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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渊晚清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

新闻、在对外交涉的场合担任口译。许多谴责小说很是讽刺的描绘驱新人是满口洋文的情形。然而在媒体“通中外”的功能中，语言自然是重要的中介工具，对于掌握文字能力的士人而言，此跑道的转换顺当不过了。对握有文字能力的士人而言，就算译不成新闻、写不出时论，也可以待在书局报社当校对、润饰文章过活。

　　如果我们光以“维新保皇”、“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与“晚清政府之腐败**”之类的政治观点看待晚清以来传播业的扩张，不能解释投入与关注传播领域的成员从何而来。许多投入传播事业的成员或许对现状不满，但不一定有明确的政治理想，甚至对新学的认知也只流于浅薄的新名词，只是对以文化能力为凭的士人阶层而言，投向新式传播媒体、教育机构与留学，都是较佳的、甚至不得不为的选择。较之梁启超之类能力超人的“大人物”，许多人只是接续的跟进者，然而这些商业报刊的记者主笔；谴责、侦探、科幻、写情小说的作者；翻译《男女交合大改良》之类日文书的翻译者；提供稿件给各式白话报的撰稿人；投稿于各大报、小报的读者等等，同时从各个面向拓展了传播领域的范围。他们的心态以及“作品”传达出来的概念，虽然常是先行者的第二三手传播（虽说这些先行者的理念往往也是经过转译而来），但或许较大思想家更接近于一般士人群体，更接近于实践的层次。

　　早期开疆拓土者，或许有很高的理想性，然而当传播领域在与官方的折冲之下，基础日渐稳固，成为一个可实践理想的事业，加以商业化的因素介入，各种抱持不同理念、不同意图士人都可能加进来寻求自己的生涯。比较包天笑与前辈报人进入报界的过程就有差别。当包天笑因为常投稿《时报》而受狄葆贤邀请加入《时报》阵容时，考虑的是经济与生涯实践的问题，并不须要考虑风险与使命。较之王韬的心有不甘、汪康年以为己命，当传播领域更扩大之后，也有空间容纳更多不同的生涯加入。乃至于李伯元等人的小说（如《文明小史》就是最鲜活的讽刺画）挖苦那些近似无赖的“文明之士”，实在无理想亦无本领，只想以新学之士为名，在报馆书店间混口饭吃。对于1860-70年代，接受私塾教育的这个世代，投入传播新领域时还须要面对文化与身份的不适应，然而对1880-9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世代，从小习惯传播媒体的运作，或者接受新式教育，投入此业更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然而无论是革命志士或文化流氓，他们共同的遭遇是与官方渐行渐远；尤其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透过考试“学而仕”这条路更是正式断绝。当士人进入传播市场，将操作知识文化的能力转化成经济利益时，同时也抛弃了官方的认证；当他们自许为沟通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中间阶层”时，44这样的重新自我定位同时也代表与官方从属关系的断绝。既然舍弃了与官方的连结，这群在经济上不足以自立、社会地位又尚未建立的“读书人”要怎么立足？怎么定位他们与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怎么继续维持其优势地位？

　　Tom Nairn在讨论苏格兰的民族主义时，仔细的讨论了边缘地区知识分子面临西方帝国主义时遭遇的冲突。Nairn认为源自西欧的现代化经帝国主义向边缘地区发散时，势必给当地的知识分子带来很大的压力。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结合一方面要运用外来的民主自由等概念来对抗封建君主，另一方面又要担心本身会被强势的外来文化所淹没。因此知识分子选择“走向大众”，提出本土的大众文化来对抗西欧强势文化的侵入，于是由固有文化与民主自由构成了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45 Nairn从全球与“国”内间的关系讨论民族主义的形成，就算去除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预设，亦十分值得借鉴。

　　晚清的士人处于国外列强与国内**君主间，似乎也有类似的情境。所不同的是中国此时显然没有足够力量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知识分子”比起西方而言，与所谓“封建君主”的依存关系更为密切。同样是固有文化与民主自由的结合，中国士人的考虑要复杂许多。比起西方的中产阶级，中国士人与君主的利益冲突不若西方的激烈，反而常常站在同一立场；然而当面对西方列强，在以固有文化以资对抗上，种族问题便成了输入的民主自由思想以外，另一个与**君主决裂的原因。这里或许表现在中国士人在民主革命与种族革命上的区分，一派认为士人与**君主原先便不存在冲突，因此结合民主自由与固有文化与西方对抗并不须要排斥君主制度；另一派则以为，要结合固有文化与民主自由以对抗西方文化，同时亦须将不属于“汉族”固有文化、也不符合民主自由原则的异族君主排除。于是当中国士人重新定位，选择走向大众时，发扬“大众文化”的部分在异族君主尚未摘掉前反而不明显，46而主要在如何在民主自由的原则下培养属民成公民、在固有“汉族”文化的原则下分辨出汉族与满族。

