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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渊晚清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

　1906年初，刚满三十岁的包天笑盘算了一番，决定从举家从苏州迁到上海来。他应《时报》馆的狄楚青与陈景韩，以及《小说林》的曾朴（孟朴）之邀，①结束了山东官立青州中学堂监督的工作，来上海谋营生。虽然搬到大城市开销较大，然而他在上海工作的薪水也不算少了。包天笑在时报馆写写时评与小说，编辑外埠新闻，每月有薪水八十元，大抵论说方面占三十元，小说占五十元。他的同乡孙东吴是南菁书院高材生，素有文名，早包天笑两年进《申报》馆当编辑，薪水每月二十八元，然此君已觉得比在苏州作馆地、考书院要好得多。盖两年前(1904)科举未废，尚有馆地可做，如今孙东吴君要就此营生也不得了。包天笑光在报馆的收入就有将近同乡的三倍，并还有其它收入，比之前在青州官立中学堂任监督（相当于校长）的一只元宝多许多。由于南北兑换比率、物价之间的差距，一只元宝究竟价值多少难以估计，然而就包天笑而言，放弃这只元宝显然较为划算。②当时包在新马路租屋一个月房租不过七元，以他的薪水负担一家在上海生活可称宽裕，再加上苏沪间铁路早已通车，来往不过两三小时，且其工作地点与人脉都在上海，搬到上海来的决定更是理所当然。③

　　除了在《时报》任编辑以外，包天笑还有其它收入。他受了朋友的请托在上海的女学校兼课，先后在女子蚕业学校、城东女学、上海民立女中学校教过书。④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人、后来接办《申报》的史量才与城东女学的创办人杨白民都常出入《时报》馆，⑤与包天笑等熟识，许多《时报》的记者编辑都到他们学校兼过课，大抵是因为《时报》多刊教育新闻，为教育界人士乐读。⑥而包天笑又曾因缘际会远赴青州办学，自然被视为教育界先驱。此外，包天笑还在曾孟朴的《小说林》社担任审稿润色的工作，这部分每月有四十元的收入，加上《时报》的八十元，包天笑每月的固定收入有一百二十元，而他每月的家庭与个人支出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而已。⑦看小说以外，包天笑也创作小说，不但在狄楚青有正书局出版的《小说时报》中与陈景韩同任编辑，也常在当时各种小说杂志，诸如《新新小说》、《月月小说》投稿，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也向包天笑邀稿写教育小说。当时上海小说市价是每千字二元，便宜者千字一元、五角。然而以包天笑之名，商务邀请他写小说的稿费是每千字三元，这笔稿费后来化为商务印书馆的股份，每月有三四十元。当时译小说出名的林纾稿费每千字是五元到六元，然而林纾与人合译，自己实拿不过三元。⑧算算包天笑每月固定与非固定的所得加起来可以超过一百五十元，够他付二十多月的房租，以他一介文人而言，算是相当高的收入了。看来就经济进帐而言，他选择搬到上海来是个明智的决定。如果不是在上海，他不会有那么多的机会，以一只秃笔拿到那样高的收入。

　　其实包天笑在去青州之前已在上海工作过一阵子，累积了一些人际与文化上的资本。在1902年左右，李鸿章侄女婿、曾在戊戌时期开办过南京高等学堂、人称“蒯疯子”的候补道台蒯光典欲在上海办金粟斋译书处，时受表亲推荐在蒯幕下的包天笑接到此差事，与蒯光典侄女婿汪允中同从南京赴上海，奔走于印刷所与译书者间。金粟斋没有维持多久受收摊了，⑨然包天笑因此打入上海文化圈，结识许多新学人士，如吴彦复、马君武、章士钊、叶瀚等人。金粟斋在当时是新学人士出入之处，严复从天津到上海，便由金粟斋邀请演讲名学，许多上海侨寓上海的名公巨子都到了，如张元济、郑孝胥、章炳麟等，都慕名而来参与这次盛会。⑩在金粟斋收摊以后，包天笑一度游走上海各个文化机构，包括叶瀚的启秀编译局、粤籍人士为主的广智书局编译处、蒋观云的珠树园译书处，用不甚灵光的日文译了点书、做些检定、润饰稿件的工作。然而都没做多久，就因病回苏州，与南社中人如金松岑、柳亚子、陈佩忍、苏曼殊等人交游。在苏州，包天笑一度参与兴学堂的工作，后来因为其岳父推荐，才意外到了青州任学堂监督。

