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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

内容提要：本文从宪政文化与制度互动的理论模式出发，探讨阻碍中国宪政进步的制度和文化原因。中国宪政百年历程表明，宪政的发展至少取决于三个条件：宪政理念和知识的引入、既得利益集团对宪政改革的让步以及公民宪政意识的觉醒。中国百年宪政历程之所以命途多舛，正是因为宪政理念因意识形态保守而迟迟没有引入、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进程和社会大众缺乏参与。文章最后指出，人民才是宪政的根本动力；只有广大人民在思想启蒙和制度改革的良性互动中真正觉醒了，中国宪政才有希望。

英文标题：The Worldly Emergence of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m: A Centennial Review

一、引言——中国百年宪政的进化理路

将历史的时钟倒拨一个世纪。1908年，中国的末代王朝颁布了第一部成文的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1] 对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或许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纪念的意义。在许多老百姓乃至学者眼里，它只不过是我们常说的“腐朽的清政府”在灭亡之前的“回光返照 ”而已。不到三年功夫，这部所谓的“宪法”就成了废纸，而不久之后清王朝自己也寿终正寝了。然而，不论我们如何看待满清政权及其统治下的产物，这部宪法无疑标志着中国宪政的起步。从此之后，中国宪政正式开始了一个世纪的风雨蹒跚之路。

当然，这个标志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作为一部制度性文件，《大纲》是此前半个多世纪的思想积累的结果。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西两大文明发生激烈碰撞。西方通过更先进的军事技术强行打开了实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的大门，不仅严重挑战了满清政权的合法性，也不断威胁着颠覆整个中华文明的传统秩序，造成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场空前的冲突和转变过程中，中国少数知识分子首先觉醒了。他们敏锐地看到，西方不只是有洋枪洋炮而已；先进的军事技术是由发达的经济基础支撑的，而经济的背后是先进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因此，中国的落后归根结底是制度上的落后，而绝不只是经济和军事技术上的落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传播，大量西方思想被引入中国，其中也包括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宪政观念。这些思想不仅影响了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也影响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乃至最高统治者。到上个世纪之交，构成思想界主流的文人和士大夫都至少同意中国需要一部宪法。在社会精英力量的推动下，清朝统治者才颁布了1908年的《大纲》。

其次，《大纲》本身的命运表明，一部制度性文件并不就等于制度。在这里，“制度”有两个层次的意义——纸上的制度和行动中的制度。《大纲》只是规定了纸上的制度，但是如果不能付诸实践，最后不论在理论上具有什么权威都是空的。《大纲》中规定了“议院”、“言论”、“自由”、“财产”这些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颇为新鲜的概念，但是并没有——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实质性地加以兑现。事实上，就连第一句“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也很快成为泡影。由此可见，“制度”显然不只是条文规定而已；文本只是一个起点，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文本规定的落实。在《大纲》制定后的一个世纪里，一部部中国宪法像走马灯一样轮换登场，但是落实者却寥寥无几。“实施难”不仅概括了《大纲》的短暂存在，而且也预示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宪政建设所面临的基本困难。如今颇为流行的各种“潜规则”和“执行难”，其实都是正统文本遭遇“实施难”的各种衍生现象。

最后，中国宪法的文本和现实之间的落差不仅体现了制度实施的缺失，而且也昭示了中国宪政文化的局限性。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违反宪法规定的政客和政治行为比比皆是，但是违规者却往往不仅得不到制裁，反而在政治斗争中屡屡得手，邪恶力量不择手段压倒了正义。久而久之，甚至普通人也变得习以为常，成为“胜者为王败者寇”的丛林逻辑的附庸，宪法规定的基本“游戏规则”完全成为无足轻重的纸上谈兵。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除了因为宪法没有得到实施而和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无关之外，主要是因为宪政文化还没有深入民间，因而不能激发广大民众自觉起来捍卫宪法的意识。一旦广大百姓成为被动的“看客”，宪政就失去了最强大的支持力量，正义和邪恶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评判者，进步力量和既得利益之间的较量就完全演变为内部“宫廷斗争”。既然宪政只是少数有识之士的追求目标，他们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屡战屡败的结局是不难预料的。因此，清末实业家张謇曾精辟指出：“立宪固然要政府先有觉悟，主持实施，然人民也得要一齐起来发动。”[2] 可以断言，没有人民实质性参与和推动的宪政必然是失败的。

综上所述，中国百年宪政的历史昭示了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3] 一般来说，任何社会的变革必然起源于新的思想，但是自由民主和**国家的共同点仅止于此。在一个崇尚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新思想首先广泛传播并引起社会讨论；在形成社会共识之后，思想转变为制度，先是成为法律，继而获得实施。由于新思想已经获得社会多数人的认同，且政府通过选举对人民负责，因而实施阶段的阻力一般很小。但在传统的**社会，自由、民主、法治本身是宪政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在这个阶段显然还没有成为普遍拥护的社会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新思想只能首先为部分社会精英所接受，然后通过传统政治过程获得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最后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新思想既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在实践中又遭到传统既得利益的抵制，因而往往只能停留在条文层面上，很难在现实中推进下去。只有在获得一定程度的实施之后，新制度才能给平民百姓带来切实的好处，并因此而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

