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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军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

正是由于中国有大量的富人，全球各地的负责个人理财的私人银行家正向中国蜂拥，尽管中国的法律并不允许这些人在中国开展业务。我常常纳闷，从1979年到2007年的将近30年时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几乎达到10%，可是一般民众依然这么贫困，常常为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和养老发愁，那我们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我们从上面的事实中就可以管中窥豹。本来中国因为贪污腐败和官商勾结，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就已经比较突出了，现在，中国政府铸币权的滥用又成了雪上加霜。
所以归根到底，政府印刷货币的权力要受到其公民共同体的制约，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民众的利益为导向和指归。否则就会如凯恩斯讲的那样，民众的财富被再分配出去，可自己往往还没有觉察到。但是，怎样才能保证政府铸币权的行使最符合一般大众的利益呢？这就需要一个宪政民主的机制，如果你滥用铸币权，损害公民的普遍利益，那对不起，公民就会定期地用选票把你选下去。即使现在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越来越专业化，其独立地位逐渐获得广泛的认可，一般不受政治干预，但这样的独立地位的维持也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公正有效的政治体制，否则中央银行就难免沦落为统治集团攫取不当利益的工具。
除了铸币权之外，政府拥有的另一项极其重大的经济权力是征税权，这也是和一般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现在明显感觉到政府很有钱，它的钱就是通过征税权的行使得来的。我说的征税权是广义的，既包括法定的税收项目，也包括各种名目的规费。据统计，中国政府2007年总的税收是5.1万亿，再加上没有列入政府预算的约4万亿的各种规费收入，政府2007年的总收入达9.1万亿多，平均每人征收了6894元（以中国13.2亿人口算）。而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786元。这样，从人均的角度看，政府的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个人收入+政府收入）的比例高达33.3%。也就是说，对每一个城镇居民来说，他创造的财富刚刚好有三分之一都被政府拿走了。而且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140元钱，远远低于人均的政府税赋水平。农民一年辛劳的一大部分成果都被政府拿走了。可是政府把这些收入拿走后都干什么了呢？我们看到贪官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贪污的金额越来越惊人，各地政府的办公大楼越来越豪华，官员们出国旅游次数越来越多，官员们吃喝的档次越来越高，开会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奢华。而我们社会中的中间阶层却越来越承担不起教育、医疗和住房的费用，更不用提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和下岗工人、城市贫民。如果各位到中国中西部的乡村去看看就知道，这么多人看不起病，供不起孩子上学，盖不起房子。这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创造的财富都被莫名其妙地征收走了。在城市里，一个月2000元的工资刚够维持生活，就开始被征税，而且中国的消费税无处不在，不管一个人买什么东西，他付的钱的一部分就是交税。而且在个人交了税以后，无论去政府部门办什么事，还得再缴费。这样个人的税赋负担就很大，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制度劣势影响大学生就业初看起来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细想一下各位就能完全理解。理清这个问题需要全面分析中国经济体的构成，我认为中国经济体的构成最关键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这一部分基本上以外资和民营企业为主；二是政府垄断或控制的企业，包括电讯、石油、采矿、银行、证券、保险、媒体和出版、教育、医疗卫生甚至房地产等等。至于经济体的其他部分，比如低端的服务业，象餐馆、便民店、理发店、洗衣店，以及农业等，由于产业的性质，很难成为大学生择业的对象，因为很少有大学生会毕业以后当个理发员或者售货员。
中国最有活力以及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它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可是，我们在制造业中纵容“低人权优势”，让工厂廉价却高效地使用中国的大量农民工，以此赚得巨额利润。此举的后遗症就是中国的制造产业无法升级，管理水平粗放，技术含量一直无法提高，这样，中国的制造业就因着后发劣势被定格在全球产业链的最底端。如此的产业结构当然需要的是低技能的产业工人，而不是高技能的脑力劳动者。前两年，中国有一个首富叫施正荣，是从事太阳能行业的。他曾经准备从国外引进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生产线，想按照国外同类厂商的路子搞自动化生产。可是你知道后来怎么着？他放弃了这样的生产线，而是雇佣了很多人来完成这条生产线的全部工序。为什么呢？因为他计算了一下成本，发现全用人工比用那条自动化的生产线更能节省成本。这样的例子在中国非常多。毫无疑问，大学生们在一个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化工厂比在一个作坊式的制造企业里有更多的可能找到工作。
再来看国有垄断企业。从常识来看，垄断就意味着阻碍创新和遏止对人才的有效需求和使用，因为垄断使得这些企业不仅不需要自己去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而且还阻碍了其他具有创新和进步能力的企业或个人进入他们的领域，而创新是需要知识的，并且竞争化的体制可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不是有各种各样关系的人。我听说在有些地方，收入高的垄断企业已经几乎成为一个世袭的领地，一般能进入这些行业的都是该行业现有从业人员的亲戚或者关系户。垄断就牵涉到政府的权力限制问题，因为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政府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它们很少有机会干预市场经济微观企业层面的运作。这一点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也就无法做到。举例来说，如果把中国电视媒体产业完全私有化，电视行业会创造出很多适合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因为媒体的产品需要知识和创意，这正是受过完整大学教育的人能够发挥优势的领域。所以我说大学生就业也吃垄断的亏。
无论是政府的铸币权、征税权、垄断经营权还是产业政策制定权，其实都和我们一般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毫无疑问，由于中国目前处于一种**的自我寻租的官僚体系统治之下，政府往往就会利用这些权力去侵犯或者至少是漠视民众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反过来说，为了保障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就需要对政府有适当的制衡和监督机制，而人类文明史上所发现的最佳的也是最具现实可行性的制衡和监督政府权力的机制就是宪政民主制度。
中国的制度转型关乎的不仅仅是公平正义之类的人类道德理想，而且还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物质生存状态。也就是说，制度转型决定的不仅是自由能否在中国得以实现，还决定中国经济的繁荣是否能够持续并惠及每一个中国人。所以说，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上均落后的国家，其制度转型的特殊历史使命凝聚着中国人的双重目标：民主与均富。因此，我们在推进中国经济转型的时候，也要同时开启政治上的民主化进程，否则，我们就会看到官僚群体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狂飙突进，而普通民众则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压迫下苟延残喘，最终经济发展成了对少数人的祝福，和对大部分人的诅咒。在各级官僚趾高气扬的骄傲中，在广大公民不堪重负的叹息中，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幅历史图像：失去理想目标的中国在迅速地沉沦。

