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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西北纪实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土崩瓦解，整个反法西斯战线捷报频传。可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战场上却出现骇人听闻的豫湘桂大溃退，短短8个月内，相继丢失20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国民党统治区民怨沸腾，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官员和舆论的强烈不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革命热情高涨，众志成城，到处呈现出蓬勃向上、无往不胜的可喜景象。
　　在此之前，红色延安早已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令人神往的地方，许多人都急切想来探秘，但一次次都被国民党严拒于门外。而且由于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来的封锁政策，很多人受到蒙蔽，以致中外记者团来到解放区之前，对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几乎一无所知。1944年夏，迫于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前往延安等地采访。
　　
　　一
　　
　　1944年夏天，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得以组成，这是当时驻中国的外国记者共同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对国民党政府将近5年来禁止中外新闻界访问解放区的第一次突破。蒋介石虽然勉强同意了参观团去访问延安，但却附带三个条件：先调查西北的非共产党区；在共产党区至少呆3个月；呈送报告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检查。并且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严格检查记者们的所有电讯工具。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共计21人，其中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国民党官方指派的2个领队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来的4名“随员”。
　　5月17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乘坐一架由美国人驾驶的DC3道格拉斯飞机，从重庆出发飞抵陕西省的宝鸡，改乘火车于第二天到达西安。
　　中外记者团到达西安，即按照国民政府事先的“三个条件”，先在西安“参观”，然后又绕道山西“后门”进入陕甘宁边区。
　　在西安，记者团参观了一些工厂、机关、学校。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在事后撰写的《北行漫记》一书中说：“我们在西安消磨了很有趣味的四天。我们虽然是委员长的客人，地方政府的官吏却不大知道怎样应付我们。作为正式的宾客，我们应受一切优待和协助。作为观察锐利的新闻记者，我们也许会看到不良的事情或得到坏的印象。因此，我们的正式关系尽管什么都是笑嘻嘻和客客气气，西安官吏却严密监视着并且记录着我们的一言一动。后来我们知道，人力车夫也是特派到迎宾馆的，他们总坚持着要求我们雇用。当我们拒绝坐车时，你走到哪里他们就跟踪你到哪里。我们婉辞抗议了，人力车夫立即不见，继之以便衣的人们，在迎宾馆的门外闲荡。如果我们在街上雇了一辆车，他们就骑了脚踏车跟随着。……”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参谋长、省主席祝绍周等，都公开向记者团承认了“对共产党封锁的存在”，还无中生有地造出许多谣言，来诬蔑共产党、八路军。
　　期间，记者团印象最深的是参观所谓的“劳动训练营”(即拘押、迫害进步青年的集中营)。这次参观是外国记者要求的。为了欺骗外国记者，西安的官员们手忙脚乱地进行了许多“准备”。“他们把可能提出的问题油印在一张纸上，叫学生领袖召集学生一组一组开会，花了好些时候研究适当的答案”。这里明明是一个迫害进步青年的集中营，却硬被他们说成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用以收容从共产党逃亡至西安之无家可归之青年，给予短期之训练”的机构。当记者团到达这里时，便演出一幕令人作呕的闹剧。
　　不仅如此，官方还煞有介事地为记者参观团举行了茶会，预先安排了几个“模特”来向外国记者“诉说”共产党的“罪行”。官方事先给这些人编好了一套故事，而且叫他们“预演”过。一个名叫罗清修的女人说，1935年，她跟着富有的父母在四川过着恬静和平的生活，红军长征的时候，红军杀死她的父母、叔父、兄弟，把头扔到井里，并且把她带到延安。她在1942年逃出延安之后就进入这个训练营。还有一个名叫赵清的女人，也声称是从延安逃出的。这一天在外国记者面前撒谎的，还有其他一些男女。
　　这些伪装者的演技并不怎么高明，当时就引起外国记者的怀疑。时间不长，这些骗人的把戏就被彻底揭穿了。记者团到达延安的时候，碰到了刚从这个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两个囚犯——22岁的罗卓盈和23岁的王尔明。罗卓盈是离开东北军参加八路军的战士，1940年跟随一一五师郑参谋长从新疆返回延安，路过兰州时被国民党逮捕，郑参谋长惨死狱中，他被辗转送到这个集中营来。王尔明原在西安防空学校当无线电报生，因为他在一封信里赞扬了苏联宪法，就被当作共产党嫌疑犯抓进了集中营。记者团在西安访问这个集中营时，他们两个正在那里。
　　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罗卓盈和王尔明来到外国记者住地延安交际处，同5位外籍记者进行了座谈。福尔曼翻开笔记本问道：“你们认识罗清修么？”罗卓盈说：“她是说她的有钱的父母都给共产党杀掉了吧？”福尔曼看看当时的记录回答说：“她是这样说的。”罗卓盈说：“这是一篇谎话。她说她在四川生长的，她从来就没有到过四川；她说人家在长征的时候把她拖去，她从来就没有到过共产区。她不过是一个在西安和一班有问题的人勾搭的风骚女人罢了……”福尔曼又提到赵清的事，王尔明说：“像她那样的人从共产区逃出去是对的，可她是跟上人家的丈夫逃走的。他们两个人在穿过边境时给逮住了，并且被送到了训练营去。她的情夫还在那边，可是对她已经没有兴趣了。现在她看上了营里一个官员，希望能够由他帮助而得到释放。” 最后，罗卓盈告诉他们说：“营里大多数人都没有到过边区，被捕以前也都不是共产党。大约70%都是爱国者，因为政治思想先进，在大学、在家里被捕的。另外15%是被误认为共产党的，像我一样。其他少数的人是在到边区的路上被捕的，或者真是自愿地离开延安的。那些离开延安的人，一般说来，多是患思乡病，希望看看家里的人，或是为了复杂的恋爱问题，或是牵连在舞弊案件里。……营中大部分人在心里仍然忠实于他们的政治思想，但大多数不谈论政治。你不晓得这些人中间谁是侦探，因此大家互相不敢信任。”
　　
　　
　　二
　　
　　5月21日，记者团离开西安，前往临潼和潼关参观。然后，即由潼关乘汽车沿黄河西岸北行，经过大荔、郃阳、韩城、宜川等地，从宜川境内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吉县境内，访问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在这里一直停留到5月底。
　　蒋介石集团要记者团到山西来，除了要他们去听阎锡山的一套**宣传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从“后门”突然进入陕北，便于他们那些挂着记者招牌、暗中充当密探的**分子沿途搜集材料，进行**污蔑。
