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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军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

，梦毕竟是梦呀。
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看，不仅中国的变法没有获得成功的先例，其他国家面向现代化的改革也少有获得最终成功的先例。我们先来看看曾被无数中国人激赏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命运。从短时段的历史来看，明治维新确实起到很好的效果，日本得以迅速成为东亚的强国，并因着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以及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分别战胜两个规模比它大得多的**国家而为世人瞩目，并因此成为中国效法的榜样。但是日本明治维新却有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采取“尊王攘夷”的政治策略，以加强天皇的中央集权来推行改革，显然这强化了日本的**体制，并最终导致以天皇为领导核心的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兴起，给中国、亚洲以及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日本也只有在经过美军的占领和改革之后，才得以建立现代的自由民主体制，这中间付出的代价非常高。
同样，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虽然在短期内使得俄国迅速成为欧洲的强国之一，并在北方战争中打败当时的欧洲强国瑞典，但他用加强皇权的办法推动改革同样造成了强化俄国**主义的后果，并且这种后果一直延续下来，使俄国成为近代极权主义的繁衍地，给俄国人以及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带来无尽的灾难。所以现在看中国的改革命运不是很简单么？所有的改革，都会有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因为他需要强势的国家领导人，和强势的官僚集团，其结果就是强化**的力量，对自由民主体制的长远培育非常不利。因此，我们在评价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时或者在称颂彼得大帝为伟大的改革家时也需要注意这种中央集权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所潜在的危险。
在对中国历史上的变法，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以及国外较为著名的现代化改革运动进行总结时，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以下三个重要的结论。第一，当代改革，或者说历史上的变法，不是已经失败，而是我们当初就不应该对它寄予过高的希望。改革不是已经死了，而是它从来就不曾有过我们所期望的生命力。按照中国的历史逻辑，它的所谓“死了”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第二，即使是国外相对成功的改革经验也孕育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改革事业的推动一定是伴随着中央集权和**主义强化的过程的，这一点我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朱熔基所主导的改革进程中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有可能把一个国家和民族推到一种灾难性的境况中，而这正是我们对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最大的殷忧。第三，虽然改革在一个极端**的时代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但是，正因为无论中外的改革都有潜在的巨大危险，我们有必要在改革已经出现危险苗头的时候放弃这样的改革路线，否则，殷鉴不远，实足堪忧。
现在进退维谷的局面为什么值得我们忧虑？这和我现在要谈的第三个概念——革命——有关。革命在本文里的含义是以暴力来实现政治和经济变革的社会行动。在中国的历史传统里，和这个词对应的说法是农民或者流民起义。不幸的是，这样的革命成了中国王朝循环模式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社会的改革或改良总是无法顺利达成目标，导致中国式的“天下为公”的良好政制总是无法实现，**体制在耗尽完其自身的能量和资源后就会面临农民/流民的暴力革命或者起义。而这样的暴力革命的后果往往是另一个暴君的上台，开始**王朝的另一轮循环。在目前改革既没有动力，也没有什么意义的情况下，历史又将中国逼入一个要认真思考革命是否可能发生的险境之中。这样的思考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中国人的血流得太多，我们在实践上已经承受不起这样的流血，在伦理上已经不能再容忍这样的流血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等着另一轮革命暴动——**的循环么？我们必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还有没有能力找到一个中道的社会变革路径，让贪婪残暴的统治阶层受到适当的约束和制衡，能够稍微有所收敛，并同时让怨恨压抑的底层民众能够逐渐改善他们处处受盘剥和虐待的悲惨处境，让他们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正面力量的一部分，从而将他们不断累积的负面情绪转化为具有建设性的激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这样的抉择拷问着每一个思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
对于我个人来说，能够避免历史性悲剧并实现中国和平变革的中道路线就是转型之路。这就牵扯到我要谈的第四个概念——“转型”。转型一词通常被用来描述世界后发国家迈向自由民主和市场体制的变革过程。它有清晰的目标指向，要求体制本身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在一种既定体制下变来变去，最终的结果就是把那个国家治理的模型都转过来，形成一套新的体制。鉴于此，它与前述变法或者改革概念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不同。第一，他的目标是超越于所谓的改革者或者变法者本身所在的体制性环境。仅就此而言，它就大大不同于从商鞅、到王安石、到张居正、再到邓小平和朱镕基的中国式变法或改革传统。简要说，转型的诉求是以一种最符合广大民众利益的更好模式治理国家，而变法或者改革的诉求只是以一种更有利于统治的方式或办法来治理国家。第二，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超越性，人们很难依靠改革者本身来达致这样的目标。在这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超验信仰的文化传统中，很难指望会有一个能真正超脱自己利益的所谓改革者。因此，转型的动力机制必然是来自现有体制之外的，来自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权利和利益的民众。在我看来，在**的政治结构下，这样的权利和利益诉求的总体图景就表现为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我这里的公民社会的含义是非常宽广的：凡是独立于正式国家权力的任何自主性的行动或诉求都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这样的动力机制显然是自下而上的，但它并不一定要排斥官僚体制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会欢迎或者鼓励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因为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往往都是由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推动的。如果这样理解转型的动力机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变革前景其实完全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而不是天天企求统治集团进行改革。因为普通民众既然自己没有权力去推动改革，没有权力去发一个文件或者指导某项政策或者制度，要求改革其实就等同于要求统治者施恩，等天上掉馅饼。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包括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历史，已经雄辩地说明，这样的施恩不会到来，正如天上永远也掉不下馅饼一样，所以“天下为公”就一直是一句空话。
我一直在极力向朋友推荐以转型这一理念来取代改革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原因除了上文讲到的清晰明确的目标（宪政民主和市场体制）以及切实可行的动力机制（包括一切有合理权利和利益诉求的民众的公民社会），还包括它的现实的迫切性。我们知道，中国三十年的改革都是由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发动的，它全然排斥了底层甚至中下层民众的参与。于是，上层统治精英及他们在整个官僚系统的代理人得以以改革的名义推行牺牲普通民众利益的各项政策和制度。结果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极速扩大、贪污腐化日益盛行、民众生活负担日渐加重、环境迅速恶化，资源频临耗竭，更不要说道德人心每况愈下。这样的局面又导致民众民粹和抱怨情绪的累积和恶化，各种群体性事件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我们似乎又走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这边厢是贪得无厌、巧取豪夺、高高在上的权贵，那边厢是生计艰窘、欲哭无泪、满含怨恨的低层民众。整个中国的命运就完全被迫停在这两极化的力量的恐怖平衡之中。鉴于当前的形势，“转型”作为一种介于改革和革命之间的中道的变革理想必须要提出来。由于它的广泛参与的性质和利益博弈与分享的能力，它将能够把低层民众的渴望和利益部分地包容进来，免得他们在中国变革的过程中血本无归，避免秦晖先生所说的“权家通赢，赢家通吃”的极端情形。这样低层民众就不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被剥夺者，他们铤而走险的意愿和动机就小很多。
当然，这仅仅只是转型的公民社会参与模式最迫近的功能，它的更为长期或者制度性的功能是建立一种以某种非正式或者非政治的方式展开的利益博奕机制，以利于社会冲突的化解和社会和解的达成。毕竟，转型的公共参与模式不仅仅是权宜之计，它将最终导向中国的国家政治目标——也即建立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经过充分参与的公民社会才能体会并珍惜自由和权利的价值，也才会有热情和动力去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一个能真正实现“天下为公”理想的政治体制才会因此而获得一个坚实的基础。

