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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首例大规模武斗不在上海在重庆

武斗历来与政治性群众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文革中的武斗，则是所谓“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大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均有武斗发生，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史无前例的“全面内战”局面，与“打倒一切”并列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两大特征。近年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中，较多注重于“打倒一切”的研究，而对“全面内战”的研究则很不够，因而出现一些误断。例如，不少权威性的“文革”史著作都一致把上海康平路事件（上海造反派工总司以武力打击工人赤卫队的大规模武斗事件）认定为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如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中说：“这是上海的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１〕马齐彬等编《中国*执政四十年》中说（康平路事件）“在全国开大规模武斗的先例。”〔２〕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３〕

在这类著述中，只有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提到康平路事件时说法不同，称之为“上海市的第一场大武斗”〔４〕，表现出对这一评价的审慎态度。

事实是，上海康平路事件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０日，而在将近一个月之前的１２月４日，在重庆就发生了规模更大、影响更恶劣的群众性武斗事件——“一二•四”事件。

◇　重庆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的背景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彭真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６月４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

不到一个月之后，又一个市委第一书记遭到公开点名批判：７月１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不经过任何组织手续，采用在文章的注释里点名的手法，批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任白戈。

在这期《红旗》杂志上，以当时中央文革成员穆欣（不久穆欣本人也受到打击迫害）署名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中，批判“周扬的一些追随者”“围剿鲁迅”，在说到“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在注释中写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

与彭真被公开点名批判不同的是，任白戈是还在任上并且其所在组织及上级领导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点名批判的。

虽然这次点名不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而且只是在一篇文章的注释里出现，但是被“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红旗》杂志点名批判毕竟非同小可。重庆许多干部纷纷打电话询问市委：被中央点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庆的领导人任白戈。市委无法回答。７月８日，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赶到重庆，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召开市委会议，传达由陶铸通报的、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任白戈的错误是３０年代的问题，６０年代的工作还是好的。并要求把这个意见用座谈会的方式传达到１７级以上的干部中去。随即，任白戈以“请假检查”名义离开工作。

但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也遭到“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自身难保，哪还保得了任白戈？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就被迫在重庆市大专院校师生代表会议上，代表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宣布了将任白戈“罢官”的决定。

在重庆这样一个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的首脑人物突然之间被以如此不正常的方式打入另册，威信扫地，形势怎不陷入空前的混乱？

自１９６６年８月中下旬以来，重庆群众便因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认识而分裂成为两大派，一派是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与之相对立的另一派即当时所谓的“保皇派”或“保守派”，包括广大*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他们同广大领导干部一样，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加上运动初期批判“三家村”时的许多做法及舆论导向使他们误认为这是又一场类似于反右派那样的政治运动，便旗帜鲜明地站到了造反派的对立面。

８月２８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一部份红卫兵到江北区“宣传《十六条》”，鼓动造反，同一些反对造反的群众发生冲突。市、区党政领导认为这是右派学生闹事，便发动群众向造反派反击，在全市大造舆论，揪斗、批判八一五派学生和同情他们的群众，试图以高压来维持稳定，但是却不仅激化了两派不同观点群众间的对立情绪，而且在反击中因沿袭了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批“三家村”时的一些习惯作法，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将这个小冲突夸张宣传为所谓“暴徒逞凶”的“八•二八惨案”，结果被造反派抓住了“造谣”的把柄，反而大失人心，使不少群众转而同情、支持造反派。

为了稳住重庆，李井泉带了挂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等坐镇重庆，协助市委工作。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是以反右派运动时的认识和经验来对待这场运动的，认为红卫兵、造反派的行为就是“匈牙利事件”、“右派翻天”，到一定时候，毛主席、党中央必然会号召反击，依靠工农兵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为了防止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打乱工厂生产秩序，影响生产。在９月初，李井泉向中共重庆市委领导提议，可以仿照革命历史上的传统工人组织，建立工人纠察队，以搞好生产、搞好“文化大革命”。并要求先试点。重庆市委部署给工交、兵工、基建三个政治部，并在中梁山煤矿试点，工交政治部发了试点经验介绍。这样自上而下地在全市工矿企业中很快建立起了工人纠察队。

到１９６６年９月中旬，重庆全市性的工人纠察队总部已建立起来。由于是通过尚在正常运转的各级中共组织和各地各单位公安保卫部门发起，工人纠察队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无可匹敌的力量，其人数之多，组织机构之健全，乃至旗帜、袖章、宣传品之精美，都是当时其他自发性的群众造反组织无法相比的。而且工人纠察队中*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生产骨干多，在群众中的影响大。他们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与造反派尖锐对立。在作为首家试点单位的重庆中梁山煤矿工人纠察队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发出的《宣言》中，就通篇没有当时已比较时髦的“造反”二字。可见其反对“造反”态度之鲜明。

