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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2)

　　在他上任后的1950年夏的高考，台大的考试录取办法十分严格完善。报名时审查证件没有丝毫敷衍塞责；对泄题的防范可谓疏而不漏，每题不仅有标准答案还有得分要点；考试时学生单人单桌，每一考场有几名监考，门外警察巡逻；阅卷录取更加小心谨慎，如考生觉得分数有误，便可以直接要求查阅。傅斯年以雷厉风行的坚决态度顶住各种社会压力，终于使考试工作中的舞弊现象在他的视野里彻底消失。

　　为力刹新生录取的说情之风，傅斯年多次在报端发表公开声明，称假如自己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学生进来，就是对校长一职的失职。所以他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他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招生简章买来细细照办，一切全凭本领了，而其他是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如果有人查出他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之制裁。他还在校长室门前树起一块告示牌，上书曰："有为子女入学说者，请免开尊口！"

　　傅斯年为人胸襟坦荡，做事光明磊落，上行下效共同治理招生考试的舞弊行为。当时台大职工最怕"入围"出试题、印试卷。时正值流火的盛夏，在学校图书馆门窗被封闭的一角，门外密布着岗哨，当时又没有空调设备可以消暑，人进入像坐牢似的一关几天，有位老教授只好带着氧气瓶进去。

　　台大讲师殷海光上课因为评分标准严格，期末大批学生逻辑课程不及格，家长跑到傅斯年这告状，傅斯年高声重复了殷海光的理由：这是西南联大的标准！因为傅斯年目标是要把台大办成一流的大学，成为台湾的学术文化中心。作为五四之子的傅斯年，他在北大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赶上了蔡元培主政的时光，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观念与"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一套制度已经植根于他生命深处。30年前他的作为表明他是当年五四理想最好的捍卫者，30年后当他在乱哄哄的孤岛上受命主持小小的台大时，他心中的模本就是30年前的北大。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常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和傅斯年是功狗。傅斯年对北大有功，对台大的功劳更是彪炳史册。

　　傅斯年认为"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他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同时他表示"不是我要把一个大学办成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不会把书教得很好，因为学术水准低，自然不会把书教得深入浅出。所以在进行本校的教育建设上，也应该时时不忘学术的标准"。他以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去。

　　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主任李济教授，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无论是办研究所或大学，傅斯年总是像一个设计的总建筑师经营一个伟大的建筑一样，有一套完整的蓝图，并且与他的工程师充分地合作，按部就班，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计划。困难总是有的，并且常常地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他总有法子度过去，他真是克难英雄中的第一把手。"

　　傅斯年通过一年半的时间，改进各种通习科目，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亲自教诲。在台大，许多一流的教授都教过"通习科目"，比如台静农、毛子水、屈万里等，他们都是学术造诣很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但个个都教过几年大一的基础课。傅斯年强调名教授上基础课的目的，主要是从学术的立脚点出发，对学生进行学术的初始训练，使得学生从一开始就能得到学术的熏陶。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傅斯年建立了校务会议制度，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和六个学院院长及教师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定期讨论，以集思广益民主方式议决学校大事。傅斯年此举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力地促使了学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使学校由一盘散沙迅速凝聚成一个指向明确并且运转灵活的有机整体。

　　傅斯年对台大的影响之巨，与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相仿。至今傅斯年为台大立下的校训"敦品、力学、爱国、爱人"被一届一届的台大毕业生所遵循，这看似老生常谈的几个字，却别有傅斯年一番殷殷的期望。"敦品"即"敦厚品行"，使得青年人受到高等教育，培育完善的人格；"力学"为刻苦学习，傅斯年认为动荡年代这等学习机会实属难得，只有打好基础才能在社会有所作为；"爱国"是傅斯年一直提倡的，在国民党溃败台湾之际，傅斯年仍能提出热爱祖国而不谈台湾独立，是一种千年来崇高的民族精神与历史文化的传承；"爱人"即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帮助和关心别人，傅斯年说爱人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

