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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小传

戚本禹小传在网上发表，曾被戚本禹一阅，他认为事实稍有出入，并给笔者一些资料供参考（见附件一），笔者很看重此事，决定在此基础上修改重发。

最近，从乌有之乡书店收到戚文写的《青梅煮酒论英雄：三国人物》和《大风起兮云飞扬：两汉人物》两本书，读后震动很大。该文不为社会潮流所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以独到的历史视角纵论历史人物及事件，同历史虚无主义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线，表现出了一个坚定的老布尔什维克和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风骨、戚文本来直率高大的山东大汉形象在我眼里更加醒目了。

戚文为何许人也？有不少读者并不知情，戚文就是大名鼎鼎的文革小组最年轻的成员戚本禹。

戚本禹，又名戚文，一九三一年生，山东威海人，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族人后裔，为人倜傥大度。少年时代曾在上海浦东中学、中华理科、南洋模范中学就读。一九四八年参加中国***地下党组织，并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一九四九年七月调北京，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红旗》杂志社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见习秘书、秘书、科长、处长、副局长，《红旗》杂态历史组组长、副总编辑。文革初，未及不惑之年，就际会风云，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等，年轻有为，位高权重，被人称为“戚大帅”。后来（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八六年），因“王关戚”案入秦城监狱十八年，从此离开政坛。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一年，在上海图书馆从事历史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一九九一年至今，在中华易学大辞典编委会任常务副总编，并在上海世贸通化工公司任高级顾问。

戚本禹一生酷爱读书，勤于笔耕，先后著有《先秦人物》、《两汉人物》、《三国人物》、《两晋-明清人物》（以上均为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孙承忠》（中华书局出版）、《评李秀成自述》（三联书店出版）、《周易十讲》（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大人物的变态心理》（合著，时代出版社出版）、《孙子兵法大辞典》（合编，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中华易学大辞典》（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墨子十讲》（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孙子兵法十讲》（合著，安徽文学出版社）、《孔子十讲》（合著，时代出版社出版）、《论语今译》（合著，时代出版社出版）、《十家论佛》（合编，上海出版社出版）、《今古奇观续编》（江西百花出版社出版），等等。

笔者对戚本禹的认识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己少年时代的认识，只知道戚本禹是历史学家，很著名的左派。一九五八年三月，其在中央政治局秘书室时和林克等八人被杨尚昆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后被毛泽东斥为“八司马”事件，成为受毛主席关注的人。后来，他又著文批判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被俘变节，被毛泽东阅后大加赞赏，批示：忠王不忠，不足为训。文化革命中，戚本禹又写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雄文，把文革矛头直指刘少奇，一时名声大起，成了文革派的著名领袖之一。

第二阶段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后，戚本禹继王力、关锋后被打倒，成为文革著名事件“王关戚”的主角之一。那时的笔者虽对打倒“王关戚”有些不解，但还是迅速接受中央的观点，把他们当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坏人看。

第三阶段是二千年后我开始反思文革，对“王关戚”事件有了新的认识。

文革“七、二零事件”后，中国左派开始四面出击，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提出左派要“文攻武卫”的口号，不准备妥协，试图将文革进行到底。

八月七日，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提出毛泽东赞赏的群众专政革命主张，具有深远的意义。八月七日，王力发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支持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冲击了周恩来的政府。随即发生诸如八月二十二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

面对左派从中央到地方冲击军队、冲击政府的浪潮，毛泽东显然不能应付多个战场，树敌过多，决定收拾打乱仗的极左势力。八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第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此后，毛泽东等以反多中心和抓五一六为名，控制了地方群众扱左势力，都是为实现其结束文革战略服务的。

王、关、戚是文革激进派代表，当时他们有无个人野心想立功进常委，对这个问题分析没有多大意义，即便有也没什么。重要的是，读者应该知道这是一种社会思潮，并不是他们三个人的事，对王、关、戚没有立专案说明毛泽东很清楚他们的性质，战略调整总得有人牺牲。

至于对王关戚三人的区别，笔者也逐渐明了。王力在死前写了一本《王力反思录》，我看后大为不满，认为王力不是左派，是个投机分子，并打了《王力反思录读后感》短文进行评论：

“当我读到《王力反思录》时，王力已经死了。如果不死，我倒真想和他交流一些看法。

没看《王力反思录》时，我对王力的印象是完整的。不知从哪里来的想法，我总的把王力、关锋、戚本禹当作文革派中的极左派，也可叫做彻底的文革派。王力当时的罪名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乱军，一个是组织“5·16”打倒周总理。他不听毛泽东和江青的，有自成第三司令部的味道。通过看反思录，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对王力印象反而模糊起来，支离破碎。

王力的思想有的很清楚，如表述文革前党内斗争，又如表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有时又很糊涂。例如把毛、邓联成一体，批毛颂邓。批毛拥邓的言论结果，造成否定文革，反对文革的人不买他的账，而文革派视他为叛徒，认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是王力的悲剧，他如何落得如此下场，他至死都没弄明白。他想‘留下清白在人间’，但却留下永远也不清白的王力。王力忠于毛泽东主义不到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尽管对王力产生了不好的看法，但我还得要感谢他，是他较真实的再现了他所经历的历史，涉及面极广，是一部很好的文革研究资料书。另外，王力毕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他的许多见解也是颇有见地和道理的。有志做文化革命理论研究的人们，不可不读《王力反思录》。”

