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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西林俄罗斯“休克疗法”再分析

辞去公职，其风险与代价只能由自己承担。但当经济改革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核心——“单位”社会，要取消“单位人”与非“单位”人的区别时，“自费改革”就行不通了。在中国，我们看到，当改革滞留于非“单位”社会即非主流社会中时，“改革”可以大行其道，而改革一旦进入“单位”社会即主流社会中，就徘徊不前，甚至遭到万人唾骂，成了万恶之源。在这里，改革有一招，等着对付它的至少有十招，改革成了缩头乌龟。今天的中国，强势阶层越来越强势，弱势阶层越来越弱势，权势集团挟大器以凌国民，连腐败都不再亲历亲为而由国家代劳了（“大财政”就是一种集体腐败，而且使腐败合法化。在“大财政”下，贪官的欲望国家都能满足，所以一般的贪官也就没有必要再“亲自”去贪污了。你要什么国家就给你什么！）难怪这样的“改革”招来越来越多的非议。
而改革前的苏联基本上就不存在一个非“单位”社会的广阔外围，经济改革一启动就不得不触动“单位人”，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就要依赖国库为改革的成本付帐。所以，在苏联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的空间。而且，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获得更加牢固的政治合法性，苏联政府连最起码的价格自由化改革都无法贯彻。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住全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还在想方设法地摆脱对仅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单位人”的社会保障。若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含义，就会明白，中国人的自满自傲自恋和对俄国人的嘲笑是多么愚蠢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了90年代后期便已逐渐失去了支撑政权的社会中坚——“单位人”的支持，此后空前严峻的政府合法性危机正逐渐浮出水面。摆脱眼下危机的途径有两条，或者通过政治改革重塑合法性，或者转向威权统治，更多地依赖直接暴力而不是政治认同和“社会契约”，以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服从，用“甜头”堵住“舌头”。
第三，自从1999年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引人瞩目。毋庸置疑，在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中，民主化、市场化功不可没，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及正常运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好的公共服务，优化了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供给。各种征候都表明，目前俄罗斯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改革时期，走出了底谷，步入了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的持续、正常发展道路。
再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一定成效，经济增长（暂且抛开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方式不说）也令世界瞠目，但由于政治改革一直畏首畏尾，以至于整个国家政治至今仍在“金正日胡同”中徘徊。政治发展的滞后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拖累已经越来越显现出来。
第四，就现实情况比较。2006年，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俄罗斯的报告中说，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而在关于中国的报告中则指出，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的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先看俄罗斯。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为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
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才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都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在乐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每一季度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莫斯科今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5124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年7月1日规定的基本生活费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莫斯科最低生活费标的26％），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5795卢布，退休人员3533卢布，儿童是4381卢布。
今日的俄罗斯，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如今的俄罗斯，有富人，也有超级富豪，但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穷人。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进入发达国家队列，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俄人均GDP可以达到29400美元。
再看经济之外的其他方面，2007年10月11日，普金访问德国，接受德国ARD电视台和《南德日报》的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目前，俄罗斯有近四千个电视台，四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系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其它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
可以说，制度转型以来，俄罗斯正在将戈尔巴乔夫当年绘制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蓝图变为现实。
再看中国。
世界银行2007年12月1日在北京发布将完成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由于当时世行专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后的数据，所以这之后的研究尚未完成。不过，许多事实都表明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这份报告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哗然，是它得出的结论彻底地颠覆了发展经济学中“水涨船高”的基本原理。人们过去已经知道与腐败共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会产生极端的贫富差距，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全球还是第一次记录到。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世界银行说，中国的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
所谓“水涨船高”，即经济增长，全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就会提高。这是发展经济学的根基，也是政府对其体制合理性和执政合法性论证的基本论据。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俄罗斯的增长差不多同时起步于1999年，并且就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的增长速度更快。但是，同样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反映在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上却完全不同，有如天壤之别。
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则在不断下降，多数人的收入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财富在一小部分人手中迅速集中，很大一部份人没有享受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七年间，中国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接近二倍，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而社会保障却几乎完全消失了。人们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有些喘不气过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苏联东欧***被推翻，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四大福利制度都没有取消，甚至有的像俄罗斯那样还在完善，然而在几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老百姓却在先富后富的等待中，连当初所谓贫穷时代的福利都等待没了，更别说等待富裕本身了！
所以，中、俄改革两相比较，谁的结果更好一些呢？谁更成功一些呢？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中、俄改革两种结果，原因是什么呢？

四、“俄罗斯现象”的政治原因。

有学者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一度出现的政治混乱、经济衰退以及社会方面的种种问题统称为“俄罗斯现象”，并认为这是由于苏联的改革失败造成的。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俄罗斯现象”确实发生了，但这与改革没有关系，相反，正是由于社会变革建立起的全新的制度，为彻底消除“俄罗斯现象”提供了制度保证。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俄罗斯现象”的出现呢？回答是：是实行了多年的极权政治。
根据前苏共中央委员阿尔巴托夫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苏联的政治可以说是典型的极权政治。
极权政治是指这样一种政治状况：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国家的一切资源都被最高统治者所掌握，统治者的统治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且对经济、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都要严密控制；全体社会成员不但被剥夺一切最基本的权利，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生活甚至死亡，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如果拒绝参与或者仅仅是不积极参与（有时甚至是仅仅被怀疑不积极参与）这个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镇压。有学者认为，极权主义是亚细亚**主义借助现代化统治手段达到的最高形式。
苏联时期实行的是思想控制、舆论一律、压制言论自由、持异议即是刑事犯罪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了政权用以维持其垄断地位的思想化石。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上的说教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系统地培养并持续地强化说假话和两面派的社会风气。在这一僵化的体制下，整个社会完全失去了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种麻木状态。
这样的极权政治导致了一系列恶果。
①极权政治的结果之一——政府无能。
政府无能被认为是所谓“俄罗斯现象”的最突出表现。
比较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机器能力的不是其**的程度，而是其政府组织的能量、适应力和效力，即政府组织是否足够强。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的国家机器并不等于有效的政府组织；而一个受宪法制约的或“有限的”国家政权，虽然在压制民众方面相当“软”，但却可能有效地执行自己法定的正常职责和功能。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机器是一个矛盾的实体：既强硬又无能，对持不同政见者非常强硬，在经济与社会管理的决策方面却毫无作为，随波逐流，听凭“分利集团”的摆布。所以，这时的政府是典型的无能政府。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同样也是个相当“软”因而也是相当弱的政府。当叶利钦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后，实现了权威主义式的相对稳定的统治。但与此同时，他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俄罗斯学者认为：那些金融工业寡头选择的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由此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份了，而是民主化不够。（丁学良，“转型社会的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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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7 10:16:24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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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阿达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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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