然而，工人纠察队很快便发现“文化大革命”并非反右派运动，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人民日报》不但没有像当年那样发表《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一类社论，反而连篇累牍地发表支持造反派、贬斥“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文章。工人纠察队的言行处处与中央精神不合拍，处境日益被动。造反派的政治地位却不断得到提高。更使工人纠察队气馁的是，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基本精神的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炮打司令部”，支持造反派，已是大势所趋。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的群众纷纷获得平反，而各级党委则纷纷检讨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甚至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也被红卫兵印成了传单，到处散发。工人纠察队陷入了困境。

◇　冲突在密锣紧鼓声中酝酿

１１月２８日，重庆城内各交通要道、车站码头，到处张贴出了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定于１２月４日在重庆市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的《海报》。

在当时，有关召开大会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海报》随处可见，不足为奇。但是这一海报却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原来，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就是工人纠察队总部更改的名称。面对滚滚而来的造反浪潮，工人纠察队已经军心动摇。为了稳住阵脚，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工人纠察队总部决定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接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同时更新组织名称，重整旗鼓，以利再战。（据笔者记忆，当时周恩来在一个谈工矿企业文革运动的讲话中建议工人建立文革群众组织时不要使用历史上有革命传统的工人纠察队这类名称，目前未找到此讲话原文。重庆工人纠察队是否因此更名？存疑。）

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传出后，重庆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外地驻渝红卫兵都认定这个大会是“阴谋”，是“假批判、真包庇”，决定要对大会造反。

到群众集会上去造反，是当时的一种时髦行为。只要稍有不同意见，便可纠集一些人，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冲上主席台，抢夺广播话筒，发表造反声明，使你这个会开不下去……而这种举动又往往会导致群众间的冲突。

中共重庆市委对“一二•四”大会可能导致群众冲突十分担忧。１１月３０日在潘家坪，１２月１日在小温泉召开的干部会上，市委领导就谈到一定要说服工人战斗军不开这个大会，如果他们一定要开，就通知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去参加。１２月２日上午，市委两位领导人在重庆钢铁公司招待所约见工人战斗军司令部负责人，劝告他们，目前少数派（造反派）与多数派有对立情绪，如开大会，少数派来冲会场，则很可能发生冲突，所以１２月４日的大会切不要召开。但是工人战斗军负责人表示大会非开不可，只是保证绝对不发生冲突。当天下午，市委即在电话上通知各部委和各区委，一定通知所属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参加１２月４日的大会。自然，这些通知也同市委领导对工人战斗军负责人的劝告一样不起作用。原本是组织起来保卫各级党组织的工人纠察队，这次却不听党组织的招呼了。他们召开“一二•四大会”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挽回政治声誉，甩掉“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帽子。若按市委的意见不开这个会了，岂不正好授人以柄，招来造反派的嗤笑？

广大工人纠察队员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坚决要通过这次大会来向公众表明，他们是忠于毛主席、党中央的，他们也是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的。１２月３日白天和夜晚，市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仍多次劝说工人战斗军负责人不开大会，结果无效。

就在中共重庆市委苦口婆心劝说工人纠察队停开“一二•四大会”的同时，造反派则加紧了对大会造反的策划。

１２月３日上午，离大会还有一天时间，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了八一五派（即重庆造反派）联席会议，制定了对大会造反的方案，并决定如果到主席台发言造反不成，则将队伍拉到市中心解放碑另行召开真批判大会，与“工纠”的假批判形成对比，以争取广大中间群众。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这一计划太“温良恭俭让”，太“右”了。当天下午和晚上，工人造反军总部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组织的少数头头又制定了另外两套强行冲击会场的造反方案，还特别安排了要在主席台后边马路上先停放三辆救护车以运送伤员……

眼看一场流血冲突爆发在即，正在重庆协助市委工作的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专程去到重庆大学，向八一五总团负责人进行劝说，希望他们不要到“一二•四大会”上去。但是对于坚信“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来说，这些劝告自然是毫无作用的。武斗之势已如箭在弦上。

◇　万人大武斗与“尸体展览”

１２月４日是星期日。天刚亮，人们便已从四面八方涌向重庆市体育场。到会者除了来自各地区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外，还有他们请来的同样反对造反、同样是由“官方”组建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学校教职工组织）、文艺兵（文艺界职工组织）等，当时这些组织被造反派统称为“保皇四军”。他们都已听说了造反派要来冲会场的传言，早已是义愤填膺，严阵以待。为防止造反派的破坏，工人战斗军司令部还组织起了数千人的大会纠察队伍，层层设防，作好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准备。

大会尚未开始，摩擦便已发生。一会儿是首都三司的红卫兵发现了工人纠察队写的标语“谁反对工人纠察队就砸烂谁的狗头”与三司提出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不同，“工纠”竟把自己与伟大领袖相提并论，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会儿又有几个首都三司红卫兵刷写挑衅性的标语“工人纠察队必定垮台！”“工人纠察队总部必定完蛋！”引起工人纠察队员的义愤，双方发生了争执和抓扯……

按照当时惯例，任何群众组织集会都要“欢迎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参加”，以示“大民主”。工人战斗军司令部的海报上照例也写了这样的套话，而且在会前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还一本正经地派代表到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去联系过参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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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13 11:37:0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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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