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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仲瀚政委身边工作的日子

张仲瀚（1951-1980），河北献县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1949年后任第二军第六师师长，第二十二兵团九军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1954年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二书记、副政委。1964年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1966年任新疆军区副政委，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二书记、第二政委。

　　本文作者蔺文茂，原是张仲瀚的警卫员，曾在兰州化学冶金工业局任副局长，现已退休。在文章中，他回忆了在张仲瀚政委身边工作时的情景，对老首长的无限思念和崇敬之情跃然纸上。
　　
　　我给政委当警卫员
　　
　　1955年初夏，组织上安排我给张仲瀚政委当警卫员。

　　张政委第一次找我谈话时就说：“以后你给我当警卫员，照顾我的生活，其实我的生活也很简单。”实际上也是这样，从石河子到乌鲁木齐，他的办公室兼会客室和卧室，面积总共只有30多平方米，放着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一个脸盆架、一只台灯、一个衣服架、几把木制椅子，青砖铺地，没有地毯，没有沙发。政委的饮食很简单，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石河子还是后来条件好一点的乌鲁木齐，他早餐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一个煎鸡蛋，一小碟咸菜，午饭和晚饭，若吃米饭就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政委不喜欢吃零食水果，也不喜欢喝酒，喜欢喝浓茶。由于他是单身，每月发了工资（供给制时叫津贴费），我首先给他交党费，然后买4条好烟、半听高级茉莉花茶，再给他父母送生活费。张政委交代，给他父母的生活费要大众化，相当于上中农生活水平就行了，逢年过节适当增加一点，换季节时给些添制衣服的钱。不允许透露他父母住的地方，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往他父母那里送东西。

　　按管理处的规定，每月可以给首长领些招待烟和茶叶，政委从不让我去领。他说：“公家每月发给你的工资就是包括这些花销，领导干部招待多，工资也高嘛！” 他烟瘾并不大，一个月个人抽烟顶多两条，一半都用作招待了。在实行供给制的时候，管理科有个姓谢的会计多次跟我讲：“小鬼，只见你给首长借出差费，从来不见你来报销过差旅费，你和首长在外出差，回来后是可以报销差旅费的呀。”我把这事告诉了张政委，他听后说：“我们出差坐的是公家车子，住的是公家房子，发给你津贴费就是在外边吃饭的，还报销什么差费？”我强辩说：“那送给苏联专家那些象牙雕刻球和比利时水晶咖啡饮具，应该属于公家报销的吧，你也个人掏钱。我整理衣服时，还发现了你半年前去北京的飞机票都没有报销。”他听得有些不耐烦了，就说：“什么公家的、个人的，我们***人从入党那天起，就为革命把一切都交给党了，包括生命在内，还有什么个人这个那个要计较的？”我说：“我们借公家的钱，每月发工资都要扣的。”他说：“扣就扣吧，借钱要还这是规矩。”

　　我这警卫员是当家管钱的，我要是不跟上政委，他若想一个人上街喝茶，身上连钱都没有。他每次去北京开会，我都把给他借的差旅费分成三份，用信封装上，并分别注明生活费、住宿费，在买返程的飞机票的钱袋子上特别注明：这是买返程机票钱，若作别的用途就回不来了。秘书王正明看后笑着对我说：“文茂，你也太过分了。在外边，别人向他借钱时，他都借给别人，但到还钱时，他都忘了。”1958年元月，我离开政委准备去八一糖厂工作。临走时，我把平时积存的1260元钱的存折交给政委，他问我这是哪里来的钱，我说：“是这几年来我给你积存的钱。”他问：“有时候我叫你买东西你不是说没有钱了吗？”我回答：“有时我看那东西咱们家里有，或者用处不大，我不想给你买就说没有钱了。”政委说：“这些钱都送给你吧。”我说：“我每月工资足够花了，我不缺钱，我不要。”我把存折放在桌子上了，政委抬头瞅了我好一会儿，眼睛湿润了，我也激动地流下了恋恋不舍的眼泪……

