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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益南 读张秀山 我的八十五
张秀山是1954年高岗、饶漱石案中一个受牵连的高干,当时作为东北局第二副书记,曾被定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降职到盘锦农场做副场长。文革后,复出,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等职,1996年8月去世。《张秀山:我的八十五》是他生前写的一部个人回忆录,由中央党史出版社于2007年3月出版。



读完这部书,对陕北红军的历史梗概,便有较为清楚的认知了。而此前,有些问题,长期见不到资料解读,只有模模糊糊的一些碎片。例如,几乎杀害刘志丹、习仲勋等的“肃反”,究竟是如何搞起来的?而小说《刘志丹》冤案的要害究竟在何处?否则,为何文革后也仍不能出版?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中解疑的问题有:



(一)三甲源缴枪事件




1932年1月发生的“三甲源缴枪事件”,显然是阎红彦(也许还有谢子长的同意)认为刘的部队成份不好,纪律差——其实当年那些初起的红军游击队,纪律都不会是很好的——而发动了军事行动,逮捕了刚刚就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的刘志丹,清洗了刘的部队。



当时,这个“西北反帝同盟军”实际是陕北中共游击队三支队伍(刘志丹的游击队400多人、阎红彦的晋西游击队与师储杰的“商贩保运武装”共200多人),刚刚合并组成的,总指挥是谢子长。虽然,刘志丹后来还是给放了,并仍担任由“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组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负责人,但刘部被杀了一些人,其队伍也解散了。



“三甲源缴枪事件”虽然与后来陕北根据地的左倾“肃反”没有什么并系,但,在三十年后(1962年),直至今天,却发生过重大影响。



因为,小说《刘志丹》一书起初不能出版、并继而打成反党小说,始作俑者,就是后来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上将。他认为《刘志丹》书稿中,披露了这件与他密切相关的“三甲源缴枪事件”,而且,将当时的刘志丹部队作了肯定,批评了缴枪捕人杀人的错误。虽然小说中没有点阎的名字,而是用了化名,并只说是错误,也没说是路线问题。



阎红彦不愿意出版小说《刘志丹》,但显然用他的理由解释“三甲源缴枪事件”,局外人难以相信,因刘志丹是英雄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于是,他用了二个理由来阻止小说的出版:



第一,因为描写刘志丹的活动,是不可能不涉及同为陕甘红军创始人之一的高岗的,小说稿中确用了“罗炎”的化名,写了一点高岗当年的革命活动。因此,阎便指其是为高岗唱赞歌。



第二,1962年正值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反击所谓彭德怀八万言书为代表的“右倾翻案风”之际,因而,阎红彦便咬定:《刘志丹》就是一件为高岗翻案的事情。



由此,阎红彦将小说《刘志丹》一事与他的意见,报告给了主管中央文教的康生(或先报杨尚昆。后转康生)。这样,便有了后来那个“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著名说法及严厉处罚,不仅小说《刘志丹》出不了,而且,还牵连到原陕甘苏区领导人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挨整多年。



文革后,很多冤案都在平反,这件著名的“利用小说反党”文字大冤案,照理也应平反了,小说《刘志丹》也可问世了。
然而,陕北革命历史的事情确是太复杂了。


经过一番折腾,《刘志丹》仍然不能出版。

虽然,该书作者李建肜(刘志丹弟媳)也根据他人的意见,重新写了新的三卷本《刘志丹》,作家出版社也拟出齐(已出版了第一卷);虽然,当时阎红彦已于文革中自杀身亡。



但是,之中,除了阎系观点尚有人在,而且,又牵涉到陕北革命史中的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当年“肃反”的领导人郭洪涛等,也在为他们的行为向中央申诉,对1935年、1942年中央对此案的路线定性决议,有意见,要平反。



几十年都过去了,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一些历史问题,各方当事人却始终没能统一认识,到1980年代了,仍在争执不休。



显然,中央领导人大概也被此事弄烦了:现在这么多大事等着要做,你陕北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你们就那么几个人自己都统一不了,真没意思!胡耀邦为首的中央干脆决定:《刘志丹》也不出版了!免得你们又争来争去没个完。



于是,我们看到的结果,便是《刘志丹》书稿一案平反了,但《刘志丹》一书却仍没有能完全出版。



这个“三甲源缴枪事件”,显然不是什么路线之争,而可能是闹宗派所致。中共中央在1935年、1942年二次对陕北革命历史问题的定性,都没涉及到这件事,想必即便在当时,此事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没料到之中后来出了个上将阎红彦,看来,他对此事却很敏感,不想让人抖露。结果,又导致出一连串的新事件。



不过,对“三甲源缴枪事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在1986年还是发了个103号文件,定性说:(“三甲源缴枪事件”)“不管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而为西北革命和红军发展作了重要贡献,刘志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毕竟,还是分清了是非。

(二)1935年秋逮捕刘志丹的“肃反”事件



中共陕北的党与红军内部,于1935年9月至10月进行的左倾“肃反”,一个多月中,不仅杀害了200多名党政军干部,而且将刘志丹、张秀山、高岗、习仲勋等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都逮捕下狱,准备杀害。若不是幸好长征而来的党中央下令解救,刘志丹等人就会没命了。



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竟可以逮捕作为陕北党政军高级领导的刘志丹等人的呢?


