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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三保康国雄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书信选集》中，有一封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７日给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丁江的信，编者所加标题为“两事办好后再告章行老”。信中写道：“康国雄事，可告陕西派人至汉中工业管理学校一查，如确实因群众茫然于历史知识而对康国雄实行专政，虽病不许治，病倒亦不许与家属通音信，未免过分。可许其回京至康妻陈泽琴处治病，病愈再另作下乡安置。”

　　此信在《周恩来年谱》中也有记载，只是日期略有出入，记作５月２９日。

　　众所周知，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出面保过不少人，但主要是一些重要领导干部或各界知名人士。康国雄何许人，竟能得到周恩来专门写信保护？

　　《周恩来书信选集》对此信所加的注释中介绍：“康国雄，是四川银行家、企业家康心如之子。五十年代起，在北京机械学院任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于一九六九年随该校迁至陕西汉中。一九七一年因病回京治疗。一九七七年正式调回北京，在朝阳区职工大学工作。”

　　原来，康国雄当时只是一个普通教师。周恩来为什么会对这个无名小辈施以援手？

　　事情得从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说起。

◇　康心如与美丰银行

　　康心如，原籍陕西。他与大哥康心孚都是老同盟会员，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权**的斗争。康心孚在五四运动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在操劳校务中病逝。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开始，康心如在重庆艰苦创业，将原由美国人主持的中美合资美丰银行全部美股收买，改为中资经营，几经奋斗，发展成为四川首屈一指的民营大银行，他也成为内地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除去经营银行外，他还大量投资于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等、被推举为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其弟康心之、康心远也各自拥有若干企业，在３０—４０年代，四川、重庆无人不知以康心如为首的康氏兄弟。抗日战争期间，康心如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蒋介石指定担任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并连任两届。在此期间，康心如倡议定重庆为陪都，并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推进抗战大业作了不少贡献，同时，他对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也给过不少无私的资助。

　　当年在重庆，周恩来与康家兄弟都有来往。康心之的女儿康岱莎是***员，跟周恩来一起从延安回到重庆，周恩来特意安排她留在重庆家中做她父亲的“统战”工作。周恩来还多次会见康氏兄弟等工商界人士，向他们宣传***的主张。

　　１９４９年底解放军接管重庆后，康心如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后又被安排为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市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投资公司总经理等。

　　１９５７年２月，周恩来出访归来，到重庆短期休假时，专门去城里胜利大厦旁冉家巷看望康心远，康心远的妻子王棣华和胞妹王同华，跟邓颖超是天津女师的同窗好友。周恩来还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干部说：

　　“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

　　到底帮助过多少钱？周恩来没有说，康心如也从来没有提起过。当天下午，周恩来还去了重庆市工商联，接见正在出席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与站在前排的康心如握手时，周恩来感慨地看着他说：“你老了！”随后，周恩来到二楼“辅导室”，与包括康心如在内的工商联几位领导干部作了短时间的交谈。

　　不幸的是，康心如在此后不久的“反右”运动中误中“阳谋”，竟被划成了“极右派”，撤职降级（从行政十三级降为十七级）。后因病去北京治疗，在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有关情况后，获准迁北京定居。

◇　“蒋介石的干儿子”

　　康国雄是康心如的小儿子，于５０年代初期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作教师，但是他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问题”，使他长期受到审查和打击，即他被诬为“蒋介石的干儿子”。

　　此事的真相是：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康心如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修建了别墅和防空洞，康国雄住在那里的时候，与住在黄山、常来汪山散步的蒋介石偶然相识，公务繁忙之余的蒋介石，很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学生，常跟他聊天，拉着他的手一起在山间公路上散步，并曾请他去黄山别墅玩过一次。此事本来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５０年代初期“肃反”运动中却被人诬告，从此康国雄背上了“蒋介石的干儿子”这个黑锅，政治运动一来就要遭到审查，“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遭到一次次批斗，硬要他承认这个“罪名”。

