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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军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

人的时间里，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1989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改革已经很难再继续成为提供这样的统治合法性的工具。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共有没有可能再让渡一部分权利或者利益呢？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当然，中共的这种让渡不会是一种自愿开恩的行为，而是在压力下的一种被动反应，正如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搞改革让渡权利一样。
这样的压力源恰恰只能来自公民社会的广泛的参与运动。正如上面所说，参与包括对自由化的促进和对民主化的促进两个层面：对自由化的促进主要是参与推动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全面落实，尤其是财产权利、宗教信仰自由、言论思想自由，这里面可能要强调的是法治保障和法治秩序的建设，基本上是一种宪政化的思路；对民主化的促进则侧重于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包括促成自由公正的选举、自由结社、参与议会政治等等，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开放的公共治理机制的形成，大体上是民主化努力的一部分。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一方面，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基本上是法治基础上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增加的过程，尽管自由和权利的落实还很不充分；另一方面，公共治理机制基本上还是封闭的，***基本没有任何放松，任何层级上的自由公正选举都是不可能的，自由结社也是禁区，真正意义上的议会政治在中国完全不存在。所以，公民社会的参与要推动中国继续往前走，其现实目标就在于全面落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且同时启动中国公共治理的开放进程，让民众开始有机会从事公共事务的治理。
以这种方式推进中国进步的目标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其实现的前景完全取决于公民个人的主动努力。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讲要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的，不用天天讲，你自己做起来就行了。举例说，我们公民半月谈有一个小册子，自己找人印刷出来然后分发或者以成本价卖给朋友。因为这个册子是自由出版的，对于我来讲就等于出版自由实现了。如果所有人都自由出版，出版自由就来了，根本不用管新闻出版署给不给你自由出版权，这样的自由权利是天赋的，没有理由受官方机构的出版限制。信仰自由也是一样的道理。所有有信仰的人都去独立的教会、独立的庙宇或者任何其他独立的信仰实践场所，信仰自由就来了。再比如对民主化的推进。有人说人民代表要专职化、提升选举的层级或者推行更加具有竞争性的选举办法，这其实是让***做出实质性的制度妥协，我认为目前根本做不到。但我们现在可以做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在地方的各级人大代表找出来，每年对他们每个人做一个民间的评估报告，列名人大代表在这个地方做了什么事。如果什么也没做，那他的作用不就一目了然了么？另外还可组织当地社区的居民对其打分，在网站上登出来或者直接寄给他。这都是公共治理的参与，而且是可行的政治参与。

4．中道转型路径的现实果效

这样的公民参与可以起到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进行公民训政和开展公民启蒙。公民训政是对统治者而言的，公民参与体现的信心、能力、理性、合法、平和将改善国家机器的品质以及统治者的心态，让国家机器逐渐靠拢文明的制度规则，让统治者逐渐学习文明的执政规则，这与孙中山先生的以党训政的理念是大相径庭的。相对而言，中国官员对民主的认知水平可能要稍稍高于对法治的认知，训政可以成为培养官员们法治意识的重要手段，这样一旦中国需要全面开放民主化，民主体制也能获得法治的保障，中国转型就会顺畅很多。
公民启蒙则是对一般民众而言的，通过各种舆论形式（包括媒体、讲学、以及研讨会等）在尽可能的大范围内进行观念上的引导和更新，让社会各阶层、各界别、乃至各教育层次的民众都理解并认可自由、民主与宪政等核心政治观念的价值和有效性。当然，启蒙并不仅仅是观念的传播，建设公民社会的参与活动本身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启蒙行动，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种启蒙途径。建设公民社会的活动本身就彰现了启蒙价值(包括人的自主性、独立和尊严等)。总之，在后发国家的转型过程中，观念上的启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只有启蒙后的观念才能引领出符合自由民主目标的行动。
在中国的后极权体制下，无论怎样强调公民社会参与的意义都是不过分的，它一方面可以使公民摆脱原子化的生存状态，培育适合现代政治生活的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并且由于它能产生实在的结果和影响，因此它也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公民社会的参与肯定会产生溢出效用，从而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对政治共同体的看法和追求。公民社会参与对公民启蒙和公民训政的带动作用终将实现中道转型路线的目标：即建立自由民主体制。也许更为根本的是，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公民社会所养成和提炼的结社艺术将是中国走向文明的基础。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谁是推动这一中道事业的力量？我个人认为，这一事业的潜在支持者包括统治集团中较为开明的上层人士、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群体、大部分合法经营的私人企业主群体、大部分的工人阶层、以及几乎全部的农民阶层。而其反对力量则包括上层统治集团中较为保守的势力以及既得政治利益集团、依附于或寄生于国有经济上的利益集团（包括部分经理人员和员工队伍以及与他们有非法合作关系的私人业主）、基层（县及以下）的官僚集团以及与各级官僚们勾结在一起的商人队伍。总而言之，这样的中道事业的民众基础就是包括中国绝大多数人群的中左联盟。从人数上说，支持者当然是绝大多数，但由于人数较少的潜在反对者是目前***执政的基石，在目前***还能够应付下去的局面下，其实这一事业的支持者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的形势下，中道转型路径的前景又如何呢？这样的中道路径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论？这就是我将要在下面谈论的主题。