3．中道转型路径的现实可行性

这样的中道路径是不是太理想化？将推动中国进步变革的希望寄托在民众身上是否太不靠谱了？当然，这种点滴推进的路径可能确实有其非常理想化的一面，和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相比，用几十年的时间去实践并完成这样的中道路线只能说是一个人间的奇迹和中国人的幸运。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否完全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力量和意愿。至少对我来说，依靠民间社会比依靠官僚集团要靠谱得多。毕竟，这一进程和他们的身家性命攸关，和他们的生活生命状态息息相关。退一万步讲，如果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权利，根本就不在乎一个中道的公众参与的政治共同体，那即使是天上降下宪政民主体制，那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活在其中的人根本就不了解这一体制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看，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无不是从民众努力争取自己的各项权利开始的，而对统治者恩赐的期待也通常都会落空。所以，在我看来，这甚至是中国实现体制性转型目标的必由之路。
那具体来讲，这样的自下而上的参与式转型有什么样的具体操作路径和办法？为了更加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将自由民主分成两个部分来理解：一个制度上是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一定经历过两个非常相似且相关但又有很大区别的两个过程：自由化和民主化。世界各国的经验无不是先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化，然后民主化才可能水到渠成。可以说，几乎所有先进国家宪政民主体制的确立都是先经历过自由化的阶段，自由化的结果就是宪政制度；民主化过程都是在自由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其最终的制度结果是普选基础上的代议民主。所以从理论上讲或者从历史经验上讲，都是先宪政后民主。宪政从来都是精英阶层发动、领导和维系的，也就是说宪政的实现往往是上层博弈和争竞的结果，而民主一定是一个全面的政治开放过程，其实现则是以全社会的普遍参与为基础，带有很强的草根性。中华民国号称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当时采取的就是这种宪政优先的制度安排。当时，有一定财产或者一定教育程度的人才有选举权，而被选举权附带的条件更为严格，这样当时全中国只有很小比例的人有选举权或者被选举权，是一个典型的精英共和政体。
对于后发国家，这种看似自然而然的演进过程变得很不自然了。尤其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后，民主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引导变革方向的观念，成了政权合法性的证明。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后发国家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既完成全面的自由化，达成一种宪政的制度目标，同时也要开启参与的渠道，为普选制代议民主的实现打下基础。现在人们一讲到民主，不可能是古希腊的那种精英民主，或者中华民国初期的那种精英共和政体，而一定是讲大众民主，就是所有成年人都享有普选权，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如果现在谁还胆敢象民国初年那样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提各种各样的条件或要求，马上就会被人骂得狗血淋头。
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会明白，我所讲的公民社会的参与其实也包括两个互相关联但性质又有点不同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参与对个体或者所在群体的权利和自由的维护，第二部分是参与对公共生活的治理。前者是对和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或者自由的守护，带有保守的品格，其目标应该是自由秩序的扩展；而后者则更多是对共同体公共生活的积极主动的承担，富有进取精神，其目标则是民主治理机制的形成。
如果用这样的两分法来分析中国的改革进程，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改革只是很有限地释放了一部分自由和权利，而公共治理则基本上没有放开（除了村党委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选举之外）。余英时先生说，中共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原初目的其实就是以被迫让出部分经济社会权力或利益来巩固或维持中共的统治。我认为这句话是对中国改革最精辟的评论。就短时段而言，从它自身的逻辑来讲，中共的这一策略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这些经济社会权力从一个全能性控制体制来看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它以比较小的代价达到维系统治的目的。所以我不得不说，从中共的角度看，邓对延续其统治确实是有眼光的。但邓的眼光也就局限在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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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7 0:28:24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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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