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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在北京大学贴出了聂元梓牵头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炮制的？粉碎“四人帮”后，北大党委作了调查，把康生插手北大的几件大事（包括他插手这张大字报的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报告，要求在北大揭批康生的罪行（当时康生的反革命面貌还未公开）。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党委书记周林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９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传达党中央指示，揭露康生、曹轶欧的罪行。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康生政治品质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对康生的《悼词》，并向全党公布康生的反革命罪行。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和其妻曹轶欧的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

　　印红标先生在《百年潮》１９９９年第７期上发表文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和穆欣先生在２０００年９月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总第７５辑上发表的文章《“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经过》，提出了新的说法。印红标先生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穆欣先生说：“康生事先没有插手这张大字报”，“过去有些著作和文章中讲是在康生和曹轶欧指使下炮制出来的，笔者也曾根据当时的传闻，在所写的文章中说过类似的话。然而这不符合实际情况。”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许多知道实际情况的老校友、老同志和教师们，认为该两文违背事实、混淆是非，应该据实予以澄清。

一、“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策划、授意下炮制的

　　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外地未出席会议。会上，首先由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的一系列意见，介绍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情况。１６日，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标志著“左”倾指导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林彪、康生、张春桥之流的阴谋家，成了中国政坛上最活跃的人物。

　　还在《五一六通知》通过的前几天，担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康生就急急忙忙地组织了一个调查组，由其妻子曹轶欧（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即康办主任）为组长，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为副组长或“负责人之一”，还有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张恩慈，红旗杂志社二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一人，光明日报社一人。这个调查组的任务是什么？在调查组人员基本到齐后，康生召集他们到钓鱼台开会，向他们透露了《中共中央通知》内容，让他们“在调查中分辨真批判或假批判”，说“按《二月提纲》批判就是假批判”。据刘仰峤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回忆：“康生讲了北大问题，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的问题，北京市委的问题。”另一次在康生家中，曹轶欧向刘仰峤讲：“调查组是在康生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这次调查“重点是北京大学”，“这和北大党委及市委大学部的指导思想有关”，要“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揭发陆平、宋硕、市委”。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康生在一次讲话中曾明确说：派这个调查组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

　　调查小组于５月１４日到北大，当天中午曹轶欧由张恩慈陪同接见北大党委书记、校长陆平。曹称到北大是了解学术批判情况的，伪称只作调查，不干预北大党委的工作。陆平提出校党委向他们作一次汇报，她拒绝了。学校为调查组准备了住处，曹等未住，却住在西颐宾馆（马列主义研究院所在地），背着北大党委，大搞反对陆平、反对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秘密活动。

　　据调查组一些成员谈，他们大体是这样分工的：曹轶欧“指挥”全组，“独来独往”于西颐宾馆与钓鱼台（康生办公处）之间，她主要找北大干部到西颐宾馆个别谈话。刘仰峤“不常去，也很少说话”，有时陪曹轶欧听听北大干部汇报。一人搞内勤，分管内部文件资料，张恩慈等４人跑外勤。一开始“曹轶欧几次问到彭佩云在不在北大，在干什么？”当时听说彭在北大十三陵分校历史系蹲点，于是马上派张恩慈“率领”两个组员到分校。但彭佩云不在那里。他们作了些“调查”，写了调查材料（主要谈“彭佩云在北大与陆平、宋硕、北京市委等上下联系的情况”）汇报给曹轶欧并转康生。几天后，除张恩慈外，其他二三人每天到市委大楼摘抄内部大字报，“回来后抄清楚交曹轶欧，曹说是为了给康生看的”。康生很重视每天摘抄的大字报，曾说：“你们到北京市委抄的大字报很有用处，帮助中央，很有好处”。“张恩慈是曹轶欧的助手，负责对外的联系”。因为他原是北大哲学系的，北大的主要活动都由他联络。这就是说，调查组“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的任务中，被称为“哲学系左派联系的中心”的张恩慈，扮演了重要角色。（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是社教前期的“左派”即积极分子，并被吸收为工作队员。１９６５年７月调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后又回校参加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即国际饭店会议——笔者注）。