　　早在到南京投到蒯光典幕下前，包天笑已经在苏州展开他的新学生涯。他与一些年轻同志集资开了东来书庄，透过乡中留学日本的朋友，从日本进口书籍文具，也代售留学生刊物。在《译书汇编》中可以看到东来书庄的广告，“专售东西各国书籍地图学堂用品”。11此外也从上海引进各种新书新报，销售范围除了苏州府各县外，连常州、无锡、常熟、嘉兴等地也有人来批书。藉由此管道，包天笑认识了苏州一带的“志士”，如常熟曾孟朴、吴江的金松岑、杨千里等人，后来曾孟朴在上海办《小说林》，就请包天笑审稿。包天笑在卖书以外，也和苏州当地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励学会”，模仿留学生的《译书汇编》创办了《励学译编》月刊，维持了一年多。除了苏州各县以外，也有内地写信来购取，甚至和上海的杂志社与日本的图书馆交换，12在《译书汇编》上也有广告。此外又模仿《杭州白话报》开办《苏州白话报》（旬刊），说服表兄尤子青（尤侗之后）出资。《励学汇编》主要是收译稿，而《苏州白话报》则是把国内外新闻及西学作品演成白话，特别注重社会改良，如戒烟、放脚、破除迷信、讲求卫生等事。不同于《译书汇编》，《苏州白话报》朝乡村城镇宣传，曾派人到乡村贴了招纸、寄售市镇的小杂货店，第一期竟然也销了七八百份。13

　　1900-1906年间，包天笑从苏州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青州，最后回到上海定居，一路上从事的都是与传播“新学”相关的工作：到新学堂教书、办报纸期刊、翻译日文书、组学会听演讲、写小说投稿，在报社任记者编辑。然而不过在十多年前，包天笑还在科场奋斗，五岁入私塾，1890年落榜，1893年十八岁时考上秀才。由于父亲前一年去世，包天笑在十七岁时已经展开授馆生涯，入泮便一面教书，一面准备乡试，要靠母亲日夜针线维持生计，生活可谓艰困，须要祖母家支援。当时的包天笑，除了看过《申报》与《点石斋画报》以外，并没有西学的根基，除了学作制艺以外，偶尔不过看看《三国演义》、《浮生六记》、《水浒传》、《笑林广记》之类的闲书，《史记》、《汉书》都是偶尔看到几篇，《三国志》根本没读过。14但是在短短数年间，包天笑却全然转向新学，俨然成为地方上的新学领袖；反而是他在科举上表现杰出的母家亲戚，日后都没有特别的表现，抑郁而终。

　　从一个苏州的穷士子，到上海著名的小说家、报刊编辑与教育家，后来更被追溯为鸳鸯蝴蝶派的创始者之一，包天笑这几年的经历可说是部分江南士人的典型。这群1860-1870年代出生的士人卡在一个半新不旧的年代：处于文风鼎盛的江南，他们从小接受私塾教育，然而当他们长成青壮年时，却又遭遇到思想资源与社会秩序的重大转变。尤其是家中产业不丰厚，盼望博得一衿、光耀门楣的士人，以往所学所读、赖以维生、立身处地的四书五经一下子都失去了功用，在遭受思想冲击之余，更要面对的是立即的生活上的问题。究竟这些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出生的士人如何因应这个变局，调整他们的社会角色？而此社会角色的变换总体而言又有什么样的意义？传播媒体于其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效果？此为本章所欲探究的问题。

　　

一、晚清士人社会地位的变迁

　　对晚清江浙一带的士人而言，科举是条正道。家有薄赀者，总希望家中子弟有功名在身；如果子弟有些资质，家中更是倾力培养。包天笑十三十四岁时，面临人生第一个重大选择：读书或习业。大半中上之家小时候多少会进塾读点书，甚至女子亦然，可以见得小时候进塾读书识字并不全然是为了科考打算，除了识字实用外的考虑，文化上的意义亦相当重要。然而男子到了十多岁，便要正式考虑其道路。包天笑详述家族中的考虑，主要有资质与环境两种因素。包天笑的舅祖主张习业，因为包天笑祖母本家虽为苏州富绅，然包家却是中落的，且包父此时并无正职。“读书要有本钱，要请名师教授，而且家中要有书可读”。如果栽培不起，不如习业几年有后就可获得薪水。然而包天笑的父母与姑丈赞成包天笑继续往读书的路上走，除了资质与个性的考虑外，心理上认同读书比较高尚是决定性的原因。包天笑特别提到，包父虽为商业中人，却痛恨商界，以未能读书为憾。认为宁可做一穷读书人，也不愿意做富商。即使包天笑的祖母家对包家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看法让包家决定让其独子走向读书之路。15

