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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军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

点是，***将不得不被动接受国际市场方方面面的影响，这对一个习惯于高高在上发命令的***来说，可能确实不是什么好兆头。
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对中国的第三个重要的影响，也即社会结构上的影响，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我将在下面较为详细地阐述这一看法。在经济获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也随之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广义的城市化进程的扩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人口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广义的城市化是指这样的一种自发的过程：农民到城市工作和生活，成为城市中事实上的居民和城市市民社会的一部分，与户口之类的社会管理制度没有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层面上的变化将极大地影响到中国的转型过程。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延续这么长的时间，和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的景况有关。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农民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国家就是一群温顺的、任由统治阶层宰割的绵羊。在一个工商社会里面，工商阶层基本上都是住在城市里面，他们有阅历、头脑和经验，也有着足以抗衡官僚的资源和能力。因此，尽管有时他们因利益的需要也会和官僚阶层相互勾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官僚阶层形成一种竞争和对立的关系，从而不利于**秩序的稳定。应该说，中国传统的官僚统治阶层是认识到工商阶层对他们统治地位的稳固所可能造成的威胁的，所以中国历代**王朝采取了很多办法来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首先，**王朝喜欢实行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制度——户籍制，以让农民世世代代都固守在闭塞的农村，免得他们在流入城市开阔眼界后开始挑战农村传统的等级秩序；其次，它们普遍采用“重”农抑商的策略，抑制民众经商致富的努力，说是“重”农，其实是“坑”农，目的是让农民永远没有上升流动的空间；第三，儒家士大夫从儒家社会伦理上搞出一套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系统，从意识形态上压制工商业的发展；最后，儒家血缘乡土的家庭伦理观其实也是非常契合这样的一种**控制手段的。
我们知道，***在夺取中国政权后在推动城市化方面一直不积极，导致中国90年代之前的城市化程度很低。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统治阶层并不愿意让农民拥有迁徙的自由，因为迁徙自由就意味着对他们控制的放松，就意味着**统治出现缺口，而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则是驯服和统治他们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时期饿死了三、四千万农民，也没有民众出来“闹事”。据研究中国大饥荒问题的余习广先生讲，当时汉族地区没有一个反叛或者骚乱事件发生。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包括***对当时的农村实行军事化监狱管理体制，以及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逆来顺受的秉性。不管怎样，农民们的悲惨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身份地位决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在同一时期，城市里就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问题，虽然城市人也会挨饿。这与上面说到的城市人对**统治有某种程度的底线要求有关，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政权极力保障城市居民生活供应的原因。
也许正因为中国底层农民历经过无数灾难，他们对摆脱自己处境的想法也非常强烈。笔者在农村出生长大，当时求学的最直接动机就是做个城里人。出于这种强烈愿望，在中国经济刚刚开始与外部世界接轨的关口，中国农民们就冲破重重束缚，先是有轰轰烈烈的乡镇企业大发展，后来各地农民又自发出来到城市和沿海地区打工。中国这么多年所谓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就于这些劳工的血泪付出。同时，中国独特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结构发挥了一种强大的有利于统治者维系统治地位的功能：它把为维持其经济增长战略所付出的大部分代价向下转移给了中国的底层人民——农民，而农民们因为历史的惯性而对各种压制忍气吞声，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敢说个不字。尽管这样，进城的农民在经过最初阶段的迷茫和挣扎之后，开始慢慢了解城市的习性，慢慢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扩大了眼光，开阔了视野，对事情有了更好的判断能力，对未来生活有了更多的期待，这和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被固定在封闭停滞的乡村、而且只知道墨守成规地延续先祖传下来的农耕生活方式的传统农民形象有非常大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农民们一旦了解到城市提供给他们的机会以及相对较好的生活品质，他们便用脚投票，摆脱他们曾长期依附的乡土。
于是，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亘古未有的变化，即非常多的“农民”可以不再依靠土地为生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选择职业乃至生活方式的自由。一方面，很多地方的农民不愿种地，到外面打工，将土地抛荒了。另一方面，留在农村种地的农民大部分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或者妇女，青壮年基本不再种地了。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村孩子很少有会种地的，这和笔者小时候（上世纪80年代）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农村年青人一从中学毕业就出来到工厂做工了，他们的成人生活经验大部分都是在城市，原有的农村生活方式对他们开始隔膜了。而且，年龄层越低的进城农民与农村生活的切割就越彻底，更不要说那些从小随进城做工的父母一起在城市长大的第二代城市移民了。我认为，这样的社会结构性变化是革命性的，中国传统**统治所赖于维系的社会基石其实就这样慢慢解体了。这绝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显著的社会性或者政治性效果。
随着农民对城市现代工商文明的了解和接受，***将越来越难以将经济压力转移给最底层最温顺的农民的办法来缓解社会矛盾，维持自己的统治了。我们知道，农民的大规模抛荒以及外出打工其实就是对***农业政策的无言抗议以及对***农村治理失败的最佳说明。过去几十年***一直执行的极大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政策，让农民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却同时让城市居民享有较低的物价水平，以避免在他们中间出现不满情绪，但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已经了解外部世界的农民不会象先前一样逆来顺受了，知道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果政府继续压低农产品价格，蛮横无视农民的利益，那农民们就不种地了。眼下农产品价格飞涨，很多人希望给农民发补贴以让更多的农民去种地，这在笔者看来也是很不现实的。对过去的农民来说，种地既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也是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现在农村里的人，将农业视为一种讲求成本收益分析的产业。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均耕地这么少，一亩地要补贴多少钱才够得上他们在城市打工赚的钱？
当然，正如上文所说，在第一代农民移民懵懂的意识下面，统治者还是能够以压榨农民工的方式来实现出口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但农民工们是有学习和适应能力的一群人，他们不可能长期受到这样的压榨。最近中国南方出现的范围很广的民工荒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工在清楚地分析其利弊得失后作出理性选择的后果。他们已经学会了议价、学会了知道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价位，而不再被动接受任何强势方给他们的定价，就像中共长期执行的粮食收购政策所要求的那样。农村人作为我们社会劳动力队伍的一部分，将不再是特殊的一群人，他们在市场体制下都是平等的，当他们从事的产业不再能为他们提供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时，他们将自然流到其他产业部门。当整个社会对他们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他们的供给时，他们将自然要求提高他们的劳动价格，再没有比这更合理的了。这也许是现代工业化市场体制给中国农民带来的最大解放。
综而言之，因2亿名农民加入城市化进程而导致的中国社会结构的上述变化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挑战。在经济上，它使得当局不再可能依靠剥削一部分最无力的人来维持其对其他少部分民众的照顾，对其经济治理能力提出巨大的挑战。政治上，中国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将日益从农村集中到城市地区。过去，统治者通过层级式官僚体系控制一个个孤立的乡村。由于城市固有的复杂特性，这种控制体系将不再方便有效，对执政者的统治能力构成有力的挑战。归根结底一句话，中国的**政权已经很难再直接通过在内部转移痛苦和矛盾的方式来化解绩效合法性的问题，他们唯有直接面对这一问题。