　　因为康心如与章士钊是同盟会时的老友，当时康家认识的人中只有章士钊能向中央领导人直接写信反映情况，他们便请章老先生向周恩来反映，以求得帮助。于是，就有了周恩来三保康国雄之事。

◇　周恩来第一次指示

　　１９６８年６月，章士钊根据康心如的意思，为康国雄的事情写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信中反映（原文无标点）：“四川康心如、心之兄弟，公所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该兄弟为冲击对象，自不待言。经过两年之困心衡虑，不幸心之于半年前体不从心，先行淹殁；而心如奄奄一息，展转床褥，加以其子国雄，横遭蒋贼义儿之诬，禁不起老牛舐犊之忧虑，病上加病，又复祸不单行，小将们忽有康某为官僚资产阶级之谴责。因此不胜恐惧，致函于钊，求为转达崇阶。冀在万死之中冲出一条生路。情节原件俱载，恕不亲缕。惟公怜而生之，无任为友呼吁之至。”

　　这封信什么时候发出，周恩来什么时候收到的？不得而知。周恩来对此信所反映问题作出的指示，是在一年半以后。

　　１９６９年底“备战”高潮中，北京机械学院奉命迁往陕西汉中。这时正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接受审查的康国雄，因父亲康心如病逝，暂缓离京，料理完后事，于１２月中旬被押到了汉中。

　　在康国雄动身赴陕西前夕，“专案组”一位同情他的黄先生私下告诉他，周恩来总理对他的问题，有指示传达下来，是当时的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要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向驻机院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传达的，指示共有五点。黄先生事后追记下来写给了康国雄，大意是：

　　一、对康国雄的家庭及其本人的历史问题，不予追查，一律按民主人士处理。
　　二、如果发现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但未发现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不予追究；若发现其有严重的政治活动，要上报中央进行处理。
　　三、如发现有严重的三反言行，上报中央酌情处理。
　　四、对康国雄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问题要给予照顾。
　　五、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就是章士钊老先生就康国雄的问题第一次写信给周恩来后，周恩来有关保护康国雄的第一次指示。据说，机院“军宣队”为此曾一度考虑让康国雄留京待分配；在“清队”阶段，康国雄与其他受审查人员待遇不同，每晚可以回家住宿等，与周恩来的这个指示不无关系。

　　但是，当时正值“清队”高潮中，“阶级斗争”压倒一切，周恩来的指示未能得到认真执行。

◇　周恩来第二次指示和章士钊的叹息

　　康国雄到汉中后，由于长期受到审查、批判，不能很好休息，思想压力很大，健康状况恶化，出现了心慌、疲乏、血压升高等症状。他要求到汉中专区或县医院去看病，报告了几次才获批准。到汉中县医院检查后，情况不好，大夫建议他回北京治疗。

　　康国雄把大夫开的建议返京治病的证明拿给“军宣队”看，却遭到痛斥：“还想回北京？从今以后，不许看病！组织人批斗他！”

　　康国雄悄悄把不让他看病，还要批斗他的情况写信告诉妻子，要她再去找章士钊先生求助。请章老向中央代为申诉。

　　于是，章士钊又给周恩来写了信，他这封信中反映了两个人的问题，一是章太炎的门徒马宗霍要求从中华书局调回中央文史研究馆，二是反映康国雄的事，其中写道（原文无标点，△为潦草难辨之字）：“重庆康氏昆仲，系钊数十年来之旧友，其门风及一切祖素，皆与蒋介石一无旁涉，此钊所能确切保证者也。不幸抗战时期，康氏在重庆对岸之汪山置有别墅，每周末全家弟兄即归山休息一、二日。不料蒋贼亦采取同一办法，因不期与诸康同时至山，遂有康家儿郎与蒋相遇于途而被要遮不放之事。时康心如之子国雄年不过十一、二岁，钊该时亦正倚居山上交通银行宿舍，可知此种情况足资察证……纷扰期间。心如兄弟两人相继物化其家，以文化革命濒于结束，凡儿女等等有职位者俱遵照国家号召分别下放，于是国雄由北京工业管理学校（注：此为章老误记，应为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省汉中农村，此乃事势之所必然，国雄应须遵守。不料国雄转入新校之后，该校△△一口咬定他是蒋贼干儿，实行专政，有病不许就诊，劳累不许歇。三数月间，以致国雄病倒在校，音信不通。此时实际情况如何，该家属虽然无所知晓。国雄之妻陈泽琴是医生，现在朝阳区１０４干校医务室服务，号称能手。据陈流涕陈述，为此并求钊处代为向钧院恳请，可否暂将国雄调出汉中学校，交与该妻陈泽琴负责医治。一俟病有转机，再由该院发落。”章士钊并强调此事为“生死攸关之急迫重案”，“近一年来钊为病魔缭绕，迄未痊愈，手软发抖，执笔难艰，实已放弃笔墨不止半年以上……惟以事关生命，迫不得已，即手迹去幼儿涂鸦不远，亦不敢避。惟千万鉴谅是幸。”言词之恳切，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

