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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军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

政府。留用有实际治理能力的行政管理人员就能保持国家治理的连续性，而不会单纯以意识形态划线。反面的例子可以看伊拉克，伊拉克政权更迭后一概解聘那些以前属于萨达姆社会复兴党的党员，结果伊拉克整体出现管治危机，教训很深刻。同样的过程也使用于军队国家化的过程，先技术化，然后去意识形态化和脱党化，最后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在行政中立化之后，应对危机局面的经济调整政策将出自具有专业化的文官之手，经济问题会慢慢得到解决，政治局面的稳定最终会带来经济局势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法治化的大背景下，人们将学会理性负责地处理一切问题，公民社会的参与空间将空前扩大。公民社会将在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实现的基础上走上成熟。台湾曾经的“准革命派”民主鼓手、民进党重要军师林浊水先生就认为，现在的台湾民主体制已经成熟，其表征就是台湾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虽然台湾的宪政体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自由民主却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台湾的宪政体制中，可能更反映在台湾的公民社会的活力与能量中。如果中国能循着这样的路径演进三十年，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化就会水到渠成，并且代价相对来说会很低。
但这种结果的出现需要有责任感和能控制局势的领导人或者权势集团，而我们只能假定变局之后复杂的政治权力重组最终会产生这样的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否则无异于痴人说梦。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看似很自信的假定，答案就是韩国或者台湾的历史经验。韩国和台湾在经历过历史上的大动荡后，不约而同地走上军人强力政权下的现代化之路，并最终实现民主和均富的双重目标。因此，我的一个猜想便是，在现有的政治秩序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最终崛起的可能是军人强力集团。由于新崛起的军人强力集团需要为其“监国”进行合法性论证，而军人强力政权长期执政也缺乏说得过去的理由，他们便有可能象朴正熙或者蒋介石的军事政权那样推行现代化。
现在很多人拿清末与当下对比，我觉得很有道理。比如现在党天下的政治格局和当时族天下比较近似。清末，朝廷要搞宪政，就开始说要预备立宪，不仅弄出个“皇族内阁”，而且还给出了时间表。现在***提出要搞党内民主，算是预备民主吧，不仅安排出一个新式的“皇族内阁”，而且据说也有了时间表。历史真的是惊人的相似。如果历史继续地惊人地相似下去，到时候没准还会出现一个袁世凯似的人物以及以他为中心的强力集团，如果新袁世凯能汲取旧袁世凯的教训，不再搞复辟，走回头路，这种结局可能也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原因有三点：第一，新袁世凯们也许不太可能重犯旧袁世凯们的错误，也即他们会吸取导致袁世凯身败名裂的开历史倒车做法的教训；第二，新袁世凯面对的立宪和行宪（而不是全面民主化）的条件比清末要好，至少没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且对一个强人来说，新袁世凯的权力足够大，同时权力受到宪法的保证和制约，因此，他可能比中共的总书记更有安全感；第三，和民国初年的国际局势不同，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断不会象二十世纪初年的英政府那样接受一个搞**集权的独裁政府。问题可能在于，清末只搞宪政可以说是政治正确且符合世界潮流，因为那时全面民主的说法还没有普及，而现在全面民主化成了政治正确和世界潮流。因此，先宪政后民主的变革通路自然会遇到全面民主化呼求的挑战。下面，我就接着谈中国转型的另一种可能——直接的全面民主化。