2．对中国转型前景的展望——最值得期待的结果

在笔者看来，***政绩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转型的可能前景。吊诡的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已经相当程度地受国际市场的左右，这不仅表现在跨国流动的热钱可能带来的冲击，更表现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所带来的结构性影响，政绩合法性的维持与否也已经不再是***所能完全左右的了。我们可以想见的是，根据***政绩表现的不同，中国转型就可能有不同的未来图景。读者在这里应该能够看出，虽然能够影响中国转型前景的因素有千千万万，但我只是指出我认为非常关键的几个因素，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因素是我不能把握或者了解的，所以，我必须说明，我下面对中国转型前景的展望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分析，并且这种可能性分析带有很强的直觉和武断的性质，仅供参考。
毫无疑问，政绩表现存在着两种大的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并且因为经济成长的好处被广泛分享而转化成政治统治的合法化资源；第二种可能是：经济增长放缓，民众实质生活水平下降，或者即使经济增长没有放缓，却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经济增长的成效无法转换成政治上的合法性来源，乃至成为消解统治合法性的因素。显然，在第一种可能的情景下，***的统治将继续延续下去。因为在上面详细分析过的各种原因，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可能的概率不高于5%，属小概率事件，因此，笔者将不分析这一可能情况下的中国转型前景。
那么，在第二种可能情况下，中国转型又有什么样的前景呢？从大方面看，也有两种可能：维持旧局面，没有变化；出现新局面，有了变化。同样由于我上面分析过的原因，我认为维持旧局面的可能性也很小，概率可能也只有5%，所以我对这种可能性的前景也不做具体分析。最后，当然是出现变局的可能性最大，概率有90%。可是，这里面又有怎么变或者朝什么方向变的问题。笔者进而认为，在中国因现***统治合法性问题而导致的变局大体上会出现三种可能的情况：管理很好的，管理一般的，管理很差的。管理很好的情况是指，强势集团或者部门在控制住局势的前提下推进中国的宪政改革，并在宪政改革大体成熟的时候开启民主化进程，这种可能出现的概率在25%。管理一般的情况是指：有全局控制能力的强力集团不存在，因为国际压力和帮助以及国内不同利益群体的抗争和妥协，中国直接进入全面民主化时期，这种可能出现的概率在50%。管理很差的情况是指：中国不仅不存在能控制局势的强力集团，而且民间社会的抗争以及国际社会的帮助也无法让中国采用民主的方式来建立新的政权，社会因而出现持久的动荡，最终导致新的**政权的出现，这种可能出现的概率在15%。
如果我们继续以后发国家或者地区转型历史来衡量，我们会发现，管理比较好的情形符合韩国或者台湾的转型之路，管理一般的情形对应着印度尼西亚的转型之路，而管理不好的情形则可能直接是中华民国的翻版，中国历史的重演。前两种情形让我们心里觉得有指望，而后一种则常常会使我们感觉忧闷。我下面分别就这三种情形做些简单的展望，由于未来变局牵扯的因素实在太多，我只能大而化之地讲讲每种情形利与弊，不敢充当算命先生。
在管理比较好的情形下，中国转型就是一种有秩序的、稳步然而坚定的渐进演化过程，各种矛盾（比如公民权利匮乏、经济体系不完善、贫富差距、地区差异、民族纠纷、统一问题、国家体制建构问题、官民冲突、军队国家化、行政机构的中立化、多党制问题、政治参与问题、宗教问题以及各种历史遗留问题）都能在一种法治框架内得到解决。中国先实现公共治理——尤其是政治权力运作——的法治化，暂时不解决或者说搁置政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等到第一个问题（宪政问题）基本解决好了之后再来解决第二个问题（民主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结果，因为它对中国是最有利的。宪政体制下非中央层级的选举将对未来全面民主化的实现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在其中，现代政治所需要的选举政治、议会政治和**政治将得到充分的操练，选举制度、**制度和议会制度将得到实践的检验和修正，公共政治人物将受到严格的审视和筛选，而且公共政治伦理和政治文化也会得到培养和巩固。
另外，在宪政体制下，行政中立化的问题也会逐步得到解决，而不至于出现大的动荡。行政机构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专业化，就可以服务于任何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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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7 0:28:24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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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