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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笺注

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录是我读过的战争回忆录中的另类，正如吴将军本人之于共和国开国将领一样。这本书是香港北星出版社在吴将军身后出版的，由于没有经过大陆权威机构的审核，倒是保留了一些原汁原味的历史痕迹，读起来非常值得回味。一般读者都会对本书的下册，就是他在文革前后，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中的经历更感兴趣。其实，本书的前半部也是很可读的，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历史信息。有些小的细节，是值得拿出来，放在历史的洪流中好好细审一番的。这就是我要写的几篇笺注的由来。

为啥扛起枪

吴法宪回忆录笺注之一

吴将军于1915年出生于江西兴国县南坑乡。因缘际会，在他少年的时候，他的家乡成为了中国土地革命的中心之一。第一次反“围剿”中，“前面捉了张辉瓒”的战场，离他家才二十多里，少年的吴法宪，当时还叫吴臣清，就带着儿童团参加战勤工作，帮着收容伤员，打扫战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吴法宪就报名参加了红军。那时候他才十五岁。

从此他离别了家乡父老，转战南北，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60年了。在回忆录里，他这样描写回家的观感：

记忆中的家乡全没有了：树木没有了，竹林没有了，我家的房子也没有了，甚至连房地基都没有了，都变成了一片片的稻田… …当天我们走了三十里路，沿途没看见一间新房，所看见的房全是破垣残墙，顶无片瓦。建国十一年了，没有看到老苏区的家乡有任何变化，我心里十分难受。（P8，P9）

吴将军这里的描述并不十分准确，其实他的家乡还是有变化的，是变得比他小时候更破败了，因为他接下去又说道：

（乡亲们）告诉我，国民党军第四、第五次围剿时，把我们村子都烧光了，树林和竹林都被他们砍去修了工事。原先村外的那座木桥，也是当年被破坏的，以后一直都无力修复。由于森林被伐，水土流失，当年绿树成荫的青山全都变成了黄土冈。（P9）

关于他家的经济情况，吴将军有这样的对比叙述：

（1915年）母亲生我时，家境已经有了好转，刚盖起了六间屋子，其中一间厅房、一间厨房，其余四间用来住人。另外，还建了三间用来装稻谷的两层楼仓库。以后，家里又逐渐买了三亩地，一头牛和一些农具。由于我正好是盖新房那一年生的，因此父亲给我起了个小名叫新福生，认为是我给家里带来的福气。（P2）

之后，吴将军又回忆道：

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我们家乡，烧了我们的房子，抢光了我们的东西，全家被逼赶上了山。由于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祖母、母亲、弟弟和三个妹妹都相继冻饿而死，一家七口仅剩下父亲一个。（P6）

这是典型的战争的惨剧。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土地上战乱一直没有停过，从军阀混战，党派内战，到抗击外侮的民族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乱局。经过这些残酷的战争之后，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一个号称依靠农民运动起家的**，在夺取了全国政权多年之后，对于养育自己的老根据地，没有一点点的回报，没有做一点事情把经济恢复到哪怕是战前的状态，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吴将军那一代人，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去投身革命，其初衷就是要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让父老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如果他能预知几十年后杀来杀去，家乡只是比过去更穷、更破，那他会做如何选择呢？

吴将军记载的还仅是1960年初的情况，那时候席卷中国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还刚开始。据坊间流传的一些未经证实的资料说，由于大跃进引起的三年困难造成了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多达4040万（见何方著《党史笔记》下册P446注39），是八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2100万年的两倍，也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千万的死亡总数。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被剥夺了口粮的农民。这其中将军的家乡兴国县的具体死亡人数就不得而知了。在这次返乡中，将军还听到了乡亲们对于大跃进瞎指挥的牢骚，要吴将军和党中央、毛主席反映。还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余悸之中的吴司令也不好说什么，只能唯唯诺诺，正面开导。他最终带着满心的伤痛与愧疚离开了家乡。回到北京后，他打报告给张爱萍副总长，替家乡要了一部退役的解放卡车。他惭愧地写道：“那些年里，我也就为家乡做了这么一件事。”

