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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渊晚清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

幕友家丁有利可图，也逐渐成为上级安插人马、延展势力的战场。24由于中央的权威衰减，让地方官僚得有更多上下交贼、勾结左右，营求个人利益的空间，如同常熟小商柯悟迟所言“自道光年仁慈大度，封疆大臣敢于舞弊，州县有恃而无恐也。设有非分之事，总可馈送，上司既受其贿，不得不包含，遂酿成深病。”、“道光朝似宽厚，养成积习，小人竞进，贤人退隐，州县官不已民瘼为心，皆以苛敛为事……”。25

　　理想中“中央威权—官僚—士绅—民众”的纵向秩序运作，仰仗的是中央皇权的稳固。一旦中央的威权衰落，对地方官僚而言，一方面增加了自主营利的空间，不再以贯彻中央指令为优先；另一方面，作为中央权威的地方代表，在有限的行政能力而又要维持地方秩序之控制，可以实行的方式除了官僚间的上下勾结外，便是与地方上的各种非官方的势力合作。从清中叶以来，明显的趋势是地方上文武官僚的职能失效（文官贪渎、营兵无能），逐渐被非正式的组织取代（文的吏役幕丁与武的团练兵勇），而这些非正式的组织，不值接受官方管辖，往往与地方精英合作乃至勾结。26先是“中央威权—地方官僚”这一条钮带松脱，紧接着是地方上“官—绅”之间的关系渐趋紊乱。

　　同时地方精英27内部也逐渐分化。以往江南地方精英的主体是在科举功名制度下认可的“绅衿”。28“绅衿”代表的是经过官方权威授权、认可的代表，经过前述“文化—政治—社会”资源交换下，介于官与民之间的阶层。然而在地方官绅关系变化之时，居住在省城或县城、身兼“绅董”或“富户”、有较多社会资源（包括人际网络、经济资本等）的地方精英，得以从与官方、非官方组织结合，取得更多租税或诉讼上的利益，尤其在沿海一带、更多不法利益的地方，地方精英内部的差异更显著。同样是经过官方认可取得绅衿地位的地方士绅，未必有共同的利益，甚至因为与地方官结合的程度而有严重的利益冲突。清中叶沿海地方许多民变，都是针对“官—吏—绅—商”的横向结合，如在征收钱粮上对银钱兑换的比率针对富户与一般民众采取不一样的标准，而这些变乱当中，居乡的、未与居城绅商享有同样优待的地方绅衿，常常于抗议的民众站在同一立场。29

　　另方面混乱绅民分界的是沿海地带商人的兴起。随着商品贸易乃至海外商业繁盛，沿海地带出现了许多没有功名的商人阶级。这些商人阶级地位未被官方认可，但以实际上的经济能力，随着绅衿的脚步积极参与地方事务；而这类居住在城市的商人，亦与地方官保持密切的连结，以换取地位未明下的保护和额外利益。30商人对于绅衿地位的挑战在清中末财政困难以后更为直接。在财政困难下，晚清大量开放捐纳，经由捐纳取得的头衔比比皆是，甚至高过正途。对于以文化能力取得功名的士人而言，原先人口增加、员额有限，便已使得上升的管道拥挤，如今更有商人得以靠捐赀取得士人寒窗苦读方换来的成果，让绅衿更觉不满。从士人的立场出发，他们甚至认为官员出身浮滥、捐官过多，是地方致乱的原因。如常熟柯悟迟认为：“目今仕途壅塞，捐班快捷方式，小人拥挤，贤人屏退。”31苏州名绅冯桂芬则更明白的指出：“近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也。”32然实际情形是，许多捐官只是求个头衔，常是候补，不一定参与实际政事；而正途出身的未必就不贪渎，未必就干练于政事。对于捐班出身的官员不信任，认为他们“不忠国事、不体下民”，只知道谋取个人利益，这种疑虑可能更来自对变动秩序的恐慌，例如新兴富有阶级的崛起、对于官员权威及官民之间区别(distinction)失去信心。与其说是捐班的暴虐引起人民或正途绅士的不满，还不如说在官员威信降低、无法控制地方秩序之下，普遍对成为官员的资格感到怀疑。士人的反应其实正显示其地位受挫、名器混淆的危机感。

