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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复兴传统文化现象研究文化与政治后果

计分析的具体方法和程序为——
第一，频数或比例统计，以此为对比分析的依据；
第二，显著性分析，p值为0.05；
第三，只要技术上允许，就进行详析分析。详析分析的具体办法：如果原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则分析是否存在先导变量或中间变量，如果净关系与原关系相同，则为“复证”；如果某些净关系与原关系相同或较之更大，而另一些净关系较原关系更小或消失，则为“分裂”，此时原关系仍然成立，只不过适用范围受到限制；如果净关系较小或消失，则判定原关系“不成立”。如果原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则分析是否存在抑制变量，如果净关系方向一致，则注明净关系的性质；如果净关系存在方向相反现象，则注明“关系混乱”。详析分析的检验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学历、收入、所在城市、国际流动、国内流动。净关系显著性检验的P值为0.1。为了突出行文的主线，对详析分析的结果不作详细陈述，也不作进一步的解释。

三、预测：对文化和政治的影响

1、文化与宗教立场
表1显示，对列举出来的古今中外的思想家的评价，核心参与者与非参与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核心参与者对古代思想家的认同高于现代。排位1、2、3、5的思想家均为古代的儒释道的鼻祖，排位4、6的思想家是现代的毛泽东和马克思。非参与者对现代思想家的认同高于古代。排位1、3、4的思想家是现代的毛泽东、孙中山、马克思，排位2、5的是古代的思想家孔子和老子。
对古代思想家的认同，核心参与者远高于非参与者。而对现代思想家的认同，非参与者远高于核心参与者。
两组人对本土思想家的认同均远远高于外界思想家。在核心参与者中，得到10%以上的人认同的思想家中，只有一位属于外界（马克思）。非参与者，也是如此。
两组认同的外界思想家均属于西方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资本主义阵营。在两组中，亚当•斯密、卢梭、达尔文均排位靠后(表1)。
表2显示，对最伟大的思想家的认定，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得到复证。表2的分析结论与表1基本一致。
表3显示，对宗教或文化传统的评价，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得到复证。
核心参与者对儒教的认同最高，其对儒教的认同比例超过位居第二的佛教一倍多。非参与者对佛教的认同最高，其对佛教的认同比例超过位居第二的儒教一倍多。
核心参与者对儒教的认同远远高于非参与者。
核心参与者对外来宗教的认同程度非常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合计只有0.6%。而非参与者对外来宗教的认同程度相对高一些，达到了11.3%。
但是，两组人对本土宗教的认同均远远高于外来宗教。即使是非参与者，对本土宗教的认同比例也高达49.8%，是外来宗教的4.4倍。
表4显示，对道德重建必须依赖的思想资源的认识，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得到复证。
核心参与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远高于非参与者。
但是，在两组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均排位第一。
核心参与者几乎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是唯一选项，比例高达93%。
非参与者认同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比例远远高于资本主义文化传统。
核心参与者中，仅有1.2%的人认同社会主义文化传统，而非参与者中这一比例达到了34.5%。
只有不超过5%的人认同资本主义文化传统。
推论：这场运动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特别有利于提高儒家思想家，以及作为宗教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地位。有利于抑制外来思想家、外来宗教、外来文化传统的影响。

2、对民主与权威的价值判断
对儒家的态度
总的来看，两组均是“儒家的修正主义者”。他们不是不加选择地接受儒家的全部教条，而是有取有舍。例如，两组均不再承认父辈对儿女的绝对权威，也不接受男女不平等的观点，不承认知识精英的优越地位。但是，他们仍然主张应该避免公开的人际冲突，家庭本位，尊重长者权威，国家本位，父爱主义国家观。
但是，与非参与者相比，核心参与者更加信任政府或国家。对“国家有责任为人民创造幸福”、“政府有责任推广好的道德和价值”这2个题项的回答，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且核心参与者的均值高于非参与者。可以说，在政治文化方面，核心参与者比非参与者更加倾向儒家。更确切地说，前者比后者更加认同“儒家式权威主义”（表5）。
对民主与权威的正当性的态度
表6显示，对民主与权威的正当性的态度，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成立，但发生分裂。
核心参与者对民主体制的认同低于非参与者。
核心参与者对权威主义的认同高于非参与者。前者高于后者3倍多。
核心参与者对权威体制的认同高于民主体制。而非参与者正好相反。
绝大多数人并不肯定民主体制，核心参与者中只有36.3%，非参与者中也只有41.1%，都没有超过50%。
价值排序
由于此问题设计采用的是最重要的前3位排序，所以此题的计算采用排序计算公式。例如，选择“稳定的经济增长”的比例 =（认为最重要的目标的人数×3 ＋认为第二重要的目标的人数×2 ＋认为第三重要的目标的人数）/（认为最重要的目标的有效样本×3 ＋认为第二重要的目标的有效样本×2 ＋认为第三重要的目标的有效样本）。计算结果见表7。
表7显示，总的来看，在价值序列中，民主的位置很低。对核心参与者而言，民主的价值仅高于“充分就业”和“优美干净的环境”。对非参与者而言，民主的价值仅高于“优美干净的环境”。实际上，由于核心参与者根本不会面临失业问题，所以民主价值才能超过它。这可以看作是马斯洛需求等级原理的一个实际案例。
“充分的自由民主”题项被选中的频率，核心参与者高于非参与者。前者为12.1%，后者为6.5%。民主价值在价值排序中的位置，核心参与者高于非参与者。前者为第5位，后者为第6位。但是，民主价值观得到认同的“绝对程度”很低。
政绩合法性受到高度的、普遍的重视。高度重视，意味着，与政府业绩有关的指标在价值序列中位居前列。普遍重视，意味着，与政府业绩有关的指标被各组选中的比例均比较高。这也说明，民主合法性缺乏权威或霸权。

