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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人案件”始末作者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发生一起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那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也叫"三六"大案）。所谓"叛徒"，就是在日寇势力侵犯华北的193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被囚禁在国民党北平监狱的这些同志，在监狱主管当局印好的"**启事"上签了字而离开监狱，投身抗日斗争的那段往事。
　　
　　狱中党支部组织两次要求无条件释放的斗争没有获得成功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会后，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原顺直省委被撤销，中央派陈原道、徐兰芝到天津组成新的顺直省委。当时，多数党员对六届四中全会和党中央的一些做法有意见，因此省委成员经常在旅馆里开会，激烈地争论问题，甚至忘记了所处的地下工作环境，吵起架来，被敌人侦知。2月，省委遭到了大破坏，30多人被捕。
　　省委机关遭破坏后，中央又陆续派一批人重新组建了河北省委。省委机关随后迁至北平。当时，党内情况仍很混乱，新来的人跟下面不联系或联系不上，不积极工作，而北平基层组织又与党失去了联系，单独活动。就在这时候，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特科工作的顾顺章于4月在武汉被捕叛变，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6月在上海被捕叛变。当月，河北省委又遭到大破坏，由于出了很多叛徒，破坏的面特别大，包括天津、北平两个市委的人员在内，不到一星期时间，就有300多人被捕入狱，薄一波等也在这300多人中间。
　　被捕的人都被关押在北平城东的帽儿胡同看守所。审讯团对被捕的***人和革命群众采取突击审讯的办法，要他们立即"转变"（即叛变），供出组织关系，立即破获***机关和立即逮捕***人。三个"立即"做到了，就让他们加入"青年爱国组织"，从事**事业，也叫做给"出路"。
　　在头一周，敌人的办法从表面上看是"成功"的。那些对党不满、对革命悲观失望的人，在敌人这一猛击之下就立即"转变"了。叛变者多为中央新派到北平的河北省委的人，而其中又多是留苏学生，例如廖划平、杨缉安、李国瑜、郭亚先、赖德、史汉仙等。他们的叛变又影响了一些其他的人，一时形成了所谓的叛变浊流。面对这股叛变浊流，薄一波、乔国桢、胡锡奎等人非常着急，当时他们被分别关在三个牢房里，三人就隔着墙缝互相商量制止叛变歪风的对策。经过暗中串连和积极工作，向大家说明革命并不会因为省委的破坏而失败，革命总是要胜利的。要求每个革命者都要经得起法庭上的考验，并给大家提出一些对付审讯的办法：不要供出任何机关、任何人；不要讲有损于党、有损于革命的话；不要在敌人准备的什么宣言上签名；打"官司"只打自己的，不要跟其他人连在一起。在不违背这几个条件的原则下，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对付敌人。这样教育的结果，使一些思想不坚定的人坚定下来。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他们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取得了胜利。
　　后来，经过伪行营军法处判决后，这批政治犯被关押到北平草岚子监狱。
　　在草岚子监狱，这批被捕人员组织了狱中临时党支部，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组织两次争取无条件释放的统一行动。
　　第一次是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上海抗战以后，国内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狱中党支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提出，要抓紧目前的有利时机，开展一次无条件释放全体"政治犯"的斗争。首先在全体"政治犯"中间进行酝酿，大家在斗争的内容和方式上取得一致意见后，给当局写了一封要求无条件释放的公开信，信的主要内容是：国民党采取不抵抗主义，把东北三省、3000万同胞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期。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都应当奋起抗日。我们都是爱国青年，你们应当立即无条件释放我们。
　　这次斗争没有达到目的。
　　1932年初夏，他们又用同样方式争取一次，仍然未能达到目的。但他们的斗争从未间断过。
　　
　　"让你们出来是刘少奇代表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
　　
　　1935年11月，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一天，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来到刘少奇工作处--北洋饭店。一见面，柯庆施就抱怨干部奇缺，他这个组织部长实在是徒有虚名。刘少奇和柯庆施又谈起了华北的形势。当时"何梅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在华北的势力被削弱了，中共的生存和斗争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另一方面，日军却步步逼近，他们策动亲日派、汉奸在华北发动"五省自治运动"，企图进一步吞并华北五省。平津危在旦夕。一旦华北落入日本人手里，监狱中在押的同志便性命难保，东北监狱里的党员在日寇占领时就已经被大批屠杀。
　　话谈到这里，柯庆施灵机一动，向刘少奇提出建议：让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缓解北方局干部缺乏的困难局面，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刘少奇闻言，心为之一动，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几十名党的优秀干部，也在牵着他的心，但他也知道，所谓"履行出狱手续"意味着什么。
　　思索片刻，刘少奇还是点了点头，对柯庆施说："我个人同意。但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党中央经过缜密研究，让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非同寻常的营救决定。
　　柯庆施当即找到徐冰（当时叫邢西萍），说："北平关押着一批同志，与其他们在监狱里坐着，就不如出来为党工作。你不认识他们，你手下有个关系叫孔祥祯，他同狱中的同志熟悉，可以叫他写信送到狱中去。"柯庆施还特别郑重说明："这是中央指示叫这样办的。"
　　6月，柯庆施代表北方局对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说："‘何梅协定‘签订后，北平很可能被日本占领，要想办法把监狱中的同志救出来，否则他们将会被日本人杀害。"他让李葆华转告徐冰，务必抓紧办理此事。
　　当时，徐冰的公开身份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与孔祥祯单线联系。孔祥祯原来也在狱中，曾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因病保外就医，继续从事秘密工作。徐冰向孔祥祯布置了任务。孔祥祯通过原在"反省院"、后因保外就医出狱的魏文伯，找到他的族侄魏茂林。魏茂林当时又名王伯平，与狱中有联系，可以向狱中送书报、送信。
　　徐冰口述了北方局的指示，孔祥祯记录，以孔的名义给"反省院"狱中党支部写了一封密信，由魏茂林转交狱中。