　　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７日，周恩来根据章士钊的信，专门给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丁江写了前面提到的那封指示信。

　　但不知为什么，丁江没有把此信内容传达给北京机械学院军代表或机院上级单位第一机械工业部。据事后得知，丁江只是向机院军代表了解康国雄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康国雄有“三反言行”，正在接受审查。为此，丁江便未按照周恩来信中“两事办好后再告章行老”的指示办理，而自作主张向章士钊口头回复说，“康国雄无病，他有三反言行，现正在受审查。”

　　章士钊闻讯后，对康国雄妻子说，他曾向周总理反映过一百多人的事情，这是唯一的一次被顶回来。章老先生还惋惜地对康国雄妻子说：“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国雄有三反言行呢？我可以在信上主动提及，加以美言几句！”

　　周恩来给丁江的这封信，交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后，就被束之高阁。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丁江被调回总后勤部接受审查，从此周恩来对康国雄的有关指示就更无下文了。

◇　第三次指示和“五一六分子”的戏剧性命运

　　不久，“清查五一六”运动又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康国雄又被说成是“五一六分子”。他急忙把情况写信告诉北京家人，要妻子找章老再向中央反映，强调他身体有病，要治病；“干儿子”的事并没有解决，他们还在用这个罪名整他。

　　当时，每个受审查的人都有一个“帮促组”，十几个人，天天进行“帮促”，即批斗、逼供。在康国雄那个“帮促组”召开的第一次“表态会”上，就要他交待为“五一六”做过什么事情。他十分恼怒地说，“‘五一六’是反周总理的。而我为了摆脱蒙受冤枉的困境，曾经求周总理帮助，我怎么会反他呢？这根本讲不通嘛！”他还辩论说：“你们总结‘五一六’分子有三大特点：一是出身好，我却是大资本家的儿子；其次，历史上无辫子可抓，我却一直被怀疑为‘蒋介石的干儿’；第三，造反早。而我在文革初期还在‘牛棚’里劳改。‘五一六’的这些条件没有一条与我沾边。”

　　但是批判他的人们诡辩说：“初期是这三个特点，由于你的能量大，所以‘五一六’又把你吸收进去了。”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下旬的一天。机院教职工全体到汉中大学礼堂参加全院大会。康国雄也被押到会场参加大会。

　　在杀气腾腾的气氛中，一个已被分配到大连工作，这次专门抓回来的学生，在大会上作“交待”。他交待自己的所谓“五一六罪行”，并且说，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开过一次“五一六骨干会议”，其中有１６人参加，他一个一个地指名道姓揭发，最后第１６名，点到的是康国雄。

　　大会结束后，就立即要康国雄自己交待。康国雄拒不承认这个“莫须有”罪名，就要他详细写出“文革”中的活动，他不知已经交待过多少遍了，只好又回到宿舍，趴在床边，把写过的材料又写一遍。

　　不料，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在那次大会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康国雄被点名为“五一六分子”后的第三天，他被叫去连部办公室。在座的有几个连部负责人和军代表。连长先例行公事地问康国雄问题交待得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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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30 18:12:07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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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何蜀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现代杂谈] ·周恩来三保康国雄

2008-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