　　这样的投资是很冒险的，特别是包家此时经济不富裕，一旦失败便无退路，但如此更可见科举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仅在实际的利益上，而更有文化上的意义。面临这种选择的当然非只包家，晚包天笑十多年出生的胡适，尽管当时科举已走向末路，母亲仍遵循胡父的遗志，希望胡适可以念书念出个名堂，只因为“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胡父虽曾官至知州，然此时在绩溪家道不殷，胡适的兄长不是从商业，就是为败子。当年轻寡母向跟她年纪差不多的胡适兄长问：“糜今年十一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他念书念得出吗？”而换来沉默与冷笑，可见此选择所承受的压力，以及更深一层地对“念书念出”的期待。16

　　除了科举以外，晚清的士人还有什么选择？周作人这样说：“前清时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正路之外，还有几路杈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其三是学幕，即做幕友，给地方官‘佐治’称作‘师爷’，是绍兴人的一种专业。其四则是学生意，但也就是钱业和典当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另外就是进学堂，实在此乃是歪路，只有必不得已，才往这条路走，可是‘跛者不忘其履’，内心还是不免有连恋的。”17在绍兴的周作人与在苏州的包天笑说法可以对照：“从前子弟的出路，所有中上阶级者，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读书，一条是习业。读书便是要考试，习举子业，在科举上爬上去。……习业最好是钱庄出身……凡钱庄出来的，好似科举时代的考试出身，唱京戏的科班出身一样。并且钱庄出身的最好是小钱庄的学徒出身，方算得是正途一般。”18绍兴与苏州都是商业发达的地方，然“穿长衫的人”若选择从商，还是以钱业为宜。但是从商者往往也希望如有余力其子弟可以得举业，或者就男性子嗣的专长、个性、年序分配，有的从商有的读书，或者捐官取得蓝顶花翎的功名。

　　科举功名如此迷人，在于它是专制时期由官方认可的社会地位象征，而这种地位象征又是累积文化资本得来。对许多家道殷富的士人而言，投入科举行列倒不一定期待从中得到实质的回报，宁可取得秀才或举人的头衔就“绝意功名”，在家中享福，毕竟层层科考窄路即使对家境富裕，具有文化优势的富家子弟而言，仍很辛苦。19就算这样还是要想办法取得个头衔好，因为科举功名可说是文化上的分界，区分出有文化的读书人、绅衿，以及不文的“民”。

　　文化资本在科举制度下，经由政治威权认定，转化成社会地位的基础，而从此得来之社会地位，有较稳定的经济基础购买书籍或延请名师、有机会打入地方或中央的人际网络，而有助于下一代继续累积文化资本，而在科举之路上取得较好的成绩。对中央而言，透过这种机制的运作，得以将维系专制威权所需的思想资源灌输于地方士人脑中，主导学术之潮流并确保文化阶级对中央的拥护。由于制度并非完全封闭，且提供了中下阶级“翻身”的机会；在一定的门坎限制之下（如职业、血统），只要通过考试都有机会打入支配阶级，向上爬升。这一线希望，尽管机会不大，但让更多的士人愿意接受官方的意识型态，期待跻身为权力的分享者。因此对地方的支配阶级与一般民众而言，此文化—政治—社会的交换亦提供了稳定的秩序。

　　然而文化—政治—社会循环并非如理想中稳定，长久以来内部与外部、理想与现实的因素让这套制度持续地有改革的呼声，这些改革呼声或许来自帝国内部的官僚、或许来自长久被排除于外的士人，或许来自异族统治者。然而清代中叶以来，各种内部外部的问题更彻底地挑战此制度的运作。

　　问题之一是清长期盛世，人口大量增加，不但冲击原有的经济运作，也让帝国帝国基层的行政官僚难以负担。广大一县只有知县一个正式的官方代表，20事务繁重而调动频繁，21加以清中叶以后吏治败坏，22让中央对地方官僚与社会的控制相较而言松散许多。事务繁重、任期短，加上升迁不易，23使得地方行政相当仰仗许多非正式的力量，如胥吏差役与幕友家丁。胥吏差役为当地人，在地方官自顾不暇下，常与地方势力（如土豪劣绅）勾结；为了防治这种情形，地方官遂带了幕友家丁等自家人马以为辖治，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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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30 12:42:39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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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阿达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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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