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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锋沉浮录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人叫关锋：一个是在西安事变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关锋，此人本名贾拓夫，做党的秘密工作时，化名关锋，是***的老资格的革命家，已于１９６７年去世。另一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关锋，此人在“文革”时期与王力、戚本禹被人并称为“王、关、戚”。本文记述的，是后一个关锋的沉浮人生。

◇　得到康生赏识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１９１９年７月生于山东省庆云县。

　　关锋出生在贫苦人家。由于是独子，他父母尽管生活艰难，仍然克服困难送他去读书，并且一直供他读到了中学。中学时，关锋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接触到了产党的地下党组织。１９３３年，刚刚１４岁的关锋加入了中国***。入党后的关锋，工作积极努力，对上级党组织的精神理解较快、较深，贯彻得力，又肯动脑子，有一定创造性。１９３８年，１９岁的关锋就担任了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１９３９年，即２０岁那一年改名为关锋。

　　关锋读过书，有文化，喜欢写作，组织能力也很强，又在实际工作中受到了历练，成绩也很突出，因此受到党组织的重视。１９４４年，关锋被调往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任教育科长。１９４７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

　　关锋被调到中共山东分局工作后，正好康生也被调到山东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闲暇时间，康生除了读古书，鉴赏古玩，写毛笔字外，就是出门找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与他有同样读书爱好的干部聊一聊。

　　在寻找这样的谈话对象时，康生发现了时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的关锋。一来二去，康生开始对关锋由好感到赏识，觉得关锋是个有才干的干部。那时的康生，虽然因土改中的极“左”做法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但他毕竟还有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的职务，他向党组织提出的提拔干部的建议，还是很受重视的，而康生对于他所赏识的干部也是极力向组织上推荐、提拔的，加上那时关锋确实表现得很好，工作努力，有成绩，又有文化。因此，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关锋在党内的职务也就逐渐提升起来了。

　　１９５０年，关锋担任了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处处长。１９５２年，关锋又调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

　　１９５５年，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了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了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

　　当时，中央高级党校在北京，就是在现在北京海淀区大有庄１００号，负责培养党的省部级干部（也有一部分担任关键部门领导职务的司局级干部）。中央党校在各大区则设立中级党校，中级党校负责培养司局级的领导干部（也有一部分担任关键职务的正处级领导干部）。中央党校在山东省设立中级党校，是因为山东省委是在原来山东分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培养干部的任务很重。当时，校长是老革命家夏征农。关锋能担任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的副校长，地位和职务分量都是很重的。更重要的是，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的位置，给关锋进一步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平台。

　　在中央党校山东第四中级党校，关锋不仅讲课，还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文章写得好，文笔较为活泼，不光是符合中央的方针，而且写得有深度。

　　在１９５６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康生分管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工作，也管文教方面的事，有了一定的权力。此时，关锋因小有名气，加上康生和中央的一些“秀才”的推荐，使他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１９５６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来，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既是中央的智囊班子，又是中央的笔杆子。当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都是理论造诣较深，又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大人物，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

◇　在反右派运动中当上了“左派新秀”

　　１９５７年，中国***发动了反击右派的政治运动。

　　反右运动开始时，正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关锋，自然对反右派运动的发动和发展情况十分了解，也更清楚毛泽东当时的思路变化历程。

　　在日常工作中，关锋很注意右派的言论和动向，搜集、整理出了右派攻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材料，及时上报给中央领导人参阅。但这仅仅是关锋当时工作的一部分。关锋工作中更重要的一部分，是在研究、分析右派言论的基础上撰写反击右派的文章。那个时候，关锋是很用功的，也很用心。他每天阅读大量的报纸、杂志，从中发现右派的言论，并对这些言论进行分析、整理，探寻其政治意向，然后有针对性地阅读马列的书、毛泽东的书，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材料，拟定写作的题目和提纲，再关起门来下工夫写作。写出文章后，关锋主要投给《中国青年报》，在那上面公开发表。那时，《中国青年报》既是关锋批驳右派言论的主要阵地，也是展现他理论水平和文采的主要平台。在关锋批驳右派的文章中，有一篇分量最重，就是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６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面的《驳所谓一切领导阶级都有局限性”》一文。这篇文章，从历史的、理论的高度，分析了无产阶级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论述了中国***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的必然性，是反击右派的文章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文章。

　　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中，有几个人是经常发表“重头文章”的。在上海，姚文元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文章。他写的《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等文章，很有影响力。在北方，王力也以《中国青年报》为阵地，经常发表反击右派言论的文章。同时，关锋也在《中国青年报》上经常发表文章反击右派。这样，南有姚文元，北有王力、关锋。关锋与姚文元、王力一起，一时成了“左派新秀”。成为“左派新秀”的关锋，也被正式调入中央工作。