三、中国转型的可能前景

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圣经·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一节》
我觉得不论输赢如何，我们应该同感骄傲，民主自由是台湾最重要的资产，我们生活在其中，平常也许感受不到，但是一定关键时刻，民主自由所展现的力量会非常大，这是台湾最大的资产，也是台湾最迷人的资产。——马英九，2008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胜选演讲

1．外部影响对中国转型是至关重要的

中道的转型路径提供的是一种理想型态的变革路线，其本质是在既无改革动力也无改革必要的情形下，中国社会的一种自发的负责任的政治社会行动路线。这种变革路线在中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下，其所可能获得的效果和达致的结果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因此，谈论它的前景，就首先要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可能要面对的未来图景，然后再来看这一路径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图景中所可能起到的果效。因此，在谈论这一转型路径的前景前，我愿先试图勾勒一下这种中道变革路径可能会面对的各种具体的中国未来图景。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帝国传统的老大国家，有着很强的按自己内在意志运转的惯性。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那样，能够引起中国庞大的国家体制变革的只能是来自外部的冲击力，这在传统的王朝时代表现为游牧民族的入侵或者底层流民的起义或者革命。在中国的国家体制下面，如果缺乏外力的介入或者冲击，国家体制中是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推动真正的变革的，他们所做的就是维持局面而已。远的不说，中国国家体制的这种停滞性甚至在目前二十一世纪的时代也是表现得很充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代执政者其实也是想维持住现有局面而已，主动变革的意愿或者能力均付之阙如。不过，幸运的是，由于外部力量对中国历史进程的介入，他们可能会和历史上的很多统治者一样，想维持而不得。我认为，这样的外力的介入、冲击和影响，决定着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图景，也进而决定着中国转型的基本前景。毋庸讳言，从中国在19世纪中叶被迫打开大门，让西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制度和器物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之后，再加上最近三十年的对外开放进程，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方方面面都留有很深的西方烙印。对西方带给中国的影响进行全面的综合和分析既不是本文的目的，当然也是本文作者力所不及的。我这里要谈的西方的影响主要是跟中国的未来转型有关的几个最重要或者最直接的方面。
笔者个人认为，现代化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分别是：在政治上，现代的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已经在中国获得普遍的认可和支持；在经济上，中国因着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对全球市场（包括原料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产生依赖性关系；在社会上，与中国现代化努力直接有关的工业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使中国从一个传统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逐步过渡到以城镇居民为主体的国家。笔者进而认为，这三方面的影响将对中国未来的转型前景起到非同一般的作用。下面，我分别对这三方面进行简要的评述。
先来看政治上的影响。中国现在的**体制与传统王朝体制很不一样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传统的**结构有皇权的血缘合法性的支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它的统治合法性不会受到质疑，即便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皇上在很多人眼中依然是天命之所在。所以，传统的王朝一旦建立，血酬定律自动发挥作用，民众只有俯伏于皇权的天命之下，是不可能有任何非分之想的。而现在的统治者可没有过去的皇帝们这么幸运，他们要一直面对合法性的拷问，这样的拷问既是道义上的，也是能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其统治地位的。来自西方的统治合法性观念在中国演变成对***提出的政绩要求，也就是统治者的执政要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效益。说到底，所谓政绩合法性，其支撑性的观念基础还是主权在民的原则。民众让渡统治权给统治者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他们对统治者执政地位的承认是期待后者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目标。一旦统治者无法达到这样的目标，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现在很多人之所以下结论说，改革已经终结，我认为这种终结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其实对***而言也是如此，因为改革现在已经无法再为它提供政绩合法性证明了。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中，改革已经充分释放了它为***提供合法性支持的能力。现在的***无论搞什么样的政治口号——如和谐社会，或者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策略——如亲民，或者玩什么样的二十四史式的权力游戏——如搞权力分肥，都要持续面对统治合法性这一根本问题。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确实让中国在经济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逐渐地开始与世界融为一体。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可以说，在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以后，中国经济已经前所未有地与世界经济联为一体，对世界原料、产品和金融市场的依赖日益加深，中国也已经成为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越来越多地需要世界其他地方供给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原料，如石油、木材、铁矿石、大豆等大宗商品，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也需要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出口顺差以及外商投资成为中国的经济成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同时，由于中国特殊的外汇管理体制，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尤其是，中国长期采用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已经让中国逐渐失去货币政策主导权。以法治化为基础的全球市场体系是一种外部的、异质于中国传统体制的力量，也是中国传统的官僚系统没有处理和经验过的，它也必然有传统**力量所不能控制的运行逻辑。特别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全球经济和金融的融合与互动将成为行动缓慢、效率低下的官僚体制难以应付的新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整个全球化的进程还是表现为一个赢家，所以经济开放政策也是为***提供政绩合法性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正如最近全球各种大宗商品的急速涨价给中国通货膨胀带来巨大压力，也正如中国的利率和汇率政策在严峻的国际金融环境中显得捉襟见肘，我们会看到，中国对全球市场的倚赖关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将越来越突出。因为中国在现有的全球经济体系下并不具有主导权，我们将会更清楚地看到，***对这种负面效应的管控能力是极其微弱的。他们的应对办法也许只有将压力转移到国内，从而冲击***的政绩合法性。至于其合法性被影响到什么程度，那要看世界经济形势的具体演变了，但我们可以肯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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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7 0:28:24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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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