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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军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

我们的历史罪性就在于，无论是儒家士大夫的“圣王”理想，还是普罗大众的“清官”理想，都摆脱不了政权私人化或者家族化的历史命运，政治最终就会成为一种实用统治的手段或者私人控制的技术，而不是追求超越性价值——公平正义——的公共事业。换句话说就是，统治者的政治历史书中每一行可能都写着天下为公、仁义道德等字眼，可人们在字里行间看到的却是绵绵不绝的私欲。通过统治者们那些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字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事政治的动机要么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要么是“大丈夫当如是”的豪情，要么是“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骄傲。他们中从来没有人喊出“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的信实盼望，却总有人在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的虚无绝望。
我们无法在自己的历史中找到那能照亮未来的亮光，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继续让历史循环下去么？幸好，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可能不再需要普罗米修斯盗天火来照亮我们的去路，因为我们即使从自己的历史中找不到光亮，我们仍然可以从别国的历史中寻找那能照亮中国未来的光。那种光就是超验的公义和普世之光。正如徐继畬巡抚所说的那样，在美国，这种光确实照射出“天下为公”的良辰美景。不过，遗憾的是，他只对了一半，因为他以“圣王”情结来解读这种光，将华盛顿这一“圣人”当作光的来源，而事实上华盛顿绝不是这种光的来源，他只不过是光由以发出的管道而已，因为这种光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它的来源不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
那束超越的普世之光既能照耀未来的去路，也能让曾经的历史之路上的各种磕绊无所遁形。如果说历史是我们的宿命，那也是由于我们一直都被捆绑在我们的历史“原罪”中，一直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洗尽这种罪。在普世之光的照耀下，中国的历史确实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照出那捆绑中国人精神、思想和观念的魔鬼符咒；也只有靠着那普世之光的强力，我们才能获得摆脱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战胜历史深处的罪性，让我们的历史在时间长河里获得新的生命。
（我并不是全盘反对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儒家文化，我反对的只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或者政治价值观，以及儒家或者法家或者任何其他思想流派与孕育这种政治文化或政治价值观有关的部分。我其实很欣赏中国的旧体诗，因为从审美上来说，它确实很有让人着迷的地方。我尊重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的人格特质，同样我也遵循部分传统的家庭伦理观。概括而言，我认为儒家或者其他中国文化思想流派在除公共政治生活之外的领域依然有品质良好的精神资源，非常有必要深入挖掘这样的资源。此是题外话，暂不赘。）
我们知道，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现代化观念对中国的变革起着非常大的引导作用，它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的变革事业提供着愿景和激情。这种现代化观念其实也是在普世之光照亮别国（尤其是西方国家）之后因着它们的具体经验而凝练成的一种价值理想。因而，值得庆幸的是，纵使我们无法从自己的历史中获得普世之光照的经验，纵使我们的历史无法照亮我们的未来，我们却有着从别国的被照亮的历史中寻出自己未来之路的便利。别国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历史之镜”。正如上文所清楚指出的那样，这种普世之光下的历史经验就是宪政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对一个后发国家的转型来说，就是不停地从“普世的历史之镜”中学习别国的经验和吸取别国的教训。诚然，我上面谈到的所有观念、想法和判断都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都是在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后得来的。比如，劳工权利的保护其实是有利于整个社会就业结构的改变，铸币权的滥用会导致通货膨胀，进而影响民众生活水平，而征税权的无限扩张和不受制约的滥用则直接将财富从民众的口袋中拿走。同样，我们说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是好的制度，值得我们模仿，也不是我们凭空捏造出来一个乌托邦，而是从西方国家长达几百年的历史经验中得出对这些制度的基本结论。
