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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西林俄罗斯“休克疗法”再分析

秩序：俄罗斯现象”，鹭江出版社，《清华社会学评论》（厦门），2000年第2期。）
这一时期的苏联，政治腐败导致权贵“分利集团”的兴起，而权贵“分利集团”的强大又进一步导致政府的无能与腐化。由于未形成有规模的反对派组织或运动，苏联解体之前的整个时期和解体之后最初的一个时期，执政者同属相同的权贵集团，在这样的时期，国内政治表现出明显的寡头政治的特点，而政府则是受利益集团支配的无能的政府。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政府无能完全是传统制度的产物，与改革毫无关系。
这种情况到普京时期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不过，如果不是叶利钦时期完成了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实现了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普京时期的“政治光明”是无法出现的。
②极权政治的结果之二——“分封化”与“犯罪化”。
“俄罗斯现象”还包括“分封化”与“犯罪化”两种趋势。
“分封化”主要是指把原来的国有财产通过不那么明确的非法、但也不怎么合法的灰色方式，暗暗地转让给那些最有权势的寡头们，这个转手过程并非通常理解的私有化或私营化。例如，俄罗斯政府要求由银行或银行主持的投资基金来接管庞大的国有企业，但这些银行家和投资基金的主管们并没有什么资产，于是政府特许这些人成立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让他们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象征性地对政府付极少的一点钱，用“空手道”就接管了国有企业的资产。
“分封化”的另一表现是，政府把原材料的开采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让给一些权势集团来垄断，这些人则把用俄国自然资源换来的外汇存在国外占为己有。像这种通过出口转移出去的国有资产，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每年在250亿美元左右，从1991年到1999年至少已经有近2，000亿美元流出境外，而同期俄国吸引来的外国投资总额还不及这个大出血数字的十分之一！
对俄国经济的“犯罪化”，观察家们的评价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一样，有组织的犯罪和大型工商业相互渗透重叠到这种程度，以致于经常无法分清楚，犯罪行为到何处止，合法正当的生意从何处始。”俄国的国民经济整体有40%以上被控制在黑道手里，而在几个行业（比如银行界、房地产界和消费品市场）里，黑道更是不容争议的“龙头老大”。
分析原因，罪魁还是极权体制。首先，那些最有权势的寡头们大多是苏联时期掌握资源和国有资产的部门的官员，苏联解体的初期，他们利用原有计划体制崩溃、新的市场制度尚未建立起来的间歇，摇身一变就将“国有”资产化为私有，成为大企业主和财团寡头。这样的结果更加说明苏联长期实行的所谓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虚伪，因为如果这些财富真的属于全民，能如此轻易地就为极少数人攫为己有吗？其次，“分封化”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把原材料的开采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让给一些权势集团来垄断，这一切只有在政府完全掌控资源的前提下才能做到，政府完全掌控资源则是标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极权体制的基本特征之一。
再说说俄国社会的“犯罪化”。社会的“犯罪化”前提有二，其一，法制的极度衰弱；其二，国民普遍的“野蛮化”。这两者都是极权制的结果，在极权制下，有人治没有法治，制度一旦崩溃，法律几乎是空白，当然犯罪盛行；有资料表明，尽管苏联时期对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共产主义”教育，但苏联解体时，其国民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比沙皇时期还低。所以，国民的“流氓化”和“恶棍化”自然会导致社会普遍的“犯罪化”。
再看中国，中国虽然没有出现“俄罗斯现象”，但中国的腐败和“犯罪化”并不比俄国逊色。目前中国的腐败真有“不尽长江滚滚流”之势。有的学者把中国现在的腐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税收流失型腐败，二是地下经济型腐败，三是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型腐败，四是寻租型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至16.8%。（胡鞍钢：《腐败损失有多大：每年1万亿》，《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来一再强调，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未过，既得利益者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吴敬琏：《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如果因为决策无能与政治僵化而使权贵“分利集团”坐大，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有可能半途而废，“俄罗斯现象”很快就会在中国全幕重演，而由于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要克服“俄罗斯现象”，消除“俄罗斯现象”发生的原因，会比俄罗斯困难得多。再看“犯罪化”。有学者做过统计，1979年到2003年，中国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此外，国民道德败坏、诚信尽失，坑蒙拐骗泛滥，制假贩假盛行，更有甚者，官黑勾结、警匪勾结的事也多有发生。所以，尽管我们不用“俄罗斯现象”这样的概念来描述中国，中国的情况也并不比当初的俄罗斯好多少。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今天的俄罗斯情况已经大为好转，而中国却还没有看到好转的迹象！