　　阎锡山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郭宗汾，在5月28日和29日连续同记者团谈话。阎锡山亲自向记者团编造了许多反对共产党、攻击八路军的滥言，重弹早已经不堪一击的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老调，胡说什么“共产党部队宁愿在我们身上放十枪，不愿意对敌人打一枪”；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建起来、在抗战中功勋卓著的山西新军决死队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大放厥词。
　　不过，阎锡山喷放这些谎言也是枉费心机，美国记者福尔曼等曾抓住要害，当面揭露了阎锡山勾结日本侵略者的老底。福尔曼在他的书中写道：阎锡山对我们承认他曾前后两次私自直接和敌人接触商讨和平的建议。当然这位将军说明这次的会谈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他认为日本的建议难以接受。然而事实是存在了，他一个中国国军的长官，一个做人民公仆的省政府主席曾经和敌人接触，没有得到他所承认的上级长官所授予的权力或训令。我问他：“日本人曾经打算和你讲和或者招你合作么？如果有，有几次，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大胆的几乎是谴责的询问。这个询问暗示了他是奸逆。如果他对这暗示发怒，你也不应责备骂他，可是他竟非常坦白地承认有过两次：一次是1940年5月中旬的临汾，同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日军司令接触；一次是1942年4月在吉县安平村，同日军华北派遣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作私人的谈话”。

　三
　　
　　5月31日，记者团离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于6月9日中午到达延安。他们在这里受到热烈而诚挚的欢迎。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中外记者的访问，认为它是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绝好机会。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主管接待工作，并成立延安交际处，由杨尚昆担任处长，金城任副处长。周恩来给交际处制定的方针就是八个字：“言传出去，争取过来。”
　　记者团到达时，杨尚昆一看到记者团由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与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担任正副领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派一名处长和一名助手，负责检查记者的稿件，就明白了国民党当局的用意。
　　果然，第一天斗争就开始了。一大早，随记者团来的国民党电台人员要将电讯器材搬入交际处，打算架设电台。很明显，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发报权。
　　杨尚昆对此针锋相对地明确表示，边区政府保证记者能迅速、准确地拍发新闻，不必再架设电台。按照杨尚昆的指示，交际处传达室把国民党的电台人员挡了回去。
　　几天后，美联社记者斯坦因要求单独会见毛泽东。杨尚昆马上同意，并做了周密安排。
　　采访那天，记者团准备出发时，邓友德发现斯坦因不在，于是责问副处长金城：“我们团有纪律，不准单独行动。”
　　金城回答说：“我们这里有新闻采访的自由，斯坦因要求采访，我们当然同意。至于你们团规定的纪律，那是你们的事，我不想说三道四；如果你认为不妥，请你和斯坦因交涉！”
　　后来，福尔曼也提出要会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一些中国记者也有同样的要求，交际处一视同仁，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这样，国民党约束记者采访自由的“纪律”就被冲破了。
　　6月10日晚间，朱德举办游园会欢迎中外记者。叶剑英代表朱德致欢迎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来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很快乐。因为延安之行可以帮助神圣的反法西斯工作。在同盟国国家的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被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去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他还说：“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次我们来到这里，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缝隙，使光线透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对任何政治派别和信仰，都没有偏见或成见，我们准备仔细地、客观地、精确地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这里的各种工作情形，并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他的讲话博得全场热烈的鼓掌。
　　12日，毛泽东接见了记者团全体成员，畅谈了国内外局势，阐明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抗战到底的主张。
　　几个西方记者的政治倾向很不一样。爱泼斯坦和斯坦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福尔曼是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很严肃的记者，英国路透社记者、多兰多《明星》周刊和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与国民党有密切的关系，美国《中国通讯》和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沙纳汉神父则对共产主义抱有敌视态度。但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都受到了毛泽东一视同仁的欢迎。
　　记者们在欢迎仪式上就提出了连珠炮般的问题，毛泽东听后迅速归结为三个主要问题, 并在致辞中进行了阐述：一是国共谈判，毛泽东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但具体的商谈还无可奉告。二是关于第二战场。毛泽东认为没有第二战场的开辟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它会直接影响欧洲，也会影响太平洋和中国。但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重点谈了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主与统一问题。他说，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统一。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行民主制度，不仅政治上需要言论、出版、集会与结社的自由，而且要求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民主。这是当时的真正要求，要求共产党及其他政党的合法地位。
　　毛泽东最后说：“先生们来到边区已有十几天，今后还将有若干时日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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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7 18:22:16 作者：孟　红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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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