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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西北纪实

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中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种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与做通的。今天时间已晚，今后还可互相交换意见。”
　　毛泽东侃侃而谈，令记者们倾倒，他敏锐的眼光、缜密的思维、独到的见解和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更让记者们着迷。
　　次日，当时的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醒目地发表了相关消息。
　　在这次会见之后，中外记者参观团开始在延安进行了内容非常丰富的访问和参观活动。延安街道干净整齐，人民安居乐业，边区政府作风民主，***领导人生活朴素，引起了外国记者们的极大兴趣。
　　毛泽东在会见爱泼斯坦时，谈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问题，他还会见了斯坦因等外国记者。朱德曾经几次同斯坦因谈论八路军、新四军与盟军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问题，表示我军愿意与盟军合作抗日，欢迎任何盟国代表到抗日根据地观察了解我军的抗日情况和抗日能力。6月22日，叶剑英向记者团成员做《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的长篇报告，报告了中国***抗战一般形势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概况，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当时正值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全国各地选出的代表都前往延安参加“七大预备会议”，许多党的负责人都在延安。外国记者分别访问周恩来、刘少奇，以及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等，报道了中国***领导各解放区抗日斗争的巨大胜利。留在延安的外国朋友，如马海德医生、英国友人林迈可等，也都受到访问。
　　记者团在延安参观一个多月，交际处还组织他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参加各种集会，访问边区英雄模范人物、作家、艺术家以及各阶层知名人士。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延安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外记者团对这次采访反应很好。后来，他们写出许多反映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连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敌意的沙纳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7月1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毫无疑义，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是神秘的***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
　　这些书籍与报道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媒体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权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四
　　
　　1944年8月13日，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一行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受到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这里参观了边区各领导机关，参观了抗战日报社等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机关。9月4日，他们离开边区首府兴县，前往靠近太原的晋绥边区第八军分区参观访问。
　　当他们通过马坊封锁线的时候，适逢这个被敌人盘踞多年的据点，于9月6日晨被我军攻克。记者们在途中见到大批被俘伪军。进入马坊村中，只见被毁燃烧的敌碉堡仍火光未熄，窗口浓烟四溢，碉堡周围重重的壕沟，层层的铁丝网，各种坚固的工事仍清晰可见。外国记者们认为，这种复杂的军事设备，证明了日军对八路军的恐惧。

　　记者团连夜进入第八军分区。抵达八分区司令部后，他们连日参观，看到了大批被俘日军和伪军，参观了地雷网保护下的分区医院及兵工厂，并与一批新抓获的日军俘虏进行了谈话。在旅途中，记者团与参观我军前线救护工作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相遇，他们一同于9月14日黄昏进入汾阳边山。当晚宿营于距汾阳城仅20里的村庄。
　　这个时候，正逢八分区主力部队与游击队夜袭汾阳县城，这是日军在山西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9月15日、16日深夜，记者团和卡斯堡少校等，登上距离汾阳仅10余里的边山顶峰，眺望英勇的八路军奇袭敌人大营盘、电灯公司，火烧火车站、飞机场、火柴公司等战斗情景。虽然时在深夜，寒气逼人，大家却异常振奋，亲眼看见汾阳上空，浓烟滚滚，笼罩全城达两日之久；日军恐慌异常，龟缩在碉堡内，不敢出来应战。攻打汾阳胜利的消息传出来以后，边山群众提筐携篮，满盛瓜果肉类，兴高采烈地赶到军队驻地，慰劳英勇的作战部队，热情欢迎远道前来的盟邦友人，这种军民团结的热烈气氛，令记者们深受感动。9月17日拂晓，协和堡敌据点被攻克，大批俘虏被押下阵地，战利品也被源源不断运进村庄，使记者们兴奋异常。武道说：“三天的战斗证明，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是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侵略者赶走的。”福尔曼说：“我要将所看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爱泼斯坦非常愤慨地表示：所有对八路军诬蔑的谣言已被事实所粉碎，任何封锁都已封锁不住了。他保证要将所见的事实报道出去，揭穿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诬蔑。他说：“这次我们在陕甘宁、晋绥边区住了几个月，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的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我们的责任，就是将所知道的真相告诉全世界。”