3．对中国转型前景的展望——最有可能的结果

在管理一般的情形下，中国社会将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民族、统独、文化和宗教以及国际关系问题会因整个威权控制力量的极大削弱甚至崩解而在瞬间全部爆发，对社会形成巨大的冲击力，而社会又没有适当的程序和机制来解决或者舒缓这些问题，接着整个社会便会陷入手足无措、慌乱不堪的境地。中国政治转型同时面临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双重挑战，如果中国各种利益团体或者社会力量能够在最初的惊慌失措中镇定下来，围绕着立宪和全面普选开始政治更新工程，并能就宪法以及民主选举和治理的规则达成共识，并齐心协力稳定社会局势，让整个社会开始学习在一种新规则体系下运转，那么不管最初的动荡是多么令人不安，这也是社会的大幸。此后，中国社会将直接在新的政治体制中学习如何适应和掌握新的游戏规则。我们可以想见的是，整个社会届时会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各种各样议题的政治竞争上面，这种竞争或者冲突将消耗绝大部分的社会建设性能量，而公民社会的建设和经济活力的重建将或许会得不到足够多的重视和力量的投入。这样，作为民主体制良性运作的两大基本要件——成熟、负责、理性的公民社会，以及自由、繁荣、稳定的经济体系——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培育。
如果我们看看印度尼西亚的情形就知道这种政治变革是多么复杂和问题重重，也可能会多少能预知一些如果中国进入此一变革通路将会发生什么情形。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后被迫进入全面民主化转型的过程，该国在转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与中国可能的民主转型有很多类似之处，有些地方的复杂程度甚至超过中国。印度尼西亚于1945年才建国，之前是漫长的殖民时代，因此，它一直就面临着国家整合与巩固的问题。其2.1亿人口广泛分布在18,000个岛屿上，超过400个族群有各自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并且分属五个不同的主要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罗马天主教、印度教和佛教。超过70%的居民没有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而人均收入在经济危机后也很快跌至比较低的水平。其民主转型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因政治强人苏哈托被动下台而出现的近乎无政府的管制状态。受危机影响最深的城市低收入居民因此开始抢劫行为或者发起骚乱，以作为对曾经欺压或者剥夺他们的强势群体的反抗或者报复。由于抢劫和骚乱事件过多，有限的执法部门人员无暇以对。更重要的是，执法部门在苏哈托**独裁统治下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他们在公众眼中失去信用，其行动的有效性也随之大打折扣。过去曾经被当局严加控制的冲突重新浮现，在苏哈托辞职后，不同宗教信徒、种族或者族群间的流血冲突对印度尼西亚的稳定构成另一个极大的威胁。同样，过去被中央权力压抑的地区分离运动也浮出水面，东帝汶、亚齐和伊里安查亞地区都出现自治甚至独立的要求。同样，在经济领域，政府也迫切需要采取必要的调整以应付危机的局面，但在民主化起始阶段，官僚系统——尤其是作为过去腐败集团一分子的官僚集团——难免收到冲击，这样印度尼西亚就缺乏一个为推行必要的经济改革和调整所需要的稳定的、专业化的和政治中立的官僚队伍。
印度尼西亚这时其实遇到了一个实践上的重大悖论。一方面，上述所有问题的解决非常需要一个民主机制，而另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又使得印度尼西亚新生民主体制的巩固遇到非常大的挑战，民主体制的自我更新和维持变得更为困难。首先，因为变革的突发性，所有关于宪政体制的改革都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新的**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内阁制度、行政管理制度都要做很大的更新，有时难免成为急就章，这对形成一套稳健有效的民主制度体系并不是什么好事。第二，在局势一日千里的大变局中，各项制度的更新往往显得非常缺乏条理，也无法从容地进行分工合作，结果造成了各种混乱的局面，而政局的混乱又给苏哈托时代的旧官僚利益集团留下上下其手的机会，他们得以继续在新的民主环境下兴风作浪。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民主体制下新**的头面人物，并通过选举进入各级议会。他们的心态依旧，做派依旧，习惯依旧，因此这种旧体制的残余极大地威胁了民主体制的巩固。第三，由于民主化转型是在经济困难萧条和政局急迫混乱的背景下进行的，对经济资源的掌控成为重要的筹码。在很多民众没钱维持生计的时候，很少的钱就能买到很多的选票。而有些当选的国会议员更会论价出卖其手中的投票。还有更糟糕的，那就是，因为对腐败的清算不彻底或者根本无法深入下去，掌握经济资源的往往是旧官僚利益团体，他们通过其财力来对政治发挥巨大的影响力，金权政治便无可避免了。最后，由于中央政府需要一个强大的军队来威慑地方分离趋势，军队便被允许继续保留很多特权，尤其是经济方面的特权。虽然军队已经无法再发挥过去那种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但其特权地位仍然会妨碍民主转型的深化。
笔者猜测，印度尼西亚在民主转型中遇到的上述种种问题和矛盾可能是爆发式被动变革的常态，尽管各个国家由于其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的不同而会呈现出一些差异。被动变革使得需要很长时间解决的问题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而且爆发式变革又使得人们的关注点在很大程度集中在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焦点上。1995年的一份关于印度尼西亚变革设想的研究指出，该国至少需要15年时间来完成民主转型，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需要改革选举法、限制并终结军队的社会政治角色、促进公民和政治自由。因为经济危机的爆发，本来需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被迫要在一年之内有个眉目。其间的压力和被动可想而知。另外，由于变革的突然到来，过去被压制的政治热情一下子被释放出来，政治选举成为最能吸引人的舞台，民众的政治活力被选举活动左右，而自由公正的选举却只是完善的民主体制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尽管十分关键）。于是，民主体制的全面建设就在似乎非常热闹的选举中被延宕。
中国转型之路出现这种管理不很好但仍不失去控制力的概率很高。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印度尼西亚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健全民主体制所耗时日将比管理比较好的情形长很多。依笔者之见，也许到50年后，一个成熟的自由民主体制才能出现在中国大陆地区。当然，中国这样的民主化转型之路不是没有风险的，就象共和体制在民国初年初试啼声后很快夭折一样，民主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在对中国转型前景的最后分析中，我将谈到民主化实验可能失败的后果。