又是几十年过去了，党中央的阳光雨露早已撒遍了老少边穷地区。最近江西成了红色旅游的热点，那儿也很少听到什么矿难的消息，估计乡亲们的日子早就好了吧，老将军的在天之灵也应该心安了。

是谁在打AB团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对于为我们熟悉的胖乎乎的吴老将军来说特别是如此，虽然他在回忆录里留下了相当多生动的革命队伍里请客吃饭的回忆，但这些我们以后再说。

革命给幼小的吴臣清留下的第一个印象之一就是杀人，杀自己人。

不久，我们村又开始打"AB团"。什么是"AB团"，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只看到一些乡苏维埃的干部和村苏维埃干部被抓起来了，说他们"反水"，是"反革命"，弄得我稀里糊涂。我还看到一些人被杀，像我们小学校的校长胡风章、教员胡泽凡等都被杀了。这么些人的被抓和被杀，使我心里很害怕，不知所措。（P5）

虽然如此，吴臣清还是积极响应苏维埃的号召，报名参加了红军。这是因为打了AB团之后，村里又开始打土豪、分田地，又开始杀人，不过这次杀的是恶霸地主。"斗倒了地主，分了田地，大家的革命积极性就更高了。"

到了红军队伍里，他见到了更多地杀戮。

不少"犯人"是在夜里被处决的，不过夜里杀人没有派到过我们班。派去的都是连里最勇敢的人，大个子，用的是梭标。有时候，一个人连着被捅了十几下甚至二十多下都没有死，真惨。（P17）

当时吴将军还是个小孩子，在他那个普通一兵的角度上，只能看到基层的一些现象。也幸亏他还是个小孩子，否则，可能也被卷进去了。像后来处理富田事变中的红20军，全军被缴械，副排级以上干部全部被捕，绝大多数被处决。又如夏曦在洪湖苏区的肃反，主要从党员干部杀起，搞得人人自危，没有人想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到最后，红三军（红二军团）党组织解散，只剩下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四个党员。

据史料记载，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二·七」会议后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1931年4月至1931年末。在第一阶段仅红一方面军被杀官兵就达4500人，而至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已消灭「AB团」份子1000余人，这一数目尚不包括在这之后根据地内党政机构被杀党员的人数。第二阶段的被杀对象主要是参加富田事变的赣西南红军的干部，以及赣西南地方政权的干部，具体的死亡人数不详。（引自高华文章）

关于红军时期肃反的情况，我们的官方历史教科书中很少提及，最多就是讲讲张国焘在白雀园或者夏曦在洪湖的恶行。对于在中央苏区发生的一切则都保持缄默，或者笼统地归之为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路线。但是，江西苏区清查AB团的运动是在1930年5月开始，王明则是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才掌握实权的，但是当时山高皇帝远，具体政策的实施主动权还是掌握在控制苏区大权的毛手里，直到32年10月宁都会议他失去实际权力为止。中央苏区的打AB团运动，特别是逼反了红20军的富田事变，正好发生在王明上台之前，也结束于毛被逼让权之前，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付，是一目了然的。

当然，党的政策后来也发行了变化，到了延安审干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并从此一直执行下来。所以即使吴司令后来上了林彪的贼船，也只不过是给抓到监狱里，完成吃饭、睡觉、拉屎的三大任务，所以我们才能读到这本回忆录。吴司令命好啊，从小到老都给他躲过去了。

人海啊人海

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是即使是统率百万军的大将，在他们军旅生涯之初也要在最前沿批坚执锐，白刃搏杀，直面死亡的威胁。在这个阶段，生存更多靠的是运气。如果他在最初的战斗中没有给打死，或负重伤，那么，才有可能在以后的战斗中慢慢地学经验，一步步升到更高的指挥位置。吴将军的运气就很好，他的第一次战斗是一场兜着敌人屁股打的追歼仗。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对吴将军来说并不是一场战斗，他跟着大部队一口气跑了三十里路，当他还在气喘嘘嘘地往山上爬时，前面传下话来，战斗已经结束了。吴将军不仅没发一枪，他紧张得连前面的枪声也没听到-只顾得跑了。