以上第二种过程大致概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宪政运动。在1908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西方宪政思想并开始自我启蒙，但是宪政只是在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小圈子”内传播着。到1908年《大纲》颁布之时，中国已经历了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失败。如果甲午战争促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那么戊戌变法显示思想启蒙即便能幸运地感化最高统治者，也未必能突破既得利益的重重保围，最后难免失败的命运。当然，一旦中国被打开国门并成为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变法的压力总是在那里，即便是既得利益集团也只有寻求改革才能图存。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改革最后往往因为执政者的犹疑摇摆而功亏一篑。即使发生革命，如果革命所依托的宪政理念没有为人民所接受，那么缺乏人民参与和监督的新政权必然走向独裁。虽然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下，除了在走投无路中爆发周期性的起义之外，广大人民在绝大多数时候只是任人摆布的沉默的大多数，但是他们潜在的决定性力量最终还是通过这种消极的方式显现出来。

辛亥革命之后，制度实施和文化启蒙在相互影响中不断进化着，但是在内忧外患、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环境下，中国宪政难以取得长足的进展。1949年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秩序，但是在头三十年里盛行的左倾意识形态和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注定了极其有限的宪政成就。1978年改革开放不仅开启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也给中国宪政带来了新的希望，而此时据《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已整整七十个年头。以1982年宪法为标志，中国宪政总的来说是在制度改革和思想传播的良性互动中进化着，西方宪政所包含的一些普适价值逐步为各社会阶层所接受。中国百年宪政的艰难历程表明，只有广大人民在思想启蒙和制度改革的良性互动中真正觉醒了，中国宪政才有希望。

以下通过回顾中国百年宪政历程中的某些关键事件和争论，探讨阻碍中国宪政进步的制度和文化原因。概言之，宪政的发展至少取决于三个条件：宪政理念和知识的引入、既得利益集团对宪政改革的让步以及公民宪政意识的觉醒。中国宪政在过去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表明，任何一个条件的相对成熟都是反复斗争和努力的结果。即便在今天，中国宪政的机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优越，宪政道路上的障碍也依然没有完全消除。

二、在传统文化中突围——立宪意识的萌发与成长

宪政理念的引入主要依靠知识精英，因为他们是整个民族中最敏锐的一个阶层。然而，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来自西方的宪政理念过程中显得相当迟缓，而且即便在宪政理念引入之后也还是半推半就，不断试图用“中体”去消释“西用”。大国文明的优越感延迟了中国宪政的起步，致使中国立宪进程远落后于邻国日本。

1．迟到的立宪意识

从初遇列强到被动挨打、从洋务运动到立宪运动，中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阶层在整体上可以说是显得颇为“后知后觉”。即使从1840年开始算，中国遭遇西方武力威胁也比日本早了20年，但是中国朝野的普遍觉醒要到1894年甲午战争败给日本才开始，其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久，到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出世已经过了近70个年头，而这部短命的《大纲》也就维持了三年。相比之下，日本从1860年佩里将军炮舰“造访”开始，只用了八年时间就完成了明治维新，只用了不到30年就完成制定1889年的《明治宪法》，而这部宪法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维持了半个多世纪。无论是在经济、技术、军事还是制度的现代化，日本都远远走在中国前面，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福泽谕吉等日本知识精英的“先知先觉”。这也就难怪尽管中日之间存在着种种过节，大批中国学者和学生纷纷在二十世纪初义无返顾地来到东瀛“取经”，而大部分西方法律知识——包括“宪法”这个词——也确实都是经过日本学术界的吸收和消化之后“转销”中国的。一个泱泱大国之所以如此谦卑地向以往一直瞧不起的“蕞尔岛”学习，其实原因并不难找。中国一向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民族，其它国家统统不是“蛮夷”就是“戎狄”，因而不要说是制度和文化，就连器物也都是一些不足道更不足学的“淫技奇巧”。这样就有了一开始的孤傲自大和闭关锁国，既而受到军事打击之后虽然痛苦和震惊，但是仍然不肯在制度文明上认输，而自以为只是和元、清改朝换代一样被“蛮力”折服而已。中华文明几千年膨胀起来的优越感耽误了中国的现代化，而日本当然没有这个包袱。自唐朝引入中国的文字、礼仪和法制开始，日本一直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民族。只不过近代遭遇西方列强之后，还停滞在大唐的中华文明似乎不行了，于是赶紧转向西学，但是和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在此过程中既没有心理上的失落，也没有文化上的障碍。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找到了落后挨打的制度根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就完成了50卷《海国图志》，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自觉了解和认识世界。虽然这个阶段的认识对象仅限于表层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4] 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就这样开始了。事实上，《海国图志》不仅介绍了世界地理，而且也介绍了外国的政治制度，例如英国的议会制度以及议会、国王和各级官员的关系，对美国总统制也有一点初步认识，并似乎隐约觉察出制度是西方国家之所以繁荣富强的原因。

甲午战争之后，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洋务运动破产了；中国不仅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更要学习和借鉴别人的制度。1890-93年，康有为已写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希望通过“托古改制”为维新运动奠定理论基础。1895年《马关条约》签定后，康有为更是发动公车上书、呼吁制度改革。[5] 康有为、梁启超所代表的改良派超越了洋务派只变“器”、“用”的局限，提出“变本”的主张。1898年，改良派在光绪支持下，以制度救国为诉求，发起了“百日维新”运动。一时间，中国的立宪君主政治似乎大有希望。

2． “中体西用”？西化和本土化的最初交锋

毫不奇怪的是，旧传统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虽然改革也得到部分开明官员的支持，但是即便是他们也不赞同“全盘西化”。事实上，和洋务运动一样，向西方学习的东西仍然不触及“本”，而只限于“末”。例如冯桂芬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898年，孙家鼐首先提出：“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6] 稍后，张之洞的《劝学篇》更系统地解释了“中体西用”学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今欲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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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21 22:06:27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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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评论] ·张千帆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

2008-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