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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四)

第五章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

国民党左派的初次结合

　　国民党之有左、中、右派之分，缘自于1924年国民党“一大”实行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显然形成三股力量，一是新近加入国民党的政治上相当激进的***人，其人数虽然有限，但多半被赋予组织上的重任，颇为活跃和积极；一是以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为代表的中间力量，他们也是通过这次改组而成为国民党的领导核心的，因而高度忠实于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一是自同盟会以来，始终位居核心地位，但在此次改组过程中，却因为思想渐趋保守，跟不上国民党组织变革的新思路，而被孙中山边缘化的居正、谢持等一批老一代国民党人。这三股力量的出现，不可避免地要在国民党内逐渐形成不同观点、立场以及不同利益上的矛盾以至于冲突。当然，中共自从计划加入国民党之日起，就试图在国民党内扶助和支持起一个由国民党人自己构成的左派势力来。而事实上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之后很快就发现：所谓国民党内的右派，其实都是些**分子。如果说国民党里还有一些左派，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过去认为孙中山和一些领导人算是左派，现在看来，他们也都只能算是中派，并非左派。“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就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注释：《***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230页；《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1924年7月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507页。]正是因为注意到这种情况，为了避免自己影响下的民众会受到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影响，中共中央一度甚至决定：“凡是表示左倾的分子，都不应再介绍其加入国民党。” [注释：《中央通告第十五号》（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82～283页。]

　　1925年3月孙中山的突然去世，使情况发生了某种变化。处于边缘化的老一代国民党人开始另立中央，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继续留置中央的原被孙中山视为核心力量的中生代领导人，或被杀，或被逐。剩下一个汪精卫，势单力孤。被苏联顾问捧起来的蒋介石虽然得以跻身两大领袖之一，其在国民党内的人望及基础都还相当薄弱。如此领导人，对苏联及其苏联顾问一时过度依赖，并表现左倾，实不可免。与此相映照的是，五卅运动爆发以及省港大罢工等运动的兴起，***不仅在组织上迅速壮大，在国民党内日渐居于主动地位，而且因其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宣传上咄咄逼人，其影响和声势也空前扩大，从而导致***人在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地位空前提高，影响大幅加强。即使应国民党方面的要求，中共中央承诺把自己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里的中共党员人数限制在三分之一，但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后，***员还是占据了国民党实权机构中央党部一个处和八个部里面几乎全部的领导岗位。[注释：其中最关键的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和外事部，全部为***员，即秘书处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组织部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秘书沈雁冰；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外事部部长彭泽民，秘书许苏魂。其余青年部、工人部、商业部、妇女部4个部的部长为国民党人，但事实上工人部部长胡汉民被送去苏联，工作由秘书冯菊坡主持；其他3部的日常工作亦由***员的秘书负责，他们分别是黄日葵、黄乐裕和邓颖超。转见《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27页。关于彭泽民的中共党员身份，仅据该书之说明。]这也就难怪，连共产国际也会表示担心：“***的影响太大了”。我们“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 [注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1926年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3），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44、60页。]反对“包办”，主张更多扶植国民党左派力量的提议由此而生。

　　共产国际的担心，很快就被“三二”事件的发生和“整理党务案”的出台所证明了。但是，这一切也并没有影响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实际控制程度。在省一级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国民党组织中，***人仍占据着多数领导地位。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几乎还是在***人的主导之下。不少地方在国民党内负责的***员，甚至为了抵制蒋介石，不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指挥，不与国民党上级党部发生关系，不经过国民党的组织手续直接按照中共的策略方针行事。即使是中共中央，也习惯成自然地在自己的文件中径行要求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如何如何，并具体指示行动的要点。[注释：有关这种情况，王奇生的著作有详细的分析。转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79～80页。]

正是因为***这时的作用太大，蒋介石虽推动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力图严格限制***员在国民党内的行动，同时却也不得不力主成立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在公开承认“两党合作”的条件下，希望能够通过这一联席会议，协商解决两党之间的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间的关系”。[注释：《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1926年5月17日）；《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1926年5月17日）；《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1926年5月17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31～234页。]

