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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里，曾经长期保留了一支非常独特的野战军，这就是由国民党第60军成建制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0军。
1946年5月，国民党第60军184师于海城起义，在经历了安东整训、石人车站叛变事件的曲折后，我党终于摸索到了以控诉运动为核心内容的旧军队改造之路，进而在随后的兴隆整训中，使该部脱胎换骨成为人民军队。1948年10月，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起义后，我党迅速派去了以海城起义官兵为主体的400多名中共党员干部，轻车熟路地实现了数万起义官兵于历史瞬间的灵魂聚变。1950年10月，该军首批出国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军威，获得了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交口赞誉。
开启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国军”改造史，有着许多难以估量的现实意义。而我对其重要意义的感悟，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坦白地说，最初，我只是为了打发闲暇时光，才把工余精力全部投入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的创作。由于远离了“泪血大控诉”的年代，创作前，我耳闻目睹多是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情况，所以，最初的创作曾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企图从最后一章落实起义人员政策走笔，评说前辈们的“左”和“封建主义”，并试图剖析中国的法律文化：情重于法的亲情（阶级）复仇意识，理高于法的“义务本位”观念，权大于法的人治传统思想。
然而，当我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思绪沉浸于当年的泪血环境和荣辱氛围，沿着前辈们的心路轨迹延伸到旧中国的“三座大山”之下时，我却茫然了。
茫然的我，不能不一次又一次扪心自问：我若当初，又若何？

一、旧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能不能不信

有关旧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虽然史料有所记载，但是，就像当初的我，许多当代中青年人还是持怀疑态度。一位文化界的朋友甚至如是断言：“咳！‘国军’和‘共军’一个样！”
截止2007年3月底，在我采访的近两百名历史亲历者中，有116名国民党起义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凡是从旧军队过来的老人，对那位文化界朋友的断言没有不摇头的，甚至一些坐过共产党大牢的起义人员也不例外。
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中校副团长马占伟告诉我：“虽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喝兵血’，但旧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千真万确！”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人转业到地方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3年。然而，在69岁那年，还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却夙愿！
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起义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云南省石林县的起义士兵符启元、张珩等，说到在旧军队挨打，时至今日，古稀老人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半个多世纪了，张珩当年被军官用扁担打折了的手指至今不能伸直。老人被泪水浸泡的心灵感受，有两句很值得回味。一句虽然低语轻声，但却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国民党太坏了！”另一句虽然也声轻调平，但却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不管怎么说，毛主席太伟大了！”
有人猜测：残酷欺压士兵的，是地方军阀部队。国民党嫡系部队的军官多出自黄埔军校，是有知识的人，不会那么残忍吧？
哲学家和音乐家故乡的德意志，曾经哺育了“有文化”的法西斯巨魔。背弃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军校也不例外。胡宗南可谓之蒋介石的嫡系，据其所属第7兵团的起义士兵揭发，该部的一些军官残杀士兵更令人发指：
第55师一位姓朱的参谋主任曾命令直属连连长：“凡是士兵犯了错误，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处罚士兵时，当场挖出士兵的心脏，挂了两大串。士兵揭发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第349团2营一位姓石的排长要鸡奸一名士兵，被拒绝后，石排长竟弄来一根红萝卜往这位士兵的肛门里硬塞！
据统计，第144师2451名士兵在旧军队期间，有345人被吊打过，289人被捆打过，1238人被棒打过，13人被刺刀打过，677人被枪托打过，1362人被打过耳光，945人被皮带打过，991人被拳打脚踢过，53人曾被打得昏死过去，20人被打得吐了血，22人被打残废，1298人被罚过跪，535人被罚过冻，128人被罚过晒，1302人被罚过挨饿，1人被罚过喝尿，1人被罚过吃地痰，被枪毙未死的有33人，被活埋未死的有24人……
该兵团的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对于国民党军内部的阶级压迫，在大洋彼岸，在国民党官方文献中，我们都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白修德1939年赴重庆报道中国抗战新闻，任美国《时代》杂志通讯员、远东首席记者，他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记载：“整个中国都沸腾于征兵拉丁的浪潮中，而征兵之残暴野蛮，冷酷无情，以及贪污舞弊，就算在中国最黑暗的史迹上这也是恶劣透顶的。……当欧洲贝尔逊和布钦华尔德集中营的惨绝人寰的故事传来的时候，那时正是中国这种征兵的高潮。在成都参加壮丁营工作的医生对于德国的这种恐怖手段却并不觉得惊讶，他们说，一切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描写，简直就和他们所工作的壮丁营一式一样。靠近成都的一个壮丁营要接受四万个壮丁来受训入伍，但是在来营途中有许多人就已死了，能够活着拖到训练终了的，结果只有八千人。”
抗战中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结果令他触目惊心：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
蒋梦麟在其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中写到：“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抗战8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实征壮丁数为1405万人，同期国民党军队减员总数为417万人（含逃亡32万人，不含投降日军后被改编为伪军50万人），抗战壮丁命运之惨，非正常减员数额之大，触目惊心。
面对国民党军队种种劣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甚至“恶心透了”！
对此，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一书中有过经典结论：“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二、改造旧军队的控诉运动能不能不搞