　　据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刘仰峤讲：曹轶欧找过聂元梓等人到西颐宾馆个别谈话，“动员他们往上揭，明确要他们揭发陆平、宋硕、市委”。据崔（北大党委常委）讲：曹轶欧找他谈：“要揭陆平的盖子”，“要连锅端”。在这里我们举出曹轶欧两次找陈守一谈话的情况，可以看出她谈话的目的和她的手段之恶劣。第一次是曹轶欧直接和陈相约，由张恩慈陪曹登门拜访。据陈讲：曹说：“北大学术批判方向错了，是宋硕、陆平、彭佩云他们搞的，需要揭发”。陈说“如有问题，陆平虽有责任，但我是直接负责”，“北大的学术批判党委常委分工由我管”。曹说：“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应该勇于出来揭发陆平和市委领导”，“只要揭发，你什么责任也没有的”。陈说：我不能这样看问题。她让我想想，下次再谈。过了三、四天，也就是５月１５日左右，曹轶欧又来电话，约陈到西颐宾馆谈话，刘仰峤副部长在场。曹问陈考虑得怎么样了。陈请她指出北大错在什么地方，她说：“学术批判不得力，你不负责，如果你能出来揭发，你更是什么责任都没有的。”接著，她问陈：“聂元梓怎么样？你（对聂）印象如何？”陈讲了看法后，曹轶欧说：“你们应该揭发陆平、宋硕。最好你领头，你可以和聂元梓等人共同来搞。”陈说：“学术批判如有错误，首先应是我负责，我不能诿之别人，如果我揭发陆平，我算啥？！”曹说：“你没有责任，是陆平搞的鬼。”我说：“我怎能这样看问题与处理问题呢？”见我始终没有同意，她表示算了。但又很神秘地告诉我：“这事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应该绝对保密。”（见陈守一签字的１９７８年７月的谈话记录、１０月写的揭发材料及陈发表的一篇文章《历史是公正的》）

　　据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６日刘仰峤讲：“一次张恩慈同志提到宋硕同志在北大谈有关开展大批判的精神（即５月１４日陆平传达宋硕讲话——笔者注），就认为抓到东西了。她（曹轶欧）说这就是要捂盖子。要从学校往上搞。从此开始，一直到聂元梓等第一张大字报贴出，都围绕宋的讲话进行调查。”“大字报出来后，张恩慈同志告诉我：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授意下由他出面和杨克明商量后杨克明写的。”“调查组的工作是按曹讲的方针干的，都是由曹具体指使下进行的。”刘的结论是：“大字报主谋是康生、曹轶欧，串连是张恩慈，执笔是杨克明，聂元梓搞成第一名是因为聂是总支书记。”

　　再看一下北大人事处白副处长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６日写给党委的材料：“（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０日，张恩慈打电话要我去西颐宾馆汇报情况，听我汇报的有曹轶欧、刘仰峤、张恩慈，汇报内容主要是社教之后北大的干部情况以及学校的政治情况”。“汇报整整一天。”“第二天我到西颐宾馆找张恩慈，张恩慈告诉我：他正在组织人写大字报，贴出来之后，要我从一总支角度上支持一下（人事处党支部当时属机关一总支——笔者注）。这时我才知道他正在组织写这张大字报。”

