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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李雪峰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有三项：一是讨论修改宪法，二是讨论新的五年计划，三是讨论战备问题。前两项议题中央都有文件，中央委员们报到后，就人手一份新宪法的修改报告和五年计划草稿。到这时，“文革”进行了４年多，毛泽东几次下决心结束“文革”都没能如愿。新宪法的制定表明我们党想跳出“文革”的圈子，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转向经济建设。但是会议召开两三天后转了向，变成了解决陈伯达的问题。在批陈之前，还批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到最后，也没讨论既定的议题。

　　庐山会议编组是按大区混编的，分成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等６个组。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宣布会议议程，然后就是林彪突然发表讲话。８月２４日，各组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后讨论，在讨论新宪法时又引出了议程之外的“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作为召集人主持了华北组的会议。据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后来回忆，参加华北组讨论的，除了北京军区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几位外，他和郑维山、尤太忠等都出席了。被分配在华北组参加讨论的陈伯达到场时，一位老同志正在发言，被主持人打断，请陈伯达先讲。陈也不客气，张口就说。他的福建话很多人听不懂，但陈先瑞听懂了，所以记得。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陈伯达还重复吴法宪的话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陈伯达边比划边说：“有人不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在这次激烈的发言中，陈伯达还讲了一通“天才”论。接着，参加华北组讨论的汪东兴也说，宪法要设国家主席这一章，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汪东兴表示拥护林彪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宪法修改报告时，热烈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如果说陈伯达在华北组的煽动性发言还让人半信半疑，而在毛泽东身边深得毛泽东信任的汪东兴这么一说，华北组马上一边倒了。大家都激动起来，一些人纷纷表示，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赞成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表示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华北组除召集人李雪峰外，北京的吴德、天津的解学恭、山西的陈永贵、内蒙古的吴涛作为所在省、市的领队出任副组长，北京军区的郑维山代表军队方面也是副组长。以后郑维山回忆说，听了陈伯达的话，尤其是听汪东兴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大家都很气愤，华北组的成员一个接一个表态，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旗帜鲜明呢？谁敢不旗帜鲜明呢？

　　按照惯例，分组开会后各组都要搞出简报。８月２４日讨论后，晚上１１点多，在华北组负责简报的黄道霞把他参与整理好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拿来送审。这份后来被编为全会第六号的简报，内容主要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实录。简报送到中央办公厅，很快就印发了，这就是九届二中全会的“第六号简报”，也就是后来被毛泽东定为“反革命简报”的出笼经过。

　　简报中写道：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党内竟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对此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简报还说，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中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参加华北组讨论的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说，不管是在小组会上还是简报上，都没有提出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８月２５日上午，华北组继续开会。这时，各组也都看到了“第六号简报”。整个会议的气氛被煽动起来了，各组都要求揪出反对毛泽东的坏人。大家的发言集中到有人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上，军队的中央委员们更是激动。正争先恐后地讲着，谁也没想到事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李雪峰从政治局开会回来，对吴德说，会议立刻停止。吴德觉得意外，问：为什么停止？李雪峰只是简单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然后对大家宣布会议结束。散会路上，吴德再一次问李雪峰：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议要停止？原来，江青带着十分惊慌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到毛泽东那里讲了很长时间，毛泽东生气了，一锤定音，说“第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李雪峰解释说，毛主席主持各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批评了“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并提出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刻停止。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三条：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立即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作检讨。

　　虽然他们的检讨都是检讨，但检讨的层次和规模不大一样。陈伯达、汪东兴是在中型会议也就是所谓各大组长、各省负责人的会上作了检讨，重点是批陈伯达，同时也批吴法宪，联系到汪东兴。实际上，张春桥也在会上作了检讨。因为事先打过招呼，张春桥也就检讨了几句。传达他们的检讨也是有区别的。陈伯达和吴法宪的检讨被各组组长传达到每一位与会者，而张春桥的检讨没有传达，所以，很多与会者并不知道张春桥的检讨。在陈伯达作检讨的那个中型会议上，汪东兴没有检讨。汪东兴作检讨的范围很小，只是在六七个人的华北组正副组长会上。可以看出，毛泽东明显在保汪东兴，也在保张春桥。

　　接下来的一阶段，会议的形势更严峻了，毛泽东宣布了《我的一点意见》，暗示陈伯达有历史问题，且口头上也说了对陈伯达的怀疑。这时，陈伯达已经是敌我矛盾了，全会集中批陈，揭发的炮火更加猛烈，集中开了四五次小组会。全会结束时，中央宣布要审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尽管庐山会议上“电闪雷鸣”，全会的公报却“风平浪静”，就几句话，主要是毛泽东的意思：“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懂马列主义的不多，不要被谣言诡辩欺骗”等等。看了全会的公报，谁也不会想到庐山上发生了一场被毛泽东称作“要把庐山炸平”的斗争。