在20世纪的中国，曾经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阶级仇恨，是由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直接引发的。就社会心理而言，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与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有着“源”与“流”的必然联系。由此，一些有责任感的中国学者开始反思中国走过的革命道路。
20世纪末，这种反思引发的思想界争论空前激烈。
1995年，一位曾被称为“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领袖”和另一位著名学者在境外出版了一部《告别革命》的对话集（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74页），批判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道路而没有选择改良道路，“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
2000年1月出版的《前沿文化论争备忘录：知识分子立场》丛书汇集了中国思想界这场论战的精华文章，其中对中国革命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试图从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出现的自由主义运动，寻找走“中间道路”的思想资源，并为当年民主同盟“出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无法获得其实践的机会”，感到由衷的“可惜”。
无巧不成书，中国共产党改造海城起义部队的过程，恰恰提供了与民主同盟“中间道路”密切相关，并需要中国当代思想家予以理论解析的“实践机会”。
国民党第184师海城起义后，被整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同意这一命名，主要出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但问题又不仅仅于此，据记载，当时确有不少起义军官主张“请民盟来领导这支部队”，一位将领甚至公开宣称：“我们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共产党，我们是中间派。”
20世纪40年代，昆明城聚集了一批赞赏欧美民主制度的爱国知识分子，其党派社团以“三党三派”联盟组成的民主同盟影响最大。当时，民主同盟虽然在国事主张上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但在社会理想及实现道路上，其“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
当年，地方军阀的官佐阶层之所以钟情于“第三条道路”，决非偶然，除了其固有的政治立场，以及顾及“前途”外，根本原因在于改良主义能保全压迫者在“主奴秩序”中的既得利益。
也正因如此，不少军官虽然在起义后提升了职务，却仍不满足：“当八路只升官，不发财！”
据士兵吴荣珍回忆，他的连长在军官中属于少数思想比较开明的，但起义后也顾虑重重：“当八路也好也不好。好，就是平等。不好，就是穷。”
和其他旧军队一样，第184师起义前，相当一部分军官打骂士兵、残杀逃兵十分普遍。有的甚至一边殴打士兵，一边公开宣称：“这叫黑暗专制！”士兵刘绍云所在连队从云南开赴越南受降途中，军官只要发现士兵走不动路了，就用刺刀捅死，再一脚蹬下红河。士兵江源涛亲眼所见，一名士兵因骂了营长，军官便“集合全连实行千刀万剐，先刮眼皮，再挖眼、耳、鼻……”士兵刘家禄在云南路南时，连长曾逼迫他吃逃兵的肉，刘家禄不肯吃，连长就威胁：“你们当班长的不吃，就吃你的肉！”
基于这种残酷的人身压迫，官长对士兵经济上的盘剥就更不在话下了。
面对延续数千年的社会基础，别说企望压迫者大发慈悲主动革除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旧制度是天方夜谭，就是通过外力实施温和的改造，也阻力重重。与后来兴隆整训发动广大士兵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相比较，最初只采取正面说理教育的安东整训是温和的。然而，这种温和的改造却开展得异常艰难。
在起义将领中，潘朔端、马逸飞虽然思想基础较好，但最初并没有完全掌握控制部队的实权。
安东整训之初，为了避免“影响部队的整个改造”，辽东军区曾要求起义部队抽调一批军官赴东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学习，但想调的军官就是调不出来，甚至“明知是特务”也调不出来，结果只送去80多名书记官和有文化的士兵。后来再抽调80来人，还是这样。
要推行八路军那套基于官兵平等原则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也难。不少军官习惯于旧军队的“人事独裁”和“经济独裁”，反对经济公开，强调“绝对服从”。
军官中的吃喝嫖赌抽等恶习也十分严重。在400多名军官中，公开要求治疗梅毒病花柳病的就有30多人。在参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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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7 1:57:28 作者：高戈里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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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不是我说的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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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