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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陈独秀魂归五四

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人类若无力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只有变成机器牛马的命运。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10]
我似乎看到了你因为激烈争辩而涨红的脸，看到了你的愤激，看到了你的焦灼和深深的忧虑。我常常为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叹息，因为自从五四过后，的确一代不如一代。然而，在那个年代，毕竟还有象你这样的人，不停地探索和寻求。谁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抗战当中已经死绝？历史作证：在硝烟弥漫的岁月，在区区小城江津，有一双眼睛，正穿过种种乱云，作出如此深刻的洞察！
遗憾的是，此时的你手中已经没有了《新青年》，你的声音得不到传播。而且，迷失于炮火硝烟中的一代人已经不知道倾听你的声音！
然而，历史的事实使我不能不佩服你的预见：“无产**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11]在这里，你牢牢抓住民主的真谛，一语道破了**政体腐败的病根。没有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没有反对党的存在，议会就不再是议会，苏维埃也不是苏维埃，监守自盗，无人看管，一切腐败都在所难免。
20世纪发生在世界各国的一系列灾难都被你不幸言中。是什么给了你如此的目光？其实很简单，只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出发，只要心中深植了新文化的价值观念，就不会被乱云迷住双眼。可惜的是一代青年匆匆地背叛了五四新文化，而且自以为“进步”了。当历史进入50年代之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报告曾使许多人为之震惊。由此可见，人们是多么幼稚和愚昧！那一切，还需要赫鲁晓夫说明吗？它应该可想而知。
因为洞见了新路的陷阱，你把目光重新投向人类文明的健康主流。这种探寻使你进一步回归五四，在新文化的立场抵抗着各种威胁。你对第三条道路的抵制同样发人深醒。当一些人在以俄为师与以美为师之间犹豫徘徊的时候，当有些人自欺欺人地提出要美国的民主政治同时又要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时候，你明确指出：“由国家来发展工业中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必须局部的采用。可是由中国过去的经验，由日本明治初年国营工业的经验，由中国眼前招商局和民生公司成绩对比的经验，都同样警告我们不要对国家经营工业的办法渲染得乐观过分。”[12]因为你了解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了解苏联的实践，也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教训，所以你能够看到苏联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和国家的阶级属性，剩余价值在名义上已归工农自己的国家所有，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寄生官僚等新的剥削者阶层。你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原本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剥削，既然苏联在公有的名义下并未消灭剥削制度，问题就需要重新思考了。正因为这样，你一再提醒人们：“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13]
在我的感觉中，你走了很远，甚至走得很累，本想找到更好的，却没有找到。你回来了，更加清醒，也更加坚定。
当然，你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理想。一个问题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从你生活的时代，到我生活的时代，许多人迷恋社会主义，却没有人能说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俾斯麦政府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你和托落茨基都指责斯大林在一国建成的社会主义是集权**而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不承认苏联，甚至不承认共和国十七年的建设事业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把四人帮所鼓吹的“社会主义民主”称为“法西斯专政”……什么是社会主义，你能说得清楚吗？
然而，一个说不清的主义却有无穷的吸引力。与自由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特别好。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它与传统中国有着天然的亲合力。因为它近似于“大同”，因为它强调平等，所以，往往被理解为弱者的福音。然而，一个问题你大概已经注意到：社会主义的理想图景与现实实践总是相去甚远。社会主义是国际主义的，导师们一再强调的是“工人无祖国”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当中，却往往与民族主义结合得天衣无缝；社会主义主张缩小阶级差别，实现人人平等，但在所有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却无不扩大了差别的鸿沟，制造了更为严重的不平等。无论你是否看到，有一点是清楚的，它在世界各国的实践都延误了那里的现代化进程。所以，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果断地结束长达70多年的悲剧性实践，邓小平也不得不作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新诠释。
在半个世纪前的江津，你已经认识到：要摆脱落后和苦难的命运，捷径是不存在的。如果有更多的国人早一点有如此认识，中国将少走多少弯路，将避免多少悲剧！

