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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国史新论(上)

自序

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已往历史之认识，特别贫乏，特别模糊。作者窃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切情实之考查。寝馈史籍，数十寒暑，发意著新史三部：一通史，就一般政治社会史实作大体之叙述。一文化史，推广及于历史人生之多方面作综合性之观察。一思想史，此乃指导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第一部分先成《国史大纲》一种（商务出版），第二部分续成《中国文化史导论》一种（正中出版），第三部分于四五年前，曾在昆明继续公开作四十次之讲演，而未整理成稿。其他尚有《政学私言》一种（商务出版），亦于第一第二两部分有所发挥。积年所有杂文及专书，亦均就此三部分集中心力，就题阐述。要之，根据已往史实，平心作客观之寻求，决不愿为一时某一运动某一势力之方便而歪曲事实，迁就当前。如是学术始可以独立，而知识始有真实之价值与效用。

顷来蒿目时艰，受友好敦促，拟继续撰写《国史新论》一种，大体所见，仍与前成各种无多违异。惟旨求通俗，义取综合，限于篇幅，语焉不详。其为前数种所已经阐发者，能避则避，能略则略。读者傥能就此新撰，进窥前构，庶可益明其立论之根据。总之，求在发明古史真相，其于国人现代思潮有合有离，非所计及。

诊病必须查询病源，建屋必先路看墓地。中国以往四千年历史，必为判断近百年中国病态之最要资料，与建设将来新中国惟一不可背弃之最实基础。此层必先求国人之首肯，然后可以进读吾书，而无不着痛痒之责难，与别具用心之猜测。至于语语有本，事事着实，以史籍浩瀚，囊括匪易，尚祈读者恕其疏失，匡其未逮。循此而往，中国历史必有重见光明之一日，而国运重新，亦将于此乎赖。特于刊布之先，再揭其宗旨纲要如此。

本书暂收论文五篇，第一篇《中国社会演变》，第二篇《中国传统政治》，成于一九五○年。第三篇《中国知识分子》成于一九五一年。第四篇《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乃是年冬在台北之讲演稿。第五篇《中国文化之演进》乃一九四一年冬在战时陪都重庆之讲演稿，为拙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之总提纲，一并附缀于此。前三篇曾刊载《民主评论》，并单印为《中国问题丛刊》，第四篇曾刊载于《考诠月刊》之创刊号。兹汇编单行，特向民评社志谢。读此书者，如能参读作者旧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及《政学私言》，及随后所成之《中国历史精神》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诸书，当尤可明了作者之理论根据，及作意所在。

再版序

余在一九五一年，曾收论文五篇，汇为《国史新论》一书，先后在港台两地付印，迄今已二十余年矣。偶检新旧存稿，未编入其他各书，而体裁与此编相近，可以加入者，重为编目，仍以《国史新论》为名，再以付梓。

本书各篇，有以分别眼光治史所得，有以专门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变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论题，必分古今先后时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变。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则本之于当前社会之思潮。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亦可谓为余治史之发踪指示者，则皆当前维新派之意见。

余自在北京大学任“中国通史”一课程，连续七年之久，贯古今，融诸端，自谓于国史大体粗有所窥，写成《国史大纲》一书。凡余论史，则皆出《国史大纲》之后。其以变化眼光治史成书者，如《中国文化史导论》，分别上古、先秦、两汉、隋、唐、宋、元、明、清各时代，而指陈其各有演变之所在。其以专门眼光治史成书者，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虽亦分时代，分项目，而专以政治为范围。其以分别眼光治史成书者，如《中国历史精神》及此书等。虽属分篇散论，自谓亦多会通合一之处，而无扞隔抵牾之病。

凡余治史，率本此三途。国史浩瀚，余初未敢以一人之力荟萃组织，成一巨编。然数十年来，自幸尚能不懈于学问，而所得终亦未见有先后大相违背处，故每以自恕。或所窥测，尚亦有当于国史之大体，而非余之浅陋愚昧，所敢轻犯众意，以作狂妄之挑剔。