　　张恩慈曾和杨克明及大字报的另三位作者分别谈话，要他们“串联左派”，但文科教师都在农村参加“四清”，因此，他们提出要张恩慈调一些“左派”回来。据张恩慈讲：“调查组进入北大后，曹轶欧很明显支持在国际饭店会议受压的人，当时有些人在乡下。调查组提出要调回一些人，我提供名单，曹轶欧同意后交给校党委。”下面是张恩慈代表调查组向党委提出调回名单中的一个党员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１日写的材料：“１９６６年５月３１日，我由农村参加四清回到北大，第二天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大字报由聂元梓签第一名，因聂的名声不好，大字报广播后便听到一些非议。当时张恩慈表示对聂元梓签第一名有些懊悔。他告诉我，曹轶欧曾嘱咐他：支持哲学系一些活动时，注意不要太明显了，有些场合要有所回避，因为他们是调查组的名义，宣称只作调查，不干预北大党委的工作。因此和一些人接触，如果不注意，被陆平觉察会造成被动。张恩慈听了曹轶欧的话，在七人大字报抄写张贴时便回避了。张恩慈说，当时他如果在场，便不会叫聂元梓签第一名”。“我又听杨克明说，他们开始时打算写材料通过曹轶欧向上面反映北大问题，因为形势发展很快，张恩慈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写大字报，于是他们便改为写大字报。”

　　杨克明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写的情况是这样：“我听到《五一六通知》传达后，回到北大与赵、高交谈。由于我们都是所谓社教积极分子，对国际饭店会议当时心里有气。……他们告诉我聂元梓想写材料上告。后来我到马列研究院找张恩慈说：我们也要向中央反映才好。张说：现在中央通知已下达，向上反映情况的材料还少得了，上面哪里看得过来那么多。他又说：现在北京市委机关里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了，还是这样来得快。我当时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要求他和我们几个人一起来搞。他说他已被抽调参加到北大的一个调查组，参加北大的事不方便，你们几个人搞就行了。”“回到北大，我找了赵、高，谈了张恩慈的想法，他们也表示赞同，并说宋在，可找他一起搞。宋来后也赞成写大字报，我们就商量怎么写。赵拿出了他的记录（宋硕讲话传达记录——笔者注）给我们看，我们都认为就从这个问题着手写大字报很好。”杨克明在１９７８年６月写的材料中还讲：“张恩慈的话对我确实起了启发作用，又可说是暗示作用。我和赵、高都认为张的话有道理，写上告材料不如干脆写大字报，从现实问题抓起。”赵１９７８年后写的两次材料讲：“关于串联写大字报，由于社教时的串联恶习，这次是串联起来了。”“串联开会写大字报的是杨克明。”“我是杨克明串联的，我又约了宋，晚上到杨克明宿舍，参加的还有高、夏，聂元梓是后来的。大家商量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有的提出应开会声讨‘三家村’，有的说可串联、写大字报，有人说：张恩慈说可以写大字报，后来就决定写大字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张恩慈讲：在他（杨克明）说写完大字报后，要我给看一看，我怕担嫌疑，我说我不看了。张恩慈还讲：“我们进入北大之后，在校的哲学系一些同志（有杨克明等）向我打听情况，我曾向他们说：彭真有了问题，这回可以翻过来了。”

　　穆欣先生文章中断言“张恩慈事先不知道他们写、贴大字报的举动”，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至于聂元梓，她和曹轶欧密谈不只一次。聂说：“‘五一六’通知发出前，我和曹谈学校问题。”“我只想再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个报告。”后来“曹轶欧说可以写大字报”。“我们回到学校就吹风，酝酿写大字报。”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夜里，华北局来人找她谈话，她直截了当地说：“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要）搞的，是曹轶欧叫我们搞的。”当时的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也是社教中的积极分子）很不满地说：聂元梓“这是泄密行为，是出卖了曹轶欧同志。”

　　印红标先生引了聂元梓回忆中说的一句话：大字报“是曹轶欧让我贴的”，然后就在“让”字上推敲，认为“让”是“允许”，不是“指使”。那么对上面聂元梓的话，又该怎样理解呢？

　　穆欣先生的文章说：聂元梓“根本没有参与大字报的酝酿和起草，只是在最后定稿时碰上了”。实际并非如此。聂元梓说：“大字报的讨论，从始至终我都参加了”。参加酝酿的另外三人都说：三次酝酿讨论的会，聂元梓都参加了，就是第一次会“刚讨论不久，聂元梓也进来了”，以后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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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30 18:16:23 作者：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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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谈] ·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

2008-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