　　传统四民社会未必是客观的社会阶级描述，而更是官方统治观点下的概念分类，其中士因为在科举制度下为官方所认证，地位高于农工商，为官与民之间的中介。然而未待科举废除，维系四民社会运作的秩序已经摇摇欲坠。33除了在官方权威下降、商人崛起等因素导致绅与官、士与其它诸民的界线逐渐模糊以外，西方势力入侵等外部原因，也扰动了地方社会的秩序。然而外国势力的影响此时在沿海的地方比较明显，久于宁波一带任地方官的段光清在1824年时还能说“然是民尚畏官”，到1852年归咎张潮青之乱的原因，段光清认为“夷扰之来，民不畏官”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不仅“自夷祸以来，水师之势日衰”，民众甚至讥笑戴顶武官一遇夷人就会弃顶而逃。34至后期外国势力越慢慢渗透进地方事务，不仅是与无赖勾结、与粤人争斗，他们还供应乱民火器，帮助地方讨贼，甚至海宁地方士绅还曾经还想与夷人合作修海塘。35

　　这些趋势在太平天国乱事后愈烈：中央及于地方的势力更衰落，地方官员或士绅主导的非正式文武机构更兴盛；财政更艰困更仰仗商人捐纳，而非正途的官员与候补官员更滥；外国势力更进一步影响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带。在文风鼎盛的江南，太平军占领的期间对士人的生涯而言可说是一大转折。汪康年的父亲杭州举人汪曾本在1860年逃出杭州城，当年杭州陷落，而汪康年出生，汪家未及逃出的亲戚大半遇难，失去家业的汪曾年后半生即流寓江西、广东。流亡是当时许多士人的共同经验，同是杭州籍的张元济与叶瀚，其父亲分别流亡广东与河南，而他们都出生在流亡地。许多士绅商人则往上海躲避（如苏州冯桂芬与苏州尤家），让上海租界人口在1855-1865十年间增长了十一万之多。36对已取得举人头衔的汪曾本而言，尚能赴京会试，然而许多层级较低的考生，却因此断了求仕之路。如苏州包天笑家在太平天国乱事中失了产业，让向来轻视商人的包父学龄中又在转徙逃难，断续间读不到四年书，不得不弃举从商；37许多流亡到上海的士人，开始转习他业，例如为西人所雇。如父亲为桐城文家管同的江宁人管嗣复，九死一生的逃到上海来，受墨海书馆雇佣以维持生计；苏州人王韬的父亲王昌桂早已因为生计故到上海为传教士翻译书籍，王韬在此时克绍箕裘；无锡人徐寿也因为兵乱无法举业，转研格致之学，后来也到上海来寻求发展。江南原本就在秩序崩溃的临界点，这场动乱更打乱的原有的秩序，反而让许多仕途中断的士人有更多的机会寻求科举以外的事业。原本对江南士人即有吸引力的上海，更一跃成为江南的文化中心，聚集许多流寓的士人。

　　不用等到甲午战争或科举废除，十九世纪下半叶江南士人已经蠢蠢欲动：许多士人与官方疏离，官员的贪污腐化已让士人觉得风气日下、世变已亟；以往士人与一般民众身分区分、掌握知识与文化的能力，愈来愈不能兑换成官方保证（官方此时岂有力保证？）的社会地位；士人多而上升的管道壅塞，愈烈的捐官成众之矢的，连带地对官方施与的名器与官员权威更不信任。

　　然而此时士人仍不能完全离开官方，特别是家产愈薄而无力改换跑道者，他们也同时是受害最深、积怨最浓的一群。这些士人在甲午战争之前未曾大规模的爆发，反而不少人仍执迷于科举（尽管对科举的怨怼也日与俱增），是因为除了依附官方，经济力不够强的他们也没有其它延续其优势的管道。少数人投向洋人的传播事业，那终究是“洋人”的传播事业，且其所能供养的员额不足以吸纳大量不满的江南士人。直到另外一个领域强大到能让仅握有文化资本的士人们投入其中，发展生涯；不管自愿或被迫，投入其中后，士人们回首发现，那个曾经仰之鼻息的老大帝国，已经逐渐驶离他们的航道。

　　

二、传播媒体与士人的转型

　　1860到70年代、在太平天国乱事之后出生的江南士人，对他们的父执辈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世代。他们童蒙时期乱事已渐平定、或者已避难他处，即使生活较为穷困，仍接受了传统的私塾教育。而《申报》与《点石斋画报》等外国资金的刊物，在他们成长的时期已在江南流传，即使不足以改变他们的生涯规划，也让他们知道一些外洋的器物发明，留给他们深刻的印象。