　　一个群体中掌握象征符号之诠释意义的少数阶层，在以之象征意义区分群体的边界时，必须要有此符号操作展演的空间。47而这个不属于官方、而为士人所建立的新式传播领域，便成为士人操作符码，以之陶铸国民、建立国族的空间。48媒体的传播功能，除了在聚合共识、制造认同外，同样亦可在区隔彼此、分辨族我上发挥。前者表现在宣扬国民观念与爱国主义的下层启蒙运动；后者则表现在对于中国为外国所压迫、汉人为满人压迫的国族与种族主义运动。两者共同表现在各种传播媒体的内容上，以不同形式，如白话报、演说、戏剧、革命小册，传播给更广大的受众。

　　但是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媒体的论述层次上，失去官方联系的士人似乎面向了大众，并且开始有若干同情底层民众的言论出现，然而在实际层次上，士人并未“认同”于大众，知识阶层与一般民众间的界线还是明显可见。抛弃乡村的人际网络与社会关系，迁移到城市的学堂、报馆、出版社，以及留学国外的士人，反而距离民众越远。从前士人虽然以文化与民众做分界，但是居住在乡村的、有宗族与亲戚关系为后盾的绅士，与乡民保持密切的联络。然而依靠仅存的文化能力的士人，为求发展赶赴城市就业于报馆书局、为吸收新思想到城市的学堂当学生，在前述“中央－官－绅－民”的连结当中，既“中央－地方官员”、“官－绅”的钮带松脱之后，“绅－民”之间的连结也渐渐消失。当在学堂受新式教育“学生”学习了城市的声光化电而回到乡村兴学时，昔日四民中（跟工商相比）与农民最亲近的士一旦转型为知识分子，面对的是农民的视若异己，以及对学堂的攻击行动。49在以前“文化－政治－社会”的循环中，文化上的分界藉由政治力量以维系地方上的社会秩序，如今在社会关系脱落之后，文化上的差距反而更显尖锐。毕竟新式媒体仍旧根源于都市，当士人投向新式媒体，进入新兴的城市文化，已然与所属的地方社会告别。

　　在旧秩序崩坏、新秩序尚未建立之际，晚清的士人处于青黄不接的过度期，既与官方脱离了原有的合作关系、又未与下层社会建立认同与合作关系，自己定位为沟通上下的中间阶层，然而作为中间阶层的依凭（如媒体构筑的言论空间）又尚未稳固到成为社会的新势力。不仅在思想、文化与自我认定上，晚清的士人＼知识分子在日渐紊乱的社会阶层中，有被排除出核心、又未占据新位置的边缘化危机。50

　　既然士人如前所述，与官方断了奶水，同时又与农村断了脐带，民国后的知识分子要何去何从？掌握文化的知识分子有几条路可以选择。其一是在媒体领域中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如民初记者黄远庸，然而在媒体尚未壮大到足以与其它社会势力抗衡前，这毕竟是一个悲伤的选择。其二是往更高深的学问前进，在政府力量成立的学术机构中保存其高等文化。然而象牙塔难进也难出，站在知识顶峰的知识分子固然有责任心要改造社会，然而与下层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其三是向下层民众认同，抛弃原有的文化与知识，感叹“我为什么不是工人？”51从“帝国的上升阶梯”到“走向大众”，52正与社会主义的潮流聚合。然而知识分子既然是“知识分子”就不会是群众，如同李大钊的感叹《学生问题》，“被造就之人人，一入此阶级，一得此阶级身分之后，乃以此阶级身分之故，社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所学无论其为何科，社会皆不能消纳之应用之”。53

　　在**君主时期被排除在外、不安定的灵魂，到了民国以后，仍然徘徊愁转，摆荡在不上不下之间，继续找寻他们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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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30 12:42:39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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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阿达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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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