后来，在网上看了《戚本禹谈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见附件二），大为感慨，深知个人的历史是个人写的，不能怨天尤人，戚本禹和王力有天壤之别。戚本禹为自己洗刷了不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人和忠于毛主席的正派人。在以非毛化为时髦的时代，一个被毛泽东下令关押过的人，不从个人恩怨出发，实事求是的为毛泽东及其战友辩护，是多么的可贵、可敬。笔者认为，在党内斗争中受过委屈的人中，黄克诚和戚本禹表现是最好的，二者都在毛泽东逝世后为捍卫毛泽东伟大红旗立了新功。

据说“王关戚”三人中的关锋表现也是很好的，可惜手头没有资料。总之，以上是笔者对戚本禹的三个阶段的认识。由于认识的改变，才有了这篇《戚本禹小传》，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戚本禹。

戚本禹，戚本禹，又名戚文，一九三一年生，山东威海人，少年时代曾在上海浦东中学、中华理科、南洋模范中学就读，早年著书《孙承宗》。

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国***地下党组织，并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被选送至北京中央团校的前身劳动大学学习。七月调北京，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红旗》杂志社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见习秘书、秘书、科长、处长、副局长，《红旗》杂态历史组组长、副总编辑。文革初，未及不惑之年，就际会风云，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等，年轻有为，位高权重，被人称为“戚大帅”。后来（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八六年），因“王关戚”案入秦城监狱十八年，从此离开政坛。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一年，在上海图书馆从事历史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一九九一年至今，在中华易学大辞典编委会任常务副总编，并在上海世贸通化工公司任高级顾问。1931年出生，山东威海人，早年著书《孙承忠》。

１９５０年５月４日，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南海，年仅十九岁。戚报到处，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师哲离开后，未有任命正职，由田负责，重要问题与江青商量。　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属中央办公厅编制。“八大”以后，取消中央书记，称中办政治秘书室，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的秘书室。其他中央书记，各自另有秘书班子。初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编《毛选》１－３卷，戚是田家英的助手，负责校对，一篇文章，逐字逐句读着校，要读五六十遍。

1950年进入中南海后，戚本禹曾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秘书室整风，戚本禹等八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当时，戚本禹和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林克等人由于向政治秘书室的副主任何载提意见“对上争功讨宠，对下独断专行”等，何载将这些意见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后，杨尚昆认为“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党不满，是向党进攻，林克、戚本禹都是反党分子，一定要严肃处理。”于是，他们将这八个人在会上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还要求中直党委给他们以组织处分。毛泽东知道后，气得拍桌子说：“想不到在我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林克、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的领导人右倾错误有看法，只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以我看，真正该受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每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毛泽东的正确态度，救了戚本禹等人。

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批太平天国李秀成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引起很大轰动。

徐思彦的《从戚本禹批李秀成》一文中，虽带有偏见，却也透露出一些内幕。“编辑部负责具体工作的丁守和先生阅后觉得戚文文字清晰，还是讲了一些道理的，可以发表，并遵照黎澍主编的意见，送给田家英一份请他看看。顺便说一句，《历史研究》自创刊之日起，就实行外审，只是那时一无制度，二非匿名。田家英的意见是，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探讨总是有益的；但戚本禹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文章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表。（秋石客注：可见田家英对戚本禹有成见，以权谋私！）这样戚本禹的文章就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尤其是近代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绝大多数学者不赞同戚本禹的意见，并对《历史研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如此重要的一份史学刊物怎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秋石客注：恰恰相反，戚本禹文章受到了多数非权威学者的赞同，的确有反动学术权威压制不同意见！）中宣部也批评道：《历史研究》发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不与我们打个招呼！？（秋石客注：中宣部为什么这么关心和反对批叛徒的文章？因为党内确有许多叛徒，文革后叛徒被一风吹了，难道中共真的那么纯洁，一个叛徒都没有了吗？）

学术界反响强烈，中宣部也认为问题严重，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除郭沫若以外，历史学界在北京的头面人物基本都到会了，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刘大年、李新，等等。会议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人们纷纷指摘戚本禹，尤以翦老的发言最为激烈：戚本禹根本不懂得历史。你批现代修正主义，要从近代史上找这样一个例子，是完全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翦老还讲了忠王府的来龙去脉，说忠王府，那里是拙政园，原来就是富丽堂皇，并不是李秀成去了才富丽堂皇的。主持会议的中宣部科学处林涧青处长最后作了结论：戚本禹的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史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一定要肃清影响，并委托刘大年组织一篇批驳文章。刘大年等人的文章也很快写好了。然而令这些鉴古知今的史学大家意外的是，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上达天听，风向很快就变了。面对学术界一片反对的声音，戚本禹已经乱了阵脚，正在准备写书面检查。

（秋石客注：可见斗争之激烈，一石激起千层浪。面对学术界一片反对的声音，戚本禹正远在抚宁县做农村调查，根本不知北京情况，文中提戚本禹想检查是有误的。）

这时江青代表毛泽东约见戚本禹。她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要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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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30 22:59:05 作者：秋石客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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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戚本禹小传

2008-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