：“如遇国民党人士询问此事，应如何回答？”毛泽东回电项英，大意是：“可以告诉他们，这属于个人生活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泯曾问过这一电报，他在1986年对人谈到了这一情况。)这两次电报都被江青知道了，后来江青误说成是1938年，殷扬两次发电报反对她同主席结婚。
　　殷扬反映的情况，尤其是揭露江青的品质和被捕问题，触痛了江青的伤疤，她感到非常恼恨，利用各种机会，向毛泽东说明，这是殷扬的造谣诽谤，说她根本不认识殷扬这个人，殷扬通过项英打的电报是别有用心，绝不能相信！当时，毛主席与江青刚结婚，自然信任江青，对殷扬反映情况的动机是出于党员对党和领袖的爱护没有引起重视，但对殷扬这个人在记忆里却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偶遇动杀机
　　
　　1952年扬帆患脑垂体瘤，经组织批准去苏联治病。在苏联期间，遇到全国妇联主席蔡畅也在此疗养。有一天上午，蔡对扬说江青也在苏联，准备去看江青，问扬是否认识她。扬答，在上海见过面，不很熟。由于扬帆对江青印象不好，又想到在皖南时曾给中央写过她的材料，不知江青本人是否知道。扬帆犹豫着不愿去。蔡畅看扬犹豫，便说：“在这里的中国同志很少，既然你也认识，就一起去吧。”扬还是随着去了。当时蔡向江介绍说，这位是你在上海认识的扬帆同志。江青楞了一下，说“面熟的”。扬接着说，我在上海的名字叫殷扬，扬帆是我参加新四军后改的名。江青当时听了就显得有些尴尬，随即问了扬帆的经历，并说，你是搞戏剧工作的，怎么做起保卫工作来了？扬如实相告。
　　扬帆补充介绍自己的情况，使江青把殷扬和扬帆对上了号。他知道她30年代在上海的事，反对她和毛泽东结婚的材料就是他反映的。更使江青震撼和不安的是，现在她的这个仇人正位居上海市公安局长的要职。江青最担心1934年冬她在上海被捕自首的档案，解放后可能会被公安部门接收。当时审讯她并经手办理自首手续的特务黑大汉等人，解放后也可能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如落入扬帆之手，或者扬帆将江青的事在蔡畅等中央同志中传开，将使这一直向党隐瞒的政治关节和丑事暴露无遗，必将影响她的政治生命，这事非同小可。于是江青千方百计地算计着先下手来陷害扬帆，达到灭口的目的。
　　这次在苏联的偶然相遇，开始了扬帆下半生的厄运。
　　
　　从撤职到押送北京
　　
　　扬帆自在苏联遇见江青后，他的处境就开始逐渐发生一系列明显的变化。这些突然的、不正常又不明原因的变化，是否和江青有关系？当时只能推测，还说不确切。
　　——通知提前回国
　　扬帆的脑瘤经诊断是良性的，在苏联的治疗基本上恢复了视力，但没有采取根治的手术，只是将瘤子里的液体抽掉，使之不再压迫视神经。医生要扬帆留在苏联再观察一段时间。有一天，扬帆突然接到通知，让他立即回国。扬帆以为有紧急任务，即于1953年5月11日匆匆回到上海，准备上班，却接到通知让他在家“安心休养”，看来并没有什么急事要他去办。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他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改组市公安局扬帆被解职
　　就在扬帆回到上海的同一个月（5月）内，原江苏省公安厅厅长黄赤波调到上海市局，来接替扬帆的市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职务。但是没有人向扬帆说明原因。扬帆虽被解除上述职务，仍保留了副局长和市政法委员的职务。这时还陆续从各地调了一批干部来充实和更换局、处两级班子。
　　——重新检查肃反工作
　　1953年夏天，公安部派了两位局级干部到上海秘密调查扬帆的问题，从检查两年前扬帆负责的肃反工作入手，也就是刚进上海时，使用特情和对投诚人员的处理，以及那个经饶漱石批准成立的“情报委员会”等问题。检查是背着扬帆进行的。而这些问题在两年多以前，罗瑞卿部长就曾来上海检查过，并已上报中央（中央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说：“上海对纠正错误的态度是好的。上海的问题解决了。”
　　——再撤扬帆保留的职务
　　1953年12月21日，也就是毛主席到达上海前几天，没有任何人向扬帆作说明，扬帆最后尚保留的市局副局长和市政法委员两个职务也被解除了。
　　——重提“诽谤江青，矛头指向主席”的人
　　1954年初，毛主席在杭州研究起草宪法草案，3月间，江青也到了杭州。她突然接到一封从杭州交际处转交的由上海发出的匿名信，内容主要是警告江青：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已写了材料交给中央组织部，你应向中央组织部交待……。江青看了非常恼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她大吵大闹，哭哭啼啼，把信交给毛主席，煽动地说，此信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的，背后一定有政治背景，这和当年殷扬（扬帆）发电报是同样的目的……。这时正值“高饶事件”出来，经过江青火上浇油，毛主席看后也认为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便将此信交给正在杭州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查办。罗部长又召来华东公安部的负责人梁国斌等到杭州一起研究。江青乘机向罗瑞卿提供了一批可能作案的嫌疑人名单，都是熟知她30年代在上海情况的人，其中一名就是扬帆，要求把扬帆列入侦查对象。从此，公安部就正式成立了扬帆专案组。
　　
　　——公开批斗押送北京
　　1954年3月以后，扬帆仍住在上海，表面上参加揭批饶漱石的学习，实际上很快就把他和饶漱石问题挂钩，转为公开批斗，责令他交代与饶的关系等问题。年底扬帆失去自由，宣布受审查，随即押上北京。
　　在北京，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和罗瑞卿部长，先后找扬帆谈话。徐子荣说明，中央决定对扬帆进行政治审查。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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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0-5 13:59:59 作者：张薇君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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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江青与扬帆冤案

2008-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