　　“第六号简报”在庐山上就定了性，是“反革命”的简报。但是，简报与李雪峰和北京军区有什么关系，毛泽东一时还搞不清楚。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说，我们虽在庐山，但对这场斗争并不知情，只是觉得事情没有完。以后，陈先瑞才知道毛主席对庐山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爆发的斗争，并不只局限在对陈伯达的批判上，而是想采取各种办法削弱林彪在军队的势力。这些办法，就是毛泽东自己说的“抛石头”、“挖墙角”、“掺沙子”。不论李雪峰和郑维山在会上还是会下如何商量，总之，“第六简报”有阴谋。汪东兴检讨说，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简报，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看他是否事先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得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牵涉他很少，而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在汪东兴的第二个检讨中，又说想问李雪峰，李雪峰却没有正面回答。

　　当然，这时毛泽东还只是心里怀疑，还在考虑、观察。９月６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中央委员们陆续下了山。毛泽东三天后离开庐山，先到江西南昌，然后在石家庄车站停了一下，找了包括李雪峰、刘子厚在内的五六个人询问情况。因为“第六号简报”出在华北组，要问一问来由。毛泽东并没交代意图，这五六个人有参加庐山会议的，也有没参加庐山会议的。大家都懵头懵脑的，李雪峰也如此，所以没答复毛泽东的疑问。毛泽东问，简报是怎么出来的？因为汪东兴在场，李雪峰认为这话毛泽东应该问汪东兴，不应该问他。在李雪峰当时的想法里，现在把“第六号简报”的责任往华北组身上推是不合适的，简报的责任应该属于汪东兴，而不属于华北组。华北组发言，整理后由中办发简报。至于简报为什么印得那么快，更是中办的责任。但毛泽东认为，把事情往汪东兴身上推，这肯定又是一个阴谋。

　　李雪峰传达得很简单，也没讨论。毛泽东很大一个感觉，是李雪峰搞了鬼。关于毛泽东形成的这个观念，在以后得到了证实

　　庐山会议闭幕后，李雪峰传达中央指示：在中央没有下达正式文件前，会议情况不准露出去。从庐山下来后传达庐山会议，只能讲会议公报精神，向主要领导人吹吹风。但会上的所有材料都不许带回，包括记录全收走了，而且只让传达到省部级、省军级，还要保密，这可让传达者犯了难。党政军一起还是分开传达？如果分开传达，北京军区怎么传达？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和司令员郑维山都觉得不好说，希望李雪峰一起传达算了。李雪峰说，我只能传达地方，军队由军队传达。当时华北驻军主要在河北，陈先瑞和郑维山退一步要求李雪峰在河北传达时向党政军一起传达。于是达成协议，河北党政军一起传达，华北其他地方的驻军由北京军区传达。传达时，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又讲了几句批陈情况。后来，不好好传达就成了他的罪状之一。总之，毛泽东形成很大一个感觉，是李雪峰搞了鬼。关于他的这个观念，在以后得到了证实。

　　国庆节后，中央决定在地市一级扩大传达陈伯达的问题，但华北地区没见到文件。又碰到头痛的传达问题了，郑维山打电话问李雪峰。他想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可能知道得多一点。李雪峰说他也不知道，只知道扩大传达。因为他在庐山上挨了批，心有余悸。讨论如何传达时，他认为还是从简为好。本着这个原则，华北还是只传达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向中央汇报得也很简单，说我们按照中央的精神已经传达，就两句。康生在华北给中央的报告上批：奇怪？毫无揭发！遂将华北的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这更成了问题。江青鼓动北京军区内部揭发，于是出来了三十八军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毛泽东让江青把三十八军的人找到北京，搜集情况，写的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揭发的是陈伯达在庐山会议前两次在华北的乱说乱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批了该报告：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让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陈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时，分管华北。他自称中央让他来解决华北地区的问题，两次来华北。以后，陈伯达倒台了，中央开会没人承认他分管华北地区的工作。到底陈伯达分管不分管华北地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分管华北，他到华北来是工作，不是阴谋。但中央内部的分工又没有形成文件，谁都不吭声。毛泽东批示没说陈伯达分管华北，而是说他插手北京军区。陈先瑞在回忆录中说：“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这除了中央能阻止他，北京军区是挡不住的。陈伯达到华北是“解决”地方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们没有请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太上皇”一说也不是事实。从根本上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当时全国各地的“太上皇”。军区没有与陈伯达狼狈为奸，不存在“没有很好打通思想”的问题。三十八军的报告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是正确的，但说“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在北京军区这不是事实。说“陈伯达在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保定问题”极其复杂，驻军与省军区各支一派，这两派尖锐对立，武斗不断。驻军支持的一派坚决反对省革委会一负责人，而这个负责人是当时中央所信任的。所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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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30 18:20:41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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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云文集] ·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李雪峰

2008-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