　　说起政委的家当就更简单了，被褥一马褡子就装完了，春夏秋冬的衣服加起来一大帆布箱子，一年四季就三双鞋：一双短腰皮鞋、一双凉鞋、一双拖鞋，都是棕色的，已经褪色了还继续穿；只有3双袜子，2双冬天穿的细毛袜子，脚后跟容易坏，我看扔掉了可惜，就用针线缝一缝或补一补。再穿时，他称赞说，很好嘛，这也是节约嘛。他穿的毛衣袖口脱线了，穿上外衣后就把掉下来的线头往袖筒里塞塞。我说另买一件吧。他说：“衣服好着呢，把袖口脱线处理一下还能穿。”我就用针线串连一下，让他继续穿。他自己挺节俭，对同志们却很大方。以前，他有一件暗草绿色的圆领军用大衣，七师的史骥政委说：“张政委，你这件衣服穿上很好呀！”政委便大方地说：“你喜欢就送给你吧。”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开始脱军装换便装了，政委在军直合作总社成衣部做了一件藏青色海军呢大衣，当听说副参谋长杨贯之随中国农业考察团要去苏联考察没有合适的大衣穿时，他就把新做的那件大衣送给杨副参谋长了。1955年，人民日报社有个姓沈的记者要去南疆采访兵团，张政委看他穿得单薄，又把一件暗绿色的栽绒大衣送给沈记者了。其实，政委平时很注意军纪仪表，他夏天穿的上衣都要烫平。无论穿军装还是穿便装，总要保持干净整齐，坐有坐相，站有站姿，从不解扣敞怀。政委对人热情和蔼，彬彬有礼，对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是言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不喜欢戴帽子，但总把帽子拿在手里。进出机关大门，卫兵给他行军礼时，他总是戴帽还礼，礼毕后再摘帽，直到转业后穿便装为止。
　　
　　“左”的错误路线比右的危害更大
　　
　　1955年，开展“反胡风”运动时，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组有一天晚上学习完没有散，几个秘书、英语翻译和我在一起自由议论。这时，张仲瀚政委路过秘书室门口走了进来。他问：“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回答在学“反胡风”材料。政委问：“机关运动搞得怎么样啊？”我们回答：“我们在学习文件，听说政治部揪出两个‘胡风分子’。”政委问：“都是谁呀？”我们回答：“是宣传部的丁郎和伊萍。”停顿了片刻，政委说：“搞运动一定要把中央正式文件好好学习，吃透政策精神，搞运动掌握好政策很重要。我们的同志往往有一种错觉，认为左派是革命的，右派是不革命的，或者说是反革命的，其实这是错误的。太左太右都不对，右了放跑敌人对革命不利，太左了对革命危害更大，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王明的‘左’、右倾错误路线，对革命造成过很大危害。尤其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使党在苏区的组织遭到80%破坏，在白区的党组织几乎遭到了百分之百的破坏。把敌人当朋友看待，会迷失革命方向和目标；但把自己的同志当敌人打击，会对革命造成更大的破坏。革命是靠自觉，所以需要先进帮后进。因此，搞运动首先要把中央文件学好，主要是掌握好政策界限，才不会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政委语重心长的话语，使我们提高了认识，受益匪浅。
　　
　　好文章不在长
　　
　　1956年，兵团准备召开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党委秘书范野农和机要秘书王正明准备给张政委写一个大会讲话稿。他们到计划处、财务处、生产办、经营办等有关部门收集了一些资料数据，并找政委一起讨论，打算听听政委的意见，然后再动笔。结果，他们拿这些数据互相议论了两个大半夜，光写了个开头语“同志们”三个字，便没有了下文。还有两天就要开会了，两位秘书着急了。这时，政委说：“好了，讲稿我自己写吧。”后来两天我也没有见到政委写东西，只见他晚上静坐沉思的时间长了。到开会那天，两位秘书到办公室等政委一起去会场，范秘书说：“政委你把讲稿拿上了吗？”政委指着桌子上放的两张列着提纲的纸说：“就这个！”范秘书说：“就两页纸吗？”政委说：“好话不在多，好文章不在长。我们在南泥湾开荒时，有一天晚上通知我们团连以上干部紧急集合，说要传达王震司令员的重要指示。我们把队伍集合后，后勤部甘祖昌部长手里拿着王震司令员写在烟盒皮子上的指示，传达：‘为了提高开荒质量，从明天起，把镢头重量增加到二斤半，按人头每人每天增加二两口粮’。语言不多，抓住了主要问题。按王司令指示办了后，开荒的质量和数量都明显提高了。”政委接着又说：“领导人即席讲话不能只念稿子，那样还不如把讲稿发给参加会的人，叫人家拿回去自己看，还省时间。领导人讲话念秘书写的稿子，只能是秘书水平。对自己单位的管理心里没有数，那就是糊涂官，避免不了瞎指挥。所以，你们今天要把我的讲话在现场认真记录整理，叫我看后再发文。”张政委讲话人们爱听，就是因为没有官腔，没有空话，更没有夸大的话。把上级精神结合单位实际，讲问题、讲任务、讲措施，语言简练，出口成章，逻辑性强，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寓意深刻。