这一仗下来，新兵吴文玉决心努力学习军事技术，好在他有一个好班长，耐心地教他怎么隐蔽，怎么瞄准，怎么利用地形地物快速接敌，到了下一仗的时候，新兵吴文玉紧跟着他的班长：

这时，连长命令追击，但我不知道怎么个追法。班长就叫我跟在他后面。我见他一会儿利用树，一会儿又利用石头来隐蔽自己，就学着他的样子，紧紧地跟在后面，他隐蔽在哪里，我就也隐蔽在哪里。（P16）

这实际上是中共作战的典型模式-老兵、连排长或骨干身先士卒冲在前面，没经过系统训练的新兵则挤成一团，紧跟在后面，呐喊着冲锋。于是国军就指责共军搞人海战术。一直到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还这么讲。

日后成为一名著名的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先生曾任郑洞国将军的副官，到东北参加接收工作。他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提供了一个基于国军视角的对于人海战术的标准描述：

两天后，林彪加强武装，进攻国民党的新三十八师，后者原是前驻印军的一部分。这次攻击受阻，***军队损失不下两千五百人。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之后没几天，看到铁轨和国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下一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只是疯了！但是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军队进攻受挫，还真是奇迹。但双方交锋之后都精疲力竭，国民党军队更累，国为大屠杀的感觉就已经让人觉得恶心了。（黄河青山，三联2001年版，P166）

按照黄先生的历史观，评价历史不能拘泥于道德层面，但是，从上一段引文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共军最后取胜的原因是共军能残忍地发起不顾惜人命的人海冲锋，使得国军因杀人太多而意志崩溃。看来，即使是严谨的历史研究者，对于自己亲历的历史事件的描述也不做做到超然度外。

根据1998年出版的官方四野战史，这场战斗发生于1946年4月8日晚，战场位于四平以南兴隆泉、柳条沟、兴隆岭一带。进攻一方是东北民主联军山东第1、第2师，新四军第3师第10旅，第8旅主力等共12个团的兵力。这些部队是后来四野最精锐的一纵、二纵的前身。他们与新一军中最强的新38师的对决，可称为王牌之间的交战。几本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权威著作对于这场战斗都是语焉不详，不利于重建史实，从而指出黄先生回忆的确实或不确（不过从以上引文可以清楚看出，这并非是他的亲眼所见，而是道听途说，而作为消息来源的新1军参谋，其本人是否曾亲历前线也很难讲。）手头倒是有一个好例子，这就是汪洋将军在《十次突击》一书详细叙述了的昌图攻坚战，战场同在四平以南，时间为1947年5月底。进攻一方是东野二纵五师，其前身就是新四军三师十旅；防守的一方是国民党71军91师，这是东北国军中实力仅次于新一军、新六军的主力部队。这个战例，让我们能从共军角度探究一下什么是人海战术。

汪洋为团长的二纵五师14团被确定为主攻团，从昌图城的西北角发动攻击。5月31日晚20时，总攻开始。师属重炮负责摧毁71军的防御阵地与火力点，但是由于炮兵主要采取间接瞄准射击，效果不理想，相当多的暗火力点没有被破坏。因此，20时30分步兵发起冲锋时，第一批突击部队遭到城墙上复活的火力点的猛烈射杀，预定冲锋道路上的铁丝网、鹿砦、地雷也没有完全清除干净，这都给冲锋部队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尖刀10连副连长李志仁负重伤，连长徐志昌牺牲，三营营长张奎仁率先冲锋，身负重伤，很快就牺牲了。即使如此，战士们还是前仆后继地冲上了城墙，打开了一个小突破口。这时，71军很快用密集炮火封闭了后续部队跟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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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21 23:23:30 作者：范松鹤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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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调侃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现代杂谈] ·《吴法宪回忆录》笺注

2008-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