五、到底应该怎样评价“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由于主张私有制，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管，提倡“绝对的”经济自由，因而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其中最大的消极后果莫过于造成了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一个时期经济的极度混乱。正因为如此，批评“休克疗法”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乏重量级人物，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就是其中之一。
斯蒂格利茨1998年年初在联合国大学发表荣誉性年度演讲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意见与建议，他的意见与建议基本是反“休克疗法”的，其主要内容有：①私有化和金融贸易自由化对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来说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促使市场更加有效率和活力的一种手段，而且这种手段必须与监管的竞争政策相结合。在这里，“关键不在于是否私有化或自由化，而在于必须建立一个监管的框架，使金融系统有效地运行，促进宏观经济稳定”。②如果不建立一个有竞争的市场，就不可能得到金融贸易自由化的好处。“私人垄断而无竞争对手，效率同样不高，也不会有创新。”③“政策应当成为市场的补充，采取行动使市场运行得更好，纠正市场的失效。”④政府有必要应用更多的政策工具实现“更广泛的目标”，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只不过是成功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的目标。所谓“更广泛的目标”，也就是“将发展和改造社会作为其核心目标”，包括提高生活水平，实现“持续发展”、“均衡发展”、“民主发展”，使所有社会集团都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些意见和建议中有几个关键词：监管、政策、政府、平等，其矛头，直指“休克疗法”所倡导的自由、市场、取消监管和去政府化。
斯蒂格利茨对“休克疗法”不满意，还因为“休克疗法”过于注重了对产权的私有化改造，而忽略了公平竞争，在他看来，提倡公平竞争比改革所有制更重要。斯蒂格利茨具有一定代表性。
应该承认，斯蒂格利茨确实准确地抓住了“休克疗法”的不足，他提出的意见也很有建设性。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第一，“休克疗法”只不过是应付危机的临时措施，是一种应急方案，从来也没有人把它作为一种长久政策来坚持；第二，“休克疗法”也有成功的实例；第三，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度转轨、新旧社会交替的过程中都难免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所不同的只是混乱持续的时间和混乱的程度。一般说来，旧的社会形态越落后、越顽固，转型就越困难，交替过程更长，混乱持续的时间更久，乱的程度更深。
这样来认识“休克疗法”，似乎更合适一些。

六、对“华盛顿共识”到底应该怎么看？

斯蒂格利茨是在批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时候，顺带提出对“休克疗法”的批评的，应该说，“休克疗法”的思想基础确实是“华盛顿共识”，所以，要了解“休克疗法”，有一个东西绕不开，那就是“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一种以自由贸易、财经纪律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华盛顿共识”最初是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的，提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帮助解决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持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主题是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问题。拉美国家的有关官员、美国财政部官员、企业界人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代表以及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出席了会议。约翰·威廉姆森在会议结束时说，经过讨论，会议参加者已经对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准备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识，成为指导“七国集团”和国际金融机构把握世界经济的信条。由于上述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这次会议又在华盛顿召开，因此人们把在会上达成的这一共识称作“华盛顿共识”。威廉姆森对“华盛顿共识”的定义是：“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即财政戒律、谨慎的公共开支方向和供给方面的税收改革。华盛顿会议后，威廉姆森把会议上交流的论文汇编成册，于当年以《拉美调整的成效》的书名正式出版发行。在论文集中，威廉姆森更加明确地阐述了拉美国家在经济改革中应该采纳的“处方”。
简单说来，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和经济学精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和拉美国家共同制定的、旨在克服一些拉美国家80年代危机的一整套政策建议，它提出包括创造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做出经济结构调整、出售国有企业、削减社会福利等项措施。
这份“华盛顿共识”内容庞杂，其中主要内容有：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华盛顿共识”的核心为“自由市场和币值稳定”。
约翰•威廉姆森本人后来又对“华盛顿共识”的具体内容作了进一步说明：“我的清单中的十点改革建议如下：
1．财政纪律
区域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大量的赤字，因此引发国际收支危机和高通胀，损害的主要是穷人的利益，因为富人可以在国外保存财富。
2．重新安排公共支出优先序列
这一政策建议以利于长期发展、利于解决贫困的方式转移公共支出，从没有价值的补贴转向基本的健康和教育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建议并不要求所有实现财政纪律的负担压在削减支出上；相反，我关于公共部门的合理规模的政策意向是严格中立的，连我这样一个热心的共识追寻者也没有想像到，争论会以当时正被提出的“历史的终结”论题而结束。
3．税收改革
目标是建立税基大、边际税率较低的税收系统。
4．利率自由化
回顾以往，我希望我曾用金融自由化这一更广义的说法，我本该强调关于金融自由化速度有不同观点，尤其是，我应当认识到与金融自由化配套的谨慎监管的重要性。
5．竞争性的汇率
我担心自己当时沉浸于一厢情愿的想像中，声称有确保汇率竞争性的共识，这种共识暗含着折衷的汇率制度安排；事实上，华盛顿已经开始倾向非此即彼的角解，这种学说认为一个国家或者是完全固定汇率，要不就只能是完全浮动汇率。
6．贸易自由化
我承认关于贸易自由化的速度问题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贸易自由化是发展的方向。
7．引进外资的自由化
我特别强调我的建议没有包括全面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因为我相信华盛顿共识中没有也不需要有资本账户自由化条款。
8．私有化
众所周知，这个源于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被广泛接受。之后我们已经认识到私有化的方式是关键：私有化可能是一个特权精英阶层以部分价值计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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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7 10:16:24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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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阿达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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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