　　很显然，和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的情况相比，“三二”事变造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随着西山会议派另树异帜和胡汉民等中派被逐，以汪精卫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层原本已趋向左倾。如今汪、蒋再度分裂，而汪不辞而别，蒋公开“限共”，刚刚左倾的国民党因蒋的强势而迅速形成一个握有实权，特别是握有军权的“新右派”。但蒋的基础亦不稳固，一方面，国民党这时的军队绝大部分又都是由军阀武装改编而来，基于利益的关系，与蒋介石及其第一军的关系亦十分微妙；另一方面，以蒋之资历，特别是以其军人身份出掌党政大权，不可避免会引起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满。即使在蒋介石身为校长的黄埔军校中，***人的影响也已相当深入，许多年轻学生均是***员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员，他们也很难接受蒋介石的做法。如此五色杂陈，蒋固然一时左右了局面，却在客观上催生出一个敌对的松散联盟出来。鲍罗廷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并明确提出用汪精卫的旗号来组织这支力量的策略。用他的话来说：“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蒋介石的所有对手都联合起来。” [注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3），第371页。]而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整理党务案》把***员排挤出了国民党中央的实权部门，且在相当程度上约束了各级***员的言论行动，中共已不适宜继续以国民党左派的面貌出面，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进行斗争。在国民党内扶植左派，恰好又是共产国际所反复要求的。如果能够把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的力量统合起来，不论其是否可以算得上左派，至少也有利于实现中共抑制蒋介石一派人的斗争目标。

　　在经过了将近三年的实际工作之后，中共这时要在普通国民党员和比较年轻的国民党军人当中来组织左派，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考虑到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这时认定左派的标准，也不像过去那样凡事均以是否赞同中共中央的各项具体政策为准。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新的左派标准这时已经逐渐形成，这就是是否赞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即“联俄”、“联共”、“拥护工农”。赞同者，即为左派，亦即是革命的；反对者，即为右派，亦即是反革命；对此怀疑动摇者，即为中派，或是新右派。[注释：时任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长的柳亚子最先在1925年12月就已经做过近似的概括。“三二”事变后的1926年3月30日，他又进一步将此三点明确化。随后，上海特别市党部所发宣言，以及黄埔军校黄埔同学会等，亦先后公开宣传了同样的观点。转见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据此，中共中央这时的基本策略，就是打出“迎汪复职，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旗号，最大范围地造成和组织左派力量。[注释：《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报告》（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26页。]

　　但是，真要想形成一股能够对抗国民党新右派的左派势力，仅仅靠左倾的青年军人和激进的年轻党员是远远不够的。尽管中共中央再三强调：没有左派，造也要造出左派来，[注释：参见《中共广东区委致党中央的信》（1926年10月21日），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1～1926）》（中共广东省委文件），第387页。]事实上要造成几个能够被推出来代表左派党员讲话的领导人，也并非易事。正如陈独秀所言：“无领袖的群众又何能成为有组织的争斗？” [注释：《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报告》（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26～429页。]问题是，公认的左派领袖汪精卫远适异国，不知踪迹，“一般左派领袖”，政治上与中共亦同样颇多隔阂，故***人亦多看不上眼。[注释：《中央局报告（九月份）》（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42～343页。]他们认定：这些人“对我们虽表示愿与合作，但另一方面不免怀疑C.P.，觉得C.P.可怕”，因而暗含排拒心理。[注释：《粤闻杂记》（1926年10月7日），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1～1926）》（中共广东省委文件?，第362页。]故他们今天认为某某表现尚可，明天就可能看法大变。

如对陈公博，9月20日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认为陈属于左派领袖，只是属于“右倾的左派领袖”；一周后在给湘区的信中就强调：“陈公博此人十分不可靠，为要做官可以作出许多无耻卑贱的行动，我们有适当机会必须打倒他。” [注释：《中央局报告（九月份）》（1926年9月20日）；《中央复湘区信》（1926年9月27日）。以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42、363页。]对丁惟汾，9月20日还认为与陈公博一样，一个多月后就指其为中派。[注释：《中央局报告（九月份）》（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42页；《KMT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1926年11月），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1～1926）》（中共广东省委文件），第418～419页。]对顾孟余，中共中央在正式的报告中虽然把他也列入“左派领袖”之列，在内部议论里却毫不含糊地断言：“顾等是很少希望的”，他们“已不是什么左派、中派，全是右派”，不过在反蒋中有作用罢了。[注释：《中央局报告（九月份）》（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42页；《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年9月15日发表），《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1～1926）》（中共广东省委文件），第350页。]即使是这时***几乎一致认为是“最好的左派”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甘乃光，只因为其在对待农***动问题上与***人态度有所不同，也很快就被排斥在左派领袖之外了。[注释：《中央局报告（九月份）》（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43页；《中共广东区委政治报告（2）》（1926年11月23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1～1926）》（中共广东省委文件），第434页。]这也就难怪，广东的***人再三讨论，也找不出谁是真左派，只能把那些看起来摇摆不定的国民党领导人定义为“准左派”，认为对这些人，只能“表面尊重他的独立，但实际上我们要有领导左派群众的实权”，否则难保其不会转而成为中派或右派。[注释：《中共广东区委对于左派问题之讨论》（1926年10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1～1926）》（中共广东省委文件），第406～411页。]对此，鲍罗廷一言以蔽之：所谓左派，只有国民党名义下的各界民众可以算得上。认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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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12 11:16:13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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