　愧对张政委的一件憾事
　　
　　1957年，整党整风运动中开展大鸣大放，我们司令部机关第一党支部书记由计划处长张剑兼任。他在党员大会上动员时说，开展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整顿好了，我们党的领导地位才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加快速度。第二天晚上，我给政委打完洗脚水，趁他烫脚看报纸的机会，我面对面地给政委提了三条意见：

　　一、早上不按时起床，晚上不按时睡觉，有人开会前在走廊里喊叫张政委起床了没有，还睡着吗，我听了刺耳，感到影响不好。
　　二、开会经常不按时散会，吃饭不按时吃，伙房把菜都等冷了。
　　三、出差该报销的你不让报销，借公家的钱按时还不上，有人说闲话。

　　提完意见后，我问政委：“我给你提这三条正确不正确？”政委笑着说：“你在我身边工作，天天跟着我，看得清楚，当然正确啦。”过了几天，兵团召开党委扩大会，研究整风运动问题。会议室在三楼，我站在二楼楼梯口，等开完会给政委开办公室门。散会后，从楼上先下来的七师史骥政委和八师鱼正东政委看见我就笑了，史政委说：“文茂，你给张头儿放了三条。”鱼政委说：“张政委说你的意见是香花不是毒草。”我心想，当时只是随便说了说，怎么政委在会上讲了？是不是他不高兴了？过了几天，兵团党委常委会秘书范野农对我说：“文茂，你给政委提那三条意见，政委在党委常委扩大会上就怎样辨别香花毒草的事当例子讲了。政委说你提意见的积极性是好的，那三条意见从表面上看是存在的，但内容实际不真实，甚至本末倒置了。说他晚上睡得晚，早上不能按时起床，这不单纯是生活习惯问题，这与工作有关嘛！也可以说是工作习惯形成的，想早睡无法早睡啊，何况什么时候开会也没有迟到过，不过没有提前过，但都是按点到的。至于其他，这炊事员、警卫员、司机、秘书都是为了首长工作服务的，总不能要求首长服从他们吧。从全疆各地来的领导在这里开会，总不能为了吃饭，把没有开完的会议停下来吧，或者多开一天会吧。总的来说，提意见的目的和本意是好的，是善意的，所以说它是香花不是毒草。”经范秘书给我这么一讲，我明确了是非界线，看来这些意见是有些牵强附会，我从内心感到委屈了政委。随着年龄的增长，政治上的成熟，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张仲瀚政委受到那些不公正的待遇和折磨时，这就更成了我一块心病，压在心头，不时地自责。
　　
　　我们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换来的是民族团结、边境安宁
　　
　　1964年初秋，我到乌鲁木齐市参加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座谈会，会议结束后，我去兵团小楼看望张政委。一进办公室，我就看到政委穿了一身像新四军、八路军穿的那种深灰色的服装。我感到很新奇，就问政委：“你怎么穿了这么一套衣服？”政委笑着说：“怎么，不好看吗？”我说：“好看是好看，只是有些别样的感觉。”政委说这是边界值班部队穿的服装。我便问是什么值班部队，政委说：“在分裂分子煽动‘伊塔事件’中，有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外逃了，他们的家园空了，土地无人耕种荒芜了。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自治区党委指示精神，我们兵团沿边界线组建了200个民兵值班连队，帮暂时外逃的边民守好园，看好家，把他们丢弃了的已荒芜的耕地重新耕种起来，等他们弄明白了真相后，他们会感到还是自己的家乡好，他们还会再回来的。当他们回来后，看到自己的房屋院落完好无损、地里有庄稼、缸里有粮、政府欢迎时，他们就会受感动，会感到受煽动外逃是上当了，就会感到还是***好，还是自己祖国好。所以，我们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但得到的将是民族的团结和谐，边界的安宁。”张仲瀚政委这种登高望远的大局观念，使我心头一亮，精神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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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8 1:18:41 作者：蔺文茂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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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