　　１９５８年６月１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关锋对他所干的这个工作是十分认真的。他编此刊时，搞的材料、写的文章，分析问题深入浅出，笔法也活，深受毛泽东的重视。主管《红旗》杂志的陈伯达，也对关锋十分赏识，有意提拔他。不久，关锋被任命为《红旗》杂志的编委。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中央一些高级别、理论水平较高的人才能担任此职，编委主任是邓小平兼任的，而陈伯达也是《红旗》杂志的编委负责人之一。

◇　急忙响应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关锋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他１９５８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在《红旗》杂志期间，不光是编《思想理论动态》，关锋还深入研究了中国哲学史。１９５８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毛泽东在阅读《光明日报》时，看到了这篇文章，对关锋的观点十分满意，大加赞赏，还提笔在这篇文章的旁边写了一段批语。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在党内传达下去后，关锋的名字也被党的高层干部们记住了，党的思想理论界对关锋也更加注意了。

　　接着，关锋趁势而上，批起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杨献珍是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在给党校学员讲课时，讲了“合二而一”也是辩证法的另一种表述的观点。对这一观点，毛泽东不赞成。关锋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后，开始撰写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在文章中，关锋认为，杨献珍的观点，是否定对立统一规律，在政治上则是否定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关锋的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是符合毛泽东当时思想的，因此，毛泽东更增加了对关锋的好感。

　　在发表文章时，关锋经常用“庆云”、“何明”的笔名。他用何明的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杂文较多。由于这些杂文笔锋尖锐，引人注意。１９６２年，有好事者把关锋的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告关锋（以“何明”的笔名）发表的杂文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看了告状者送来的署名“何明”的杂文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毛泽东的这句话，使关锋身价倍增，从此，包括那些中央重要干部在内，都对关锋刮目相看。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支持下，由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长时间酝酿、修改而成的。这篇文章不是学术性的，而是带有很强政治色彩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提到了当时中央高层的政见分歧，已经包含了要在当时的中央内部揪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内涵。

　　姚文元在文章中实际上点明了两点：第一点，当前党内正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第二点，中央里面有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要掌权、执政。这两点无疑给了人们一个明确的信号：要搞大的政治运动打倒中央的修正主义者。“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围绕着对待这篇文章中所点明的观点的不同看法而爆发的，因此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但是，姚文元的文章虽然包含了现实政治的针对性，却又是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名义出现的，因此，当时读过这篇文章的人，有的看出了文章中包含的很强的现实政治性，有的则没有看出来，只把这篇文章当做学术文章来看待。

　　一向对政治十分敏感的关锋，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初，竟然没有看出文章中所包含的深刻的现实政治性。那时，他是把这篇文章当做学术文章来读的。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文汇报》驻北京的记者为了寻求北京的“左派理论家”的支持，特意找到了关锋，请他谈谈“读后感”。关锋就学术方面的认识谈了一番话，《文汇报》的记者大失所望。关锋为什么没有认识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的现实政治性？这恐怕与关锋在中央工作、一向通过了解“重头文章”产生的内部情况来推断文章的“政治来头”有关。他形成了这样的思维习惯后，一时难以改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毕竟是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搞出来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不久，围绕此文的争论在中央上层和学术界同时展开，关于此文产生的内幕也逐渐清晰，关锋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了这篇文章的“来头”之后，他立即紧紧跟上，不仅在讨论中公开表态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而且对姚文元的观点加以强调和发挥。在整理的有关材料中，对姚文元的文章大加赞扬。关锋的态度和整理的材料，自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个中央的理论家、大笔杆子谈话，在参加这次谈话的人员名单中，关锋的名字也列入了其中，与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并列在了一起。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明确肯定了姚文元的文章，也肯定了戚本禹响应姚文元文章而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这次谈话，艾思奇、关锋负责记录。关锋首次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大笔杆子的谈话，自然受宠若惊，记录很努力，几乎一字不落地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记了下来。在参加这次谈话和记录毛泽东讲话内容的过程中，关锋对毛泽东的观点了解得更清楚了。此后，关锋所写的一篇篇响应姚文元的文章、内部材料便陆续产生了。这更使毛泽东重视关锋了。不久，关锋便被作为《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笔者注）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工作。

◇　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五一六通知》中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可见，当时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的机构，代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同时，它又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关，权力是很大的。那个时候，中央下发文件，常常是这样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是：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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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30 18:19:50 作者：霞　飞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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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关锋沉浮录

2008-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