窃意国史俱在，二十五史十通之类，虽固浩瀚难穷，亦复一翻即得。余生斯世，岂敢轻视当世人之意见。然史籍详备，我古昔先民之郑重其事，吾侪亦不当忽视。余之治史，本非有意于治史，乃求以证实当前大众之意见而已。读余书者，若能效区区之所为，遇当前意见所趋，涉及古人，亦一一究诸旧籍，遇与当前意见不合处，非为欲回护古人，乃庶于当前意见有所献替。则诚所私幸。固非谓余之浅陋愚昧为必有当于古人之真相也。

一九七七年秋，余曾检得存稿数篇，又特撰《再论中国社会演变》一文拟加入此书，重新刊印，并写成此再版序。后因病未及付梓，不意搁置竟逾十年。今年整理积稿，重新理出，又另作编排。本书所收，最早者在一九四一年，最后者即在去年一九八七年，前后相距已历整整四十六年之久。今付梓在即，仍保留此十一年前之再版序。又全稿均通体重读，略加修正。

中国社会演变

一

中国是不是一个封建社会？这一问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来解答。中国史上秦以前的所谓封建，乃属一种政治制度，与秦以后的郡县制度相针对。在西洋历史中古时期有一段所谓Feudalism的时期，Feudalism则并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他们的一种社会形态。现在把中国史上“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洋史上之Feudalism，便犯了名词纠缠之病。

西洋Feudalism之起源，事先并非出自任何人的计划与命令，也没有一种制度上之共同规律。只因北方蛮族入侵，罗马政府崩溃，新的政府与法律不及产生，农民和小地主，在混乱中无所依赖，各自向较强有力者投靠，要求保护，于是在保护者与被保护者间，成立了各样的契约。后来此种契约关系，逐渐扩大，连国家、国王、皇帝、城市乃至教会，都被卷入。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演进。

中国历史上所谓封建，究竟始于何时，已难详考。据传说，远从夏、商时已有。古史渺茫，此当由专门古代史家经过严格考据来论定。但我们不妨说，正式的封建制度则始自西周。西周封建乃由武王、周公两次东征，消灭了殷王室的统治权，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制。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这种演进是由上而下的。西方封建由统一政府之崩溃而起，东方封建则是加强政府统一的一种强有力的新制度。

若加进经济情形来讲，周代封建实是一种武装集团的向外垦殖。西周本是一个农耕部族，他们征服了殷朝，遂把他们的近亲近族，一批批分送去东方，择定交通及军略要冲，圈地筑城，长期屯驻。一面耕垦自给，一面建立起许多军事基点。在其相互间，并完成了一个包络黄河流域，乃至南达汉水、淮水，甚至长江北岸的庞大交通网。原有殷代遗下的几许旧的城郭与农耕区，被包络在这一个庞大交通网与许多军事基点之内的，也只有接受周王朝新定的制度，而成为他们统属下的侯国了。至于在此一两百个城郭农耕区域之外，当时中国中原大陆还有不少游牧部落，他们并不专务农业，他们也没有城郭宫室，还是到处流动迁徙，这些便是当时之所谓戎狄。

因此西周封建，同时实具两作用。一是便于对付旧殷王朝之反动，一是防御四围游牧人侵扰。我们若把这一种形势和进程来比拟西洋史，周代封建实是当时以军事和政治相配合，而又能不断地动进的一种建国规模。远之颇像罗马帝国，近代则似英伦三岛之海外殖民。由一个中心向外扩展，由上层的政治势力来控制各地的社会形态。西方中古时期之所谓封建，则由各地散乱的社会，渐渐向心凝结，在下层的许多封建契约上，逐步建立起政治关系来。由日耳曼诸选侯来公选日耳曼王，再由日耳曼王来充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又是中西封建恰相颠倒的一个对比。