　　一位当时台大的学生唐本祥在《傅校长没有死》中回忆道：

　　傅校长的作风，代表着民主和平等。一切都尊重多数意见，一切都以着重基层为前提。讲到平等，又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常到校长公馆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长和他的汽车司机对坐而弈，并且神情怡然，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对于同学，傅校长真是爱护备至。平常在他的公馆里，他接待同学，像接待客人一样，在学校里，他会在背后拍拍同学的肩膀，问一声讯，或是谈几句话。

　　在纪念北大52周年的会上，傅斯年曾认为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他曾笑着批评蔡元培和胡适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等到傅斯年去世后，胡适慨叹："过去只有一个人有资格骂我，他就是傅孟真。现在他走了，我连骂声也听不到了。"是啊，傅斯年的那股子直言不讳的豪侠气概确实令认识他的人感到敬佩，他是20世纪的现代士大夫。可惜，自这头"倔牛"之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身殉台大的最后时光

　　这是一个寒气透骨的冬夜，台大的校园里静悄悄的，学生们都早早下自习回宿舍了，耸立的教学楼群被夜的浓黑所笼罩，只有校长室里还透出零星的灯光，那是校长傅斯年又在加班了。傅斯年穿着一件臃肿的厚棉袍，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伏案写作，秘书那廉君在旁边整理着文件。傅斯年明天要参加两个会议，会议上的发言稿刚完成，他舒然地搁笔伸展筋骨，点燃烟斗，痛快地猛吸一口，烟雾在空中散落化为乌有。

　　楼下看门的大爷已经不耐烦了，不止一次地蹒跚着上来又下去，想催促这位勤奋过头的校长早点回去，好快点在这么冷的天里钻热被窝。却又见傅斯年忽而又若有所思地铺开稿纸，在氤氲的烟雾中提笔埋头在涂抹着。老大爷只好悻悻地走开，回到楼下传达室无聊地等待着。

　　原来傅斯年前几天收到一个叫洪庆章的学生的来信。作为一校之长，傅斯年的原则是答复政府公文可以让秘书那廉君代笔，但学生们来信他都是亲自动笔，以示对学生的尊重。今晚忙完公务后猛然记起，想必他怕学生等着急了，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回信了。

　　这一幕其实是傅斯年在台大工作的很普通的一个晚上。自任校长来，无论是炎炎酷暑还是刺骨寒冬，台大校长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熄灭。楼道锁门的大爷在每次不耐烦中逐渐习惯了校长的"生物钟"，而傅斯年的司机自从跟了他后，晚餐都包在福利社了，因为总是饿着肚皮等还不如吃点快餐。这样的日子自傅斯年任校长来已持续了一年多了，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熬到12点才能休息。

　　有段时间傅斯年左眼血管破裂，读书写作都受到很大限制，他就捂住左眼写字。在读书写字已非常吃力之下，他不得不与秘书那廉君合作。由他来口述成句，那廉君记下话语大意。傅斯年有时为了加强语势，手就拿着烟斗作指挥，而那廉君则埋头伏案挥笔不停地记录。一个出口成章地滔滔不绝，一个不断地奋笔疾书，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

　　后来为了工作方便，傅斯年干脆让那廉君搬到自己家里客房住下。那廉君时常半夜被傅斯年叫来写东西，因为一旦有创作欲望，傅斯年就坐卧不安。他俩合作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傅斯年为台大大一学生国文课本写的序，这篇文章很特别，全是用菜肴作的比喻，红烧肉、炸丸子……好多让人垂涎的美味都写在文章里，乍一看犹如一个花样翻新的菜单。傅斯年到台大后，在身体日渐衰落下，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完成的，比如《台湾大学国文选拟议》、《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等。

　　我们所看到的上面的劳作只是傅斯年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他上任校长这两年来，为了使台大走上轨道，除了吃饭睡觉，时间都耗上去了，几乎每次回家街上都已人际寥寥。有人回忆道："每次跑到傅先生家里，老是看到他孜孜不倦在定稿、看书，不是处理学校内事情，就是自己研究学问，傅先生所写的文章以及答复各方面的询问，都是他亲自动笔。"（金耀《忆傅斯年先生》），自来台湾，傅斯年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校务上，唯一一次陪夫人娱乐就是一起看了场哈孟特电影，以后逢人谈到娱乐就说这部电影。