4．对中国转型前景的展望——最糟糕的结果

说实话，这种前景是笔者很不愿意谈的，原因当然是不难理解的。从感情上讲，这种结果是让人非常难以接受的，它不仅仅意味当代中国人无边的苦难，也意味着我们后代命中注定的不幸。如上面提到的，这种管理很差或者说完全失控的转型过程在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中已经发生过一次了。中国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逐渐蜕变到亚洲最大的极权国家的过程浸满了中国人的泪水，从1911年开始的现代中国历史的每一章节都是用中国人的血写成的。不过，我们的理性又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恐怖的可能是真实地存在着的。也许，只有当我们严肃认真地对待它时，我们才会想尽办法去避免它，从而降低它发生的概率。
笔者认为，中国上个世纪朝向现代国家迈进的旅程以袁世凯去世后共和体制的瓦解为转折点。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同样面临国家体制彻底失败的可能。一种体制的失败可能并不十分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建立不起来一种替代性的有力体制来保证基本的秩序。这种新的有效体制的建立和维持要么依靠强制力（强人政治），要么依靠社会大众的共识来（民主程序）。一旦这两种条件都不具备——要么强人去世，没有后续的具有相同能力和权威的强人，要么社会大众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民主体制无法运作，剩下的问题就是何时又回到传统的**循环老路上。首先，中国的强势人物现在确实没有，将来出现大变局时会不会出现，或者即使出现了，其控制力、影响力甚至身体健康状况和寿命长短，都是无法预知的。可能性较大的是，压根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或者即使出现了但其控制力很快就丧失了。其次，社会大众的观念、利益、感受和情绪过于歧异，而且没有人愿意让步，最后找不到一个各方（或者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博弈方法或者平台，社会群体出现无法弥合的分化。这两种情形会导致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社会直接进入失序的混乱状态。社会各个利益群体间的对抗性太大，没有办法彼此理性平和地对话和沟通。各种矛盾，如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地区矛盾、劳资矛盾、中外矛盾、民族矛盾、文化冲突，互相加强，互相催化，并互相极端化。当社会在各种矛盾的激荡中耗尽其精力后，民众出于对秩序的渴望便会希求能带来稳定的**政权。这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内乱后，中国重新出现一个强势集团，以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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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7 0:28:24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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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andyto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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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