若就社会形态言，周代封建确与西洋中古史上之封建社会有一相似处，厥为同样显然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存在。然此一形态，并非封建社会之主要特征。因希腊、罗马时代，同样有贵族平民两阶级，但那时则并非封建社会。即就中国周代与西洋中古之贵族阶级作一比较，其间亦有许多不同。西洋中古时代之贵族地主，实际上多是在一块农田，即他的领地上居住，筑有一所堡垒，一个像中国后来所谓庄主或土豪的身份而止。他的地位，在当时也只等如一个寺庙中的方丈或一个市镇上的镇长。而中国在春秋时代所见的诸侯卿大夫，则都是像样的政治领袖。如齐、晋、楚、秦许多大诸侯，实和十字军以后英、法诸邦的**王室一色无二。他们的疆土，即俨然是一个大王国，他们治下的许多卿大夫，如晋六卿鲁三家之类，全都集中在中央政府共同执政，已经是像样的一个政府和王朝。当时的卿大夫各有自己的采邑，也各自派有官吏即家宰统治着。每一侯国的都城，有一所宗庙，同时也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都会。宗教工商业和军事，都集合在一政府一王室当时称为诸侯的统率管理之下。

明白言之，春秋时代的贵族，显然是政治性的。而西洋中古时期，除却公国伯国等外，还可有主教国Bishop states，或城市国，同样都说是国，以分别于此后新兴的所谓现代国家。而中国春秋时代之侯国，论规模与体制，实已与此后西洋的现代国家相差不远。工商都市与宗教中心，都已控制在封建贵族的政治系统里。这又是一个应当注意的大差别。这一个差别，依然是上指西方封建是一个社会形态，而中国封建则是一个政治制度的差别。固然政治与社会相互间，并不能严格分离。但我们要研究某一时代的社会形态，决不该忽略了那时的政治制度。

一到战国时代，那种政治的演进更显著了。那时的国家都已有更辽廓的疆土，更谨严的政治组织，像齐国拥有七十多城市，全都直辖中央，由中央派官吏统治，不再是贵族们的采邑了。它的中央政府所在地临淄，据说有七万家住户，每户可得壮丁三人，一城便有二十一万个壮丁。想来全城居民，至少应在三十五万人以上。其他各国首都，像赵之邯郸，魏之大梁，楚之郢，其繁盛情形，亦大致与临淄相类似。这些都是政治中心，同时又兼商业中心的大城市。每一次战争，一个国家派出二三十万战士并不很稀罕。各国政府中的行政长官，以及统兵大帅，几乎全是些平民出身的游士。偶然还有一二贵族封君，像孟尝、平原、信陵、春申之类，他们也并不像春秋时代一般贵族们，有经政治、法律规定允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赵奢为政府收田租，平原君的九个管家违抗法令，给赵奢杀了，平原君还因此赏识赵奢，大大重用他。我们单凭战国政治局面，便可想见那时的社会形态，断断不能与西方中古时代所谓封建社会者相提并论。

现在再一检讨春秋战国时代的平民生活。照中国古代的封建观念，一切土地全属于贵族，平民并无土地所有权。故说“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懂得了这一观念，才可来讲那时的井田制度。诸侯们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划出一部分可耕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按着年龄受田还田。每一农民，在封建制度下，绝不许有私有的土地，但税收制度则甚为宽大。依照井田制的标准形式论，每一家受田百亩，这是所谓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亩。但所谓私田，只照收益言，并不指土地的私有。每一农民二十岁受田百亩，六十岁还归公家。在此期间，他一面享有这百亩田的私收益，但须联合其他七家，参加耕种公田百亩之义务。这一百亩公田，成为一个小型的集体农场，由环绕它的八家农民共同耕作。在贵族握有土地权者之收益言，只等于征收田租九分一。后来这制度稍稍变通，把公田取消，每一农民在其私田百亩内，向地主，即贵族贡献十分一的田租。大概这两制度，有一时期曾同时存在着。离城较近的田地，授与战士或其他较优待的农民，是没有集体耕作的公田的，按亩什一抽税。离城较远的地区，则仍行八家共耕公田的旧制度，公家得九分一的收入。

但这一制度，在春秋末战国初一段时期内，便逐步变动了。主要是税收制度的变动。起先是八家共耕公田百亩，再各耕私田百亩，此所谓助法。其次是废除公田，在各家私田百亩内征收什分一的田租，此所谓贡法及彻法。贡法是照百亩收益折成中数，作为按年纳租的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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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0-1 13:00:4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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