　　傅斯年任职期间正是台湾的非常时期，他日夜谋划统筹大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还要处理繁巨的日常事务。他给李书华的信中说："几次信都收到，我忙得要死，而写信则懒得要命！"他对李在法国专心做学问，连连说"真是幸福！不胜羡慕"！

　　其侄傅乐成回忆说："他(傅斯年)经常每日在校办公六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傅斯年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说，台大校长工作之繁忙，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校长的职业是不可羡慕的。他向举荐他做校长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半开玩笑地怪罪道："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

　　的确，台大的校长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却又乱作一团麻，几千名嗷嗷待哺的学生，上千名需要指挥的教职工，傅斯年是每次一到学校就忙得不可开交，他的身体也在一次次操劳中衰竭。但是傅斯年说归说，做还是踏踏实实地一步步做。面对台湾大学百废待兴的局面，繁巨冗杂的校务，他无法偷懒休息，只好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奔走操劳。

　　傅斯年本人身宽体圆，一些朋友经常叫他"傅胖子"。说起这个胖来还有段段子，他与李济、裘善元在抗战期间重庆赴宴。宴毕，主人替他们雇好三乘滑竿，裘善元第一个出来，抬夫见他胖，不愿抬，大家推让。第二个是李济，比前一个更胖，剩下来的四个人又互相推让一番。等到傅斯年走出来，剩下的两位抬夫抬头一看，拔腿便跑。

　　晚年的肥胖让傅斯年吃尽了苦头，他因为胖得了顽劣的高血压，医生嘱咐他少吃盐或不吃盐，而肉类荤腥更是碰不得。所以平时在家夫人只让他吃点白米饭，配上西瓜、橘子之类的水果。这样"清淡"的饭菜让"食肉动物"傅斯年真是难以下咽，他常常背着夫人开禁。他有时利用上班在路上的时间，蹲到路边小吃摊上，买个肉饼或猪蹄香喷喷地啃起来。看到他那个谗样，司机也就"视而不见"地从不向夫人"告发"。有次下班秘书那廉君正在秘书室吃饭，傅斯年正好来找他，看到那廉君饭盒里还放着油晃晃的卤肉和黄焦焦的面包，三月不知肉滋味的他估计是馋坏了，一手拿起来塞到嘴里，边吃边颇为满足地乐道："面包夹肉，正是很好的三明治。"秘书被他那样滑稽的满手油腻的馋相逗乐了，但大笑后却觉得几分辛酸。那廉君感叹道："傅校长这一年零十个月来，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一代伟大的学者，每天为公事这么操劳，却连一顿可口的饭菜也不能享用！"

　　1950年春，傅斯年血压猛然增高，亲友都劝其静养，向来大大咧咧的他却置若罔闻。夏天时他又查出患有胆结石，胆结石不是什么严重的大病，他动了次手术休息一些天，尚未痊愈就又回到他日夜惦记的校务工作上。这年11月，教务长钱思亮因公赴法，这下学校里里外外的杂事都落到他一人头上，可谓"又当爹又当娘"地忙里忙外。

　　这时挚友罗家伦开始回到台北，结束国民党政府驻印度"大使"的工作。罗家伦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一个颐养天年的闲差使。罗家伦与傅斯年可谓一辈子的朋友，从青年时代，两人在北大读书，作为外语系学生的罗家伦比傅斯年低了一届，但两人因为《新潮》杂志走到一起，成了那一时代北大学生中的风云人物。

　　作为傅斯年的多年老朋友，罗家伦是太了解傅斯年这种一触即起的性格，让罗家伦印象最深的是，傅斯年在蒋介石面前都敢放肆地翘起二郎腿。有次美国将军麦克阿瑟访问台湾，蒋介石以最高规格接待，亲自率领五院院长、三军司令去机场接待，傅斯年被应邀到场。傅斯年那天表现格外出格，从次日报纸上看，贵宾席上坐着仅三个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傅斯年。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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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14 0:28:37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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