3、对民主化实际后果的预期
表8显示，两组之间，有3个题项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他题项均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两组在所有题项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且方向与原关系一致。
核心参与者比非参与者，更倾向于认为，实行多党制和普选制之后，贫富差距会缩小、言论和结社自由会扩大。这是仅有的3项积极评价。言论和结社更加自由是实行多党制和普选的“必然结果”。对这一点两组都有一定的认识，而核心参与者的认识更加充分。
在其他题项上，核心参与者对实行多党制和普选的后果的预测或评价均低于非参与者。也就是说，核心参与者比非参与者更倾向于认为，实行多党制和普选制之后，政府不会更加公正地对待任何人、经济不能繁荣发展、犯罪率会增加且社会秩序会更加混乱、政治会更加腐败、阶级斗争会加剧、民族关系会恶化、领土完整会受到威胁、台湾有可能独立。
总的来看，与非参与者相比，核心参与者对多党制和普选更加不信任，对其预期后果更加悲观。这也说明，他们对多党制和普选的有效性缺乏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作出明确回答的比例并不高，除一个题项之外，均低于40%。这也许意味着人们对变化的预测缺乏信心。
由于民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多党制和普选，而表8测试被访者对实行多党制和普选的后果的预测，所以该表实际上是从制度层面测试他们对民主和权威的态度。而表6则从抽象的概念层面，测试被访者对民主和权威的态度。综合这两个表的分析结论，可以发现，无论是抽象的概念层面，还是现实的制度层面，核心参与者都比非参与者更加不认同民主。
表9显示，对于中国实行多党制和普选的样板国家的认识，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发现，原关系成立，但发生分裂。
把国家分为“正面形象国家”和“负面形象国家”，前者为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而美国是典型国家；后者为俄罗斯、前苏联、前南斯拉夫、菲律宾、阿根廷、印度，而俄罗斯和前苏联是典型国家。
认为像美国的比例，核心参与者为6.4%，而非参与者为26.8%。后者远高于前者。
认为像俄罗斯和前苏联的比例，核心参与者为24.6%，而非参与者为19.5%。后者低于前者。
认为像“正面形象国家”的比例之和，核心参与者为18.1%，非参与者为33.7%。
认为像“负面形象国家”的比例，核心参与者为33.9%，非参与者为21.4%。
结果表明，与非参与者相比，核心参与者对实行多党制和普选的后果更加悲观。这意味着，后者比前者更加倾向于反对实行多党制和普选。

4、对改革方式的态度
表10显示，对改革方式的态度，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得到复证。
就“是否改革”而言，核心参与者更加“激进”，而非参与者更加“保守”。选择“保持现有体制不变”的比例，前者为2.9%，后者为15.1%。
就“改革方式”而言，核心参与者更加“保守”，而非参与者更加“激进”。选择“激进式改革”的比例，前者为2.9%，后者为12.4%。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比例，前者为87.7%，后者为55.2%。可见，核心参与者更加有利于稳定。
但是，总体上看，都比较保守，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比例，两组均超过50%。
推论：这场运动直接有利于儒家政治哲学的复兴，有利于儒家式权威主义政体的建立。这场运动会强化或扩大对民主正当性的怀疑，对民主有效性的不信任，对政治民主化危害的担忧。其直接结果是不利于政治民主化，并通过抑制竞争对手的方式，间接有利于权威主义政体的稳定。同时，这场运动有利于渐进式改革方式的推行和维持，进而有利于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

四、预测：对国际行为的影响

1、文化民族主义立场
表11显示，在民族和国家自豪感方面，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成立，但发生分裂。
核心参与者比非参与者更加认同自己的民族国家。但是，两组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均有较高的认同度。
表12显示，在民族和国家自豪感来源方面，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选中“道德、价值观”的比例，核心参与者高于非参与者。前者更加认同中国的价值观。
为政治制度感到自豪的人的比例，两组均很低，分别为5.4%和6.5%，而且前者低于后者。
按各题项被选中的比例，前5位的排序，两组基本一致。它们是：历史文化、经济发展速度、承办2008年奥运会、国土面积和人口、国际影响和声望。
从这个序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奥运会承办权对中国人是多么重要。相应的，美国阻挠中国获得这一权利会使中国人多么恨它。
表13显示，在4个题项上，两组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详析分析显示，原关系均成立。
在所有题项上，两组的均值都超过3。这说明两组都对民族文化有较强的好感和自信心。
核心参与者的均值均高于非参与者。这意味着，前者比后者更加认为，自己的传统文化是最好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应该流传下去，政府应该保护民族文化并承担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责任，国家还应该有组织地向外输出文化。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不但要保护自己的文化，防止其他文化侵犯自己，而且还要向外输出文化，影响（征服）其他文化。这显示出核心参与者比非参与者具有更加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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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7 23:39:04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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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阿达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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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