显而易见的是，普世之光下所衍生的很多观念——如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也都具有普世的价值。虽然因着历史的巧合，它们都肇始于并成熟于西方，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它们的普世性。不过，具体到制度模仿或者学习的方法，西方整体上作为原发性地区，能提供的具体经验就不一定很多了。同样是不幸中的万幸是，普世之光早已经开始照耀西方之外的世界。许许多多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因着追寻普世之光也成为文明世界的一部分，他们相对于西方国家，也曾经是模仿者。它们在模仿西方制度中也有着丰富的经验或者教训。它们已经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中国这一负荷着历史重担的模仿者来说，都是弥足尊贵的。因此，它们的转型或者模仿经验也应该成为中国的学习对象，或者进一步说，它们进步或者转型的历史也成为照亮中国未来转型之路的光照的来源。对非西方世界的新近转型成功的国家的学习和借鉴尤显必要。因为，相对于西方成熟的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体制，中国只能算个稚气未脱的小学生，让小学生学习成人肯定是有点勉为其难了。所以，它们只能成为远期的目标模式，而中国近期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可能更应该是那些处于制度青春期的国家或地区，比如台湾和韩国等等。也就是说，模仿者要明白自己进行模仿的基础，明白自己本国的实际情形是什么，否则要么急躁冒进，欲速不达，在沙滩上建高楼，要么该进取的时候退缩，畏首畏尾，错失良机。
概括来讲，以历史照亮中国的未来就包含了下面三层意思：第一，超越的普世公义之光要进入中国的历史时间中，并进而打破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照亮中国未来的去路；第二，以普世之光在西方国家的历史性经验中所凝结成的普世价值和制度为效法的对象，将中国的未来引向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体制；第三，以非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模仿式转型的历史经验为参照，结合中国现有政治经济的基本特点和社会结构，理解中国社会向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体制目标迈进的未来可行路径。对于前面这两点，我觉得争议可能不大，而且前面已经做了初步的分析，后面将不再论及。下面我就从第三层含义出发，来分析中国未来转型的可能路径。

2．历史之光下的中国变革道路

我认为，谈论中国的转型路径要注意区分几个相关的概念。一是中国传统的“变法”的概念，二是我们现在天天讲的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概念，第三个是我们曾经很熟悉的“革命”概念，最后一个是目前世界通用的关于后发国家变革的“转型”概念。辨析这四个不同的概念，是为了搞清楚，它们中的哪一个所蕴涵的东西最适合于描述我们所希望的可行转型路径。
首先，我来谈谈中国传统上的变法概念。从理论上讲，中国历史上的变法好象也是要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但仔细察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王朝所谓的变法都是在确定的君臣**结构下（即家天下的政治结构下）实现一种亲民和爱民的政治目标，这样子的政治目标是实用主义的，就是让民众能得到一点实惠而已。顺便说一句，按照我的理解，这种王权时代的变法目标和现在***提出的民生目标挺接近的，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了皇帝和相应的皇权结构，但我们有的是现代版本的**体制。在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下，变法的发动一要靠“圣王”，二要靠“清官”型的能臣。据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可能成功实现儒家“天下为公”理念的变法是北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确实，按照儒家的标准，宋神宗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难得的好皇帝，即使不是“圣王”，也总比中国几乎所有其他皇帝离这一荣誉称号最近；而王安石无疑是一个具有清廉操守的能干且富有抱负的大臣，据说这种大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那时的变法条件真是好，儒家的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理想权力结构是多么难得地在历史上出现了，又据说这种政治乌托邦曾勾起中国历史上无数心怀大志的儒生的无限向往。宋神宗和王安石似乎要改写中国历史了。可是，不管他们如何雄心勃勃，君臣无猜，配合周密，他们联手发动的变法措施还需要依靠效忠这一体制的官僚队伍来具体实施。实施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不仅宋神宗的仁义治天下的理想没有实现，王安石的雄才大略也很快山穷水尽，而普通民众则生计无着，最后是社会上怨声载道，变法只好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综观中国历史，不管什么样性质和规模的变法，无一不是由一个权威很大的大臣在皇上或者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发动的。这是由中国的中央集权型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结构决定的。而结果都注定会失败，这也是由中央集权型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结构决定，因为这种政治结构的维持和运作必须倚赖一个层级制的官僚体系。从另一个角度讲，就连机缘极其巧合的王安石变法都遭到了失败的命运，那其他变法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归根结底，在皇权**体制下，皇上也是不敢得罪作为其统治根基的整个官僚集团的。