在这里,先要搞清当时陕北党组织的情况,才会明白以后发生的事。



1934年时,陕北有二个中共“特委”领导机构:




一是刘志丹、张秀山、高岗、习仲勋等特委委员组成的“陕甘边特委”,时任特委书记是张秀山,刘是军委主席,习是苏维埃主席。“陕甘边特委”组织的红军对外号称“红26军”,实际操作建制为一个师(红26军42师),兵力1000多人,另有游击队1500人。
“陕甘边特委”原是受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但1933年底陕西省委被国民党搞垮后,有段时间,他们就只能自行决定方针。



二是马明芳、谢子长、郭洪涛等组成的“陕北特委”,马为书记,谢负责军事,郭任组织部长。陕北红军游击队后改编为红27军,也只有一个84师建制,正规兵力也是1000多人。
然而,这个“陕北特委”却并不受陕西省委领导,它的上级是中共北方局代表孔原。


因此,当陕西省委被国民党破坏后,中共北方代表对陕北情况的了解,自然基本会都来源于“陕北特委”。



1935年2月,中共北方局代表派人找到“陕甘边特委”,决定这二个特委合并,成立中共西北工委与军委,刘志丹为军委主席,一个工人惠子俊当书记。


然而,八个月后,刘志丹等人却被当成反革命被逮捕下了狱。

导致这一切的,先后有几个人:郭洪涛,朱理治,聂洪钧,以及红十五军团的领导人。



原为陕北特委组织部长的郭洪涛,是1934年2月才派回陕北的,他是一个坚定的(王明)“中央路线”拥戴者,因此,对二个特委就常持批评指责,并以他的观点,不断向中央北方代表报告情况,说陕北特委是“富农路线”;更是抨击“陕甘边特委”与红26军的领导人,说他们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




可以说,郭洪涛是引发后来陕北“肃反”问题的始作俑者。




后来郭洪涛辩解说,他也反对陕北“肃反”扩大化,不同意抓捕刘志丹等人。
情况也许是这样。

然而,当红25军这支在鄂豫皖就经历过张国焘大“肃反”的强力部队,介入了进来,使“肃反”达到高潮时,,他郭洪涛个人对“肃反”的意见,又岂能阻止“肃反”捕人,竟捕到刘志丹、张秀山、高岗、习仲勋等人的头上?



显然,是鉴于郭洪涛的报告,因此,1935年7月,中共北方代表孔原,便派原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时年28岁的朱理治,作为他的代表,进入陕北苏区。




由于,北方局方面对原不受其领导的“陕甘边特委”与红26军,已收到过一些有偏见的报告。因此,朱理治一到陕北,他的思想倾向就可想而知。


同时,上海中央局根据北方代表机构报告来情况,已认定刘志丹等人,是“思想很右”的人,便也于8月,派聂洪钧从上海来到陕北,以解决陕北方面的“右派问题”。



在朱、聂刚到陕北之际,陕北的红军即红26军、红27军的正规部队,总共已发展到4000多人,地方游击队4000多人,创建了30多个县的苏区,陕北与陕甘二个根据地也连成了一片。



朱理治与聂洪钧到陕北后,虽然以中央代表的名义,接管了对西北工委的领导,郭洪涛也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但是,陕北红军的军权却不在他们手里,他们即便想有什么动作,一时也难以实施。



但是,一切就有这么凑巧,在朱、聂到达陕北仅一、二个月后,从鄂豫皖长征过来的红25军(徐海东为军长、程子华为政委),也于9月15日到达了陕北,并与陕北红军会了师。9月17日,红25、26、27三个军合并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



随即,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了一个“中央代表团”,召开了各方联席会议,并决定撤消西北工委,成立新的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聂洪钧为军委主席。刘志丹调红十五军团任副军团长。



接下来,大“肃反”就开始了。

主持肃反工作的是红十五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




戴季英在鄂豫皖苏区时,就是张国焘残酷“肃反”路线的积极推行者,鄂豫皖“肃反”中的许多冤案都与他有关系。到了陕北,重操此业,对他是易于反掌。于是,从刘志丹起,原陕北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成了他的抓捕对象。


10月6日,刘志丹被捕入狱。此时,距红25军与陕北红26军、红27军会师,并组成红十五军团,仅仅20天!



幸好,10月24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长征来到了陕北甘泉。此前,毛泽东就是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读到“围剿陕北***刘志丹”的消息,才决定向陕北长征的。到陕北后,听说刘志丹等“***”已被自己人抓捕下了狱,显然,从主观上他不会相信国民党要围剿的刘志丹能是反革命,于是果断命令:刀下留人,停止审查,一切问题等中央来研究解决。




于是中央指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等人,先行到关押刘志丹等人的地方,将刘志丹等予以释放。后又于11月初成立中央五人小组(董心武、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审查陕北的“肃反”问题。五人小组最后得出结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



刘志丹等人的虽获得了自由,但由于中央当时不可能有时间分清陕北党内的路线之争,于是,刘志丹等虽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但受北方代表、陕甘晋省委朱理治等及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的影响,所以当时对刘志丹等人工作的分配,基本上是降级使用。刘志丹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后任新组建的红28军军长。原陕甘边苏区政府主席习仲勋,任环县县委书记,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降为赤安县委组织部长。



只到1942年延安整风时,清算王明等人,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的重新审查的决议》,才宣布刘志丹、高岗等人坚持的路线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这件事本已定案。
但到1954年高岗垮台、张秀山被贬后,朱理治、郭洪涛等人便又向中央申诉,各别诉说1942年结论对他们的不公。



当时的中央监委,便又于1959年11月23日,作出了《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说“陕北肃反错误是严重的。。。郭洪涛同志当时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对陕北错误肃反也负有政治上的责任。但是,就整个肃反过程看,郭洪涛同志不是肃反的支持人,没有诬陷刘,高的意图”。



同时,中央监委也作出《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更改了上述1942年中央决议若干内容,即原说陕北错误肃反逮捕刘、高,是出于朱理治“个人的阴谋陷害”,并说朱理治“拒绝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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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0-1 15:04:15 作者: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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