　　记者团的几位记者和卡斯堡少校同参加汾阳战斗的八路军相处多日，9月21日离开火线的时候，先后向参战部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还齐声高呼口号：“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老百姓万岁!”他们当天回到八分区司令部驻地，又参观了驻地群众的反扫荡演习。第二天，他们前往静乐县娄烦镇附近，参观抗日军民围困娄烦敌据点及部队以爆破炸毁敌碉堡的战斗。
　　记者团在晋绥前线参观时，还曾与边区党、政、军领导人会见与交谈。他们用自己的笔，对这些领导人的可敬形象做了实实在在的描绘。爱泼斯坦单独访问过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他在事后写道：“我在晋绥边区的采访，印象最深刻的是对林枫的访问。他关于党的工作的谈话，展示了一幅在党的领导下，军事、生产、政治和群众的文化工作协调一致的清晰图景。他的谈话不但肯定了我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所得到的感性认识，而且帮助我们提高到理性认识的水平，形成了有扎实基础的乐观信念。难以忘怀的，还有林枫同志本人，他那深沉的爱国心(这是长期沦陷的东北儿女特有的强烈的爱国心)，他的严肃、诚恳和明晰……他穿着极简朴，按那个严峻岁月的生活标准也是突出的。他体魄魁梧、强壮，略弓的背和脸上的皱纹是日以继夜地工作的见证。他声音低沉，讲话从容不迫，不使用戏剧性的或强调的语气。虽然外表看上去显得疲惫，但他谈话的逻辑和说服力比雄辩的演说更有力量……”
　　10月2日，记者团同卡斯堡少校一行西渡黄河，离开晋绥解放区返回延安。他们在晋西北前线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之后向全世界报道了晋绥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以及他们在炮火中进行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实况，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
　　为了保护记者团在敌后的安全，记者们在晋西北的活动情况一直保密。直到1944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才系统地报道了他们在晋西北前线的活动，并且发表了社论：《送别盟邦记者团诸先生》，赞扬他们在敌后不避艰险，身临火线采访的热情，向他们表示敬意。
　　这次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延安和晋绥解放区的访问，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多年来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封锁，是进步势力一次重大的胜利。
　　这次访问以后，不少外国记者从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出发，相当友好地报道了根据地艰苦抗战、实行民主的实情，有的还把这种情形和国民党战场及其反动统治的真相对比，更加使人看清了国民党错误政策对抗战的危害。由于外国记者写了数以百计的电讯和通讯，中国***、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逐渐为外国人士所了解，从此国际舆论的趋向也有了相当的变化。
　　有的记者不但及时写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报道，稍后还写了系统介绍解放区军民抗战业绩与建设成果的著作。如福尔曼于1945年出版的专著《北行漫记》(原名《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英国记者斯坦因于同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于1947年出版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些报道和专著，不但在外国发行，而且大都译成了中文，广泛地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此外，中国记者赵超构在重庆《新民报》上连续发表的客观报道，也受到国民党统治区读者的欢迎，后来结集为《延安一月》出版。
　　对于那些正直的中外记者来说，这次延安之行给他们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40多年以后的1985年4月，在爱泼斯坦70岁诞辰前夕，有人向他提出问题：在中国半个世纪的记者生涯中，留下印象最深的事件是哪一件?爱泼斯坦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在中国的采访令我最难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的领导下诞生。”在以后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过程中，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且参加中国***。参加这次访问的哈里森•福尔曼，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曾重访我国，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1960年因患心肌梗塞病逝于伦敦的冈瑟•斯坦因，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感到由衷的喜悦，生前多次表示希望能有机会重访中国，可惜被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最终未能实现这一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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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7 18:22:16 作者：孟　红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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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