　　当他们遵照家族的期望，走向科举之路，却发现世局变化之巨，已不是他们的上一代可以想象。1895年甲午战争时，正值他们青壮年，38这群后来投身于新式传播媒体的江南士人，之前多半在功名路上奋斗，有些人已小有成绩，如蔡元培、张元济，有些人仍在努力，如李伯元、包天笑。然而在为数众多的士子中，像蔡元培、张元济这样的年轻翰林毕竟是极少数，多数人仍在三年一次的科考中苦闷的浮沉。运势较佳的可利用人脉担任地方官员的幕僚，关系好的汪康年、叶瀚透过辗转引介，到张之洞幕下工作，而包天笑也一度在同乡好友的介绍下，作为蒯光典的幕友。作大僚名宦的幕友比较而言是很好的出路，不但可以发展人际关系，而且有机会接触到开明官员主导的新事业。

　　然而没有关系又没有产业的士人，便只能就馆教书了。当科举未废，尚有公信力时，塾师待遇不差，尤其许多名师，自己功名不必高，如果教出来的学生有好成绩，便能赢得相当的尊重，如小说《学究新谈》中的杭州名师夏仰西，十八岁上院试第一名入学，虽然赶了十三科乡试都不得举人，但在杭州时文小有名气，众人争聘为师，一年不到三百洋钱不就馆。39可是在晚清连串的科举改革中，光以做八股文过活的塾师受害最大。1898年戊戌维新一度废除八股，但众人多持观望态度，照样聘馆，果然不久便人去政息。1901年又一次改革，改八股为策论经义，许多塾师顿时失了馆，但也有继续苦撑的。到了1905年废八股，塾师们更无生计，许多教了一辈子的塾师坐困愁城，无路可走，只好进入速成师范，改行教蒙学堂。40

　　1898年的戊戌维新对许多在举业或另谋他图、理想与生计间翻滚的士人而言，是不小的刺激。在维新风潮下，许多新学先进名声渐显，如严复、林纾、黄遵宪等1840至1850年代出生的先进，以自身特殊的条件引介新学，他们的著作成为当代士人必读之书，甚至原先“名声甚坏”的王韬也重新被肯定为新学先驱，这些先进逐渐成为后来者的典范。严复以留学生的身分翻译名著、林纾以古文大家投入翻译工作、曾出使许多国家的黄遵宪介绍日本政学，固然都是有名位之士投入新学传播的着例，然不到三十岁的梁启超借着《时务报》名扬海内、轰动京城，则更让许多埋首经典章句、前途茫茫的年轻士人眼睛一亮。借着传播媒体的力量，梁启超的文章哄传宇内，许多人读他的文章未必全然出自对新学的渴望，而更是想模仿他写作的方式──毕竟让半辈子浸在起承转合的士子一下对新学开窍须要功夫，然而仿效文笔显然是他们的专长。在多数士人对西学都无根基底下，成为“第二个梁启超”是他们新出的机会，正如孙宝瑄所说的：“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41

　　不久前从事新式传播业的仍被认为不入流。担任外报主笔的都是落魄文人、经营出版业的都是商人，直到1906年包天笑任《时报》编辑，仍被家中父老认为有伤阴骘，少有人会以任职传播出版为志向。然而这些维新先驱，如梁启超、汪康年（《时务报》）、严复、夏曾佑（《国闻报》）、谭嗣同（《湘报》）等人，纷纷投身新式传播媒体，成就非凡，不仅开启了海内士子的心眼，也提示了他们举业以外的新路。即使他们的事业最后仍遭清廷打压，但已改变了当代对传播事业的看法。直到日后翰林张元济放弃官方的位置加入商务印书馆、蔡元培任《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的编辑，新式传播媒体即使尚未成为与官方抗衡的领域，这些先驱名士的示范作用已构成了吸引后人投入此事业的条件。

　　对1860-70年代出生，当时正值青壮的士人而言，仕途愈难攀、捐官泛滥、科举头衔几剩虚名，既然“文化—政治—社会”的转换循环已难运行，此时又有新途径让他们可以运用自己掌握文字与知识的能力，自然会吸引士人投入，实践其理想。这些士人不一定对新学有多大根基，许多人只是“随众附和趋于时髦而已”。42为了讲究新学，在变法时期兴起一片学习外语的风潮，如梁启超所说，新习得一语言如新获一殖民地。在士人外语能力普遍不佳时，其它学问或许赶不上，但是此“殖民地”可是“先抢先赢”。从张元济、蔡元培、孙宝瑄，到包天笑与他的苏州朋友，莫不以学习新语言为要务，如包天笑更是一口气尝试了日文、英文、法文。43当然多数士人都在学习语文中遭到挫折，当时人认为，以现今普遍对外国思想文化的渴求，学习了一种外语，再不济也可以帮出版社译书、在报社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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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30 12:42:39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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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阿达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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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