３
　　
我正在反复阅读你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这是你最后的文章，1942年5月13日写成，即你饮蚕豆花种毒的第二天。在此之前，你已经写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廊》和《再论世界大势》等。这些文章放在一起，我看到了你对全球秩序、人类前途和中国未来命运的预测和思考。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你对战后世界大势的预测。你描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认为大战之后世界将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都由一个大国领导，其他国家只有加入一个集团才能立脚。你的预测是：如果英美战胜，德意日就完了，战后将是英与美两大集团的对峙；如果希特勒战胜，英国就完了，战后将是德与美两大集团的对峙。在这种格局之下，一个国家不要梦想什么民族解放，而是要寻找机会发展自己，努力于自己的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化，以提高本国在集团中的地位。你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走来，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一次与人类文明健康主流全面接轨的伟大尝试，这种世界主义和全球化的基础使你必然更加看重普世价值，即使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火之中也决不赞同民族主义。你指出：“对于国外的斗争，无论是对于轴心国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因为**的德、意、日三国之携手横行，已冲破了各国民族之最后铁丝网，这已经不是某一民族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民主自由存亡问题”[14]。如此认识当时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局势，只能出于高度重视自由和民主的现代知识分子。
关于战后世界的大势，有一点你说对了，世界的确由民族化走向集团化，分为两大阵营；有一点你说错了，你低估了斯大林的能量，高估了民众的眼睛。两大集团的领导者并不如你所预测，但结局却与你最坏的设想相去不远，——不过是由斯大林代替了希特勒。
在你的战后大势图表中，结果不论谁战胜，中国都是附属国，不可能再圆世界中心之梦。这一点，也只有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才能如此清醒。同时，你提醒人们，虽然同是作附属国，作谁的附属国却大不相同：做英美这样的民主自由国家的附属国尚可以恢复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作德日这样的法西斯国家的附属国，却要陷为完全的殖民地。更重要的是，做民主国家的附属国，人们尚能获得部分的自由，而做法西斯国家的附属国，则只能是没有自由的奴隶。因此，你在去世前的最后时刻，仍然写完了《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谆谆告诫国人：“我们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美国所领导之反纳粹战争，我们既然参加了为保护世界民主自由而战斗同盟国集团，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国人同其视线同其标的以集中战斗意志；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度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自由民主，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
我特别注意的是你观察和评论问题的角度，无论是评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评论德、意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分析评价大战中的各种问题，你之所以与他人不同，就因为你所依据的仍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虽然处于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你却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样坚决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一切以民主、自由和人权为旨归，决不放弃与人类文明健康主流全面接轨的努力。你认为，在大战之后，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还是发展社会主义，都必须依赖先进国家，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都应该能够认识这种命运，所以，任何闭关锁国的做法，都只能是自绝于世界。因为在你看来，全世界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都已经被打破，大战之后，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也无法阻止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民族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才有自身的发展前途。
中国人直到世纪末才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你却早已对此清清楚楚。
遗憾的是，时代常常犯病。当一个时代犯病的时候，人们听不进清醒的声音。看一看你的言论在当时的命运吧！托派不能接受，延安不能接受，国民党政府也认为有碍中苏邦交而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谁能接受呢？李大钊死了，鲁迅死了，他们大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只有胡适为你的思想激动不已。[15]

４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传统著称，也以反传统为人诟病。考察你晚年的言论，我欣慰地发现，你仍然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在滚滚浊浪之中，站在批判传统的前沿。
在《孔子与中国》中，你认为孔子有两个特点：一是讲科学，二是反民主，中国人恰恰把有价值的东西丢掉了，没有继承孔子的科学思想，却继承了他的反民主思想。你说：“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如果我们不甘永远落后，便不应该乘着法西斯特的一时逆流，大开其倒车，使中国的进步再延迟数十年呀！不幸的很，中国经过了两次民主革命，而进步党人所号召的‘贤人政治’，‘东方文化’，袁世凯、徐世昌所倡导的‘特别国情’，‘固有道德’，还成为有力的主张；所谓‘贤人政治’，所谓‘东方文化’，所谓‘特别国情’，所谓‘固有道德’，那一样不是孔子的礼教在作祟呢？那一样不是和人权民主背道而驰呢？”[16]
为此，你告诫说：“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销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17]
在《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中，你说：“如果有人把把民族文化离开全世界文化孤独的来看待，把国粹离开全世界学术孤独的来看待，在抱残守缺的旗帜之下，闭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绝域外学术之输入，甚至拒绝用外国科学方法来做整理本国学问的工具，一切学术失去了比较研究的机会，便不会择精语详，只有抱着国‘粹’甚至于高喊读经的人，自己于经书的训诂义理毫无所知，这样的国粹家实在太糟了。”关于道德问题，你的回答是：“根本否认道德的人，无论他属那一阶级，那一党派，都必然是一个邪僻无耻的小人；但道德与真理不同，他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他有空间性与时间性，此方所视为道德的，别方则未必然；古时所视为不道德的，现代则未必然。……总之，道德是应该随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身实践，而不是放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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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30 12:32:57 作者：李新宇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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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andyto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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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