现在来谈谈改革的概念。在我看来，无论是从改革的发动上，还是从改革措施的推行上看，中国所谓的三十年改革，和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有很多相似之处。改革的发动者包括作为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和他下面的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万里等***的高级干部。曾经有人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蓝图的总设计师，赵紫阳是中国改革蓝图的总工程师。其实我觉得用儒家政治伦理的标准将他们分别称为“圣王”和“能臣”也与事实相差不远。和历史上的变法一样，他们自上而下发动的变法也要倚靠一个效忠于***的官僚集团来推行。这样的改革因为后来有可能危及“圣王”的地位以及他所代表的**机构，当然就被无情地扼杀了。正如历史上的变法如果要威胁到皇帝的统治，那变法只好停下来，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于是，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就这样被自上而下地扑灭了。
虽然***最初的改革以及作为改革重要推手的“能臣”都不幸夭折了。幸运抑或不幸的是，作为***改革事业发动者的“圣王”还在。“圣王”似乎还心有不甘，想延续改革的香火，于是他找到了另一位据说很有能力和抱负的“能臣”朱熔基先生。这样，作为嫁接“圣王”威仪的“能臣”又开始行动了。不过这次“圣王”和“能臣”都学乖了，只讲经济改革，别的都不提了。不过，即使是经济改革也需要执行，那执行的任务又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庞大的***官僚统治集团身上。这当代中国的二次改革的果效又如何呢？简言之，就是官员们及其帮凶和伙伴们春风得意，趾高气扬，龙马精神，而社会则堕落腐化、沉迷委顿，悲苦绝望。关于这一点，评论太多，数据太多，事实太多，我就不讲了，每个读者自然心中有数。
据说现在还有人在呼吁改革，某位“改革派”大佬甚至大声疾呼：改革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其实，这位老先生不明白的是，改革不停顿或者不倒退也是没有出路的。不信？看看***最近的改革举动。***大张旗鼓说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路线，只不过现在的改革已经从二次改革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降格到行政体制改革。遗憾的是，推动中国当代改革事业的“圣王”已经死了，“能臣”也找不到了。于是，行政体制改革变成了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又变成将28个部合并成27个。也许值得我们普通公民幸运的是，这次改革好象不需要我们承担改革成本了，因为行政改革的成效立竿见影：除了换个名字之外，什么都没有变。这样，作为改革措施推动力量的官僚集团就无须上场演出了，民众也就省去了再一次被欺骗和盘剥的机会。我不禁替***惋惜，没有了“圣王”和“能臣”，改革就这样很快无疾而终了，改革这块“石头”仍进官僚集团的大水塘里，连一个小小的浪花都没有溅起。改革在发动的时候就结束了，社会生活一如既往，民众皆大欢喜，天下就太平了。
可见，现在的改革真是一蟹不如一蟹了。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看来连改革都不能过三代了。于是乎，改革的呼声再起。可是，没有了“圣王”和“能臣”，改革又如何？不改革又如何？所以，我给呼吁改革的人士一个建议，与其呼吁改革，不如呼吁“圣王”和“能臣”。否则，这种呼吁实在没有什么意义！据说，现在又有人开始以王安石来激励自己了，说什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我倒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内心的真实表白，不就是想在**体制里面做“改革”或“变法”的春秋大梦吗？这种梦中国的儒生已经做了几千年了，再多一个人做又如何？只是，宋神宗这样的“圣王”以及“王安石”这样的“能臣”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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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7 0:28:24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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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andyto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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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