　　信中说，党中央已经批准北方局营救这批同志出狱的决定，通知狱中党支部，要求他们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
　　此时，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的是薄一波，支委是殷鉴、刘澜涛。接到北方局要他们履行出狱手续的密信，他们担心这是敌人设下的又一个圈套，于是，在同少数骨干商议后，决定不予执行，也不在党员中传达。
　　北方局送信到狱中三个月后，仍不见狱中回信。刘少奇决定，通过孔祥祯给狱中党支部写第二封信。信中说：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去信后不见你们的动静，现再作如下指示：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考虑到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认为，为了争取你们尽快出来为党工作，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敌人的出狱手续。这样做是符合党的最大利益的。党认为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启事"上捺手印，做得完全正确。但是，你们那时的斗争，还是小圈子、小范围内的斗争，现在要求你们出来在广阔范围内作斗争。现在形势变了，国民党安内攘外，登"**启事"司空见惯了。正因为你们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所以你们更有条件，这是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决定，不是常例。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
　　接到这封信时，狱中党支部已经改选，支部书记是赵鎛支委是杨献珍、张友清。支委会首先研究了这封信是否代表中央和北方局的正式指示，经过反复研究，确认是中央代表和北方局的正式决定。然后又仔细研究了这封信的内容和它的含义，认为：（1）"外面工作开展，各方面都很需要人"，是指党和工作的需要。（2）"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为党工作"，"可以"，是指狱中这些人长期坚持反对"反省政策"，经过了考验；"必须"，是指工作需要，是从全局着眼的。（3）"你们过去多年坚持反对‘反省政策‘，坚持不在《启事》上捺手印，做得完全正确"，这是把他们过去的做法肯定了下来。（4）"如果现在你们还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定，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这仍然是从全局需要来考虑的。
　　支委会经过几天的研究后，认为应该执行中央代表和北方局的决定，于是把北方局的来信和支委会考虑的意见，分头向支部全体党员作了传达。有的党员虽仍有疑虑，但也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只有刘格平和张良云表示不同意北方局指示。
　　支部还将北方局的指示和支部讨论的结果告诉当时未参加监狱支部生活的四个同志（刘锡五、赵林、马辉之、王德），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表示完全同意组织的决定。刘锡五建议第一批出去的同志再证实一下是否北方局的决定，他们可后一批出去。
　　于是支部安排了出去的顺序。
　　就这样，从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狱中党员共61人分9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等报刊上刊登由监狱拟好的"**启事"，陆续出了反省院。出狱后，他们立即与党组织接上了联系，并被安排了工作。
　　事后，柯庆施对薄一波说：让你们出来是刘少奇代表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你们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才出来呀！
　　
　　提到六十一人出狱经过，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
　　
　　1943年，中国***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与代表团一起到了延安。
　　薄一波到延安的第二天，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五年半的狱中斗争，毛泽东连连赞赏。谈到出狱之事时，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
　　这次长谈后，薄一波整理了谈话记录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在这个记录上批道："个人的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后来，毛泽东还让薄一波把那次出狱的人开个名单，薄一波写好后送给毛。毛在这个名单上写下了："北方出狱干部，1945年1月薄一波写出，存。"
　　毛泽东与薄一波会谈的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又找薄一波谈话，对他说：你们出狱，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后来，安子文等几位同志也与毛泽东谈了话。关于这件事，毛泽东作了同样的表示。
　　薄一波提出，应把他们1936年出狱的问题向七大作出报告，把过程讲清，作出结论。
　　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正式说明了这件事。委员会对薄一波等人的出狱问题，作出明确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过。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所有这些都只能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薄一波等同志于1936年奉党中央之命，以那种方式离开敌人的监狱，不存在任何问题。
　　
　　三十多年后康生为整垮刘少奇重提六十一人案件
　　
　　对这一历史问题，康生是非常清楚的。1947年，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到了山东渤海区，帮助搞土改。1948年春节，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惠民地区阳信县何家湾过春节。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请康生和土改工作队全体成员吃饭。饭后，康生与团员张琴秋、毛岸英、凌云、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康生从刘格平也在当年的北平军人反省院坐过班房谈起，说到了薄一波等同志出狱一事。康生说，1936年，中央分析了全国形势，深感华北形势十分危急。抗日高潮已经到来，迫切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却在平津敌人的监狱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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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0-5 13:57:55 作者：魏敬民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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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