5．小结：中国转型的历史包袱

我们今天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乱象的根由就在于政治的“复辟”或者“返祖”现象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经济转型的失衡；在于制度性公平正义的缺失和庸俗实用主义的大行其道；在于人类道德理想的没落和极端机会主义的崛起；在于我们撕裂了中国现代化的双重目标，而不是让它们成为互相促进的有机整体。这其中的关键首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在意识形态上降服于一种传统的理性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将政治看作，并且仅仅看作，是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中国因而无法建立一种健全的现代政治观——即将政治看作一种抑制恶而实现善的公共事业。其次，中国的政治权力由于无法以公共利益为其旨归，中国政治权力的终极来源就要回到传统上的私有化状态。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政权都是皇帝的，中国的朝代名称以前都要加上皇帝的姓氏或者族类，像什么李唐、朱明、满清、蒙元，这就充分说明中国的政治都是附属于一家一姓或者一族的。我们现在的状况和过去王朝**时代也没有什么根本区别。所谓党国体制或者“***中国”这类表述传达出来的东西就是如此。再次，在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私有化之历史背景下，中国目前的权力结构也回归传统的官僚体制，遍布中国大地的各级各类官僚其实就是上层实现社会控制的代理工具而已。不消说，这种层级制的委托——代理机制正是中央集权**体制能够维系下去的重要保障，但它也产生了严重的治理问题乃至治理危机。有人将官僚统治结构的乱象归结为：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不管怎样，官僚机构作为承担代理功能的体系只是委托——代理机制的被动方，它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代理机制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委托——代理机制的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转型所面临的历史挑战就是，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所谓“改革”时期之后，我们蓦然回首，却发现中国已经大大偏离了中国现代化的双重目标——民主和均富。我们生活可能是富裕了一些，可是我们却越来越不幸福，因为我们离我们的理想似乎越来越远了。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政治中国的倒退，我们再次倒退到传统中国的畸形政治观念、政治生态和政治结构。中国的转型要想成功，我们就必须阻遏这种悲剧性的倒退，破解这种历史循环的难题，让中国重新回到现代化之路上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使命。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我们的大使命可以转化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建立和巩固宪政民主制度。怎样来达成这样的目标？这是下面一章要讨论的主题。

二、中国转型的路径分析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圣经·阿摩司书五章二十四节》
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在规制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便是：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正比地发展和完善。——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1．照亮中国未来的历史之光

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一部《春秋》据说藏着可以让乱臣贼子惧的微言大义。中国人也常常讲以史为鉴，把历史当成评价荣辱得失的镜子，既然如此，历史中必然有着能指向未来的真理。因此，回顾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人在遇到问题时总是喜欢到历史里去找答案。我想这种历史情结可能很大程度上与孔子有关，他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夏商周三代先王良政善治的美好图景，于是孔子“法先王”式的政治复古主义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股强有力的政治指导思想，三代之治也因而成了中华帝国的政治历史图腾。甚至到了中国**王朝的末期，三代之治依然是中国政治社会的理想。清末福建巡抚徐继畬在其编撰的《瀛寰志略》中就用“三代之遗意”来表示“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其赞叹华盛顿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号位，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我想他是真心赞美华盛顿所体现的政治美德的，不过他的比喻让我有点哭笑不得。他把华盛顿比喻成中国历史上的“圣王”，而美国关于良好政制的精神恰好是与这种对“圣王”之治的渴求南辕北辙的。我们祖先一直以来所信奉和向往的三代之治本质上不也就是家天下或者王天下的一种么？而这种三代之治的政治安排和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又有什么可比性呢？
中国老百姓无法理解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圣王”情结，等而下之地却形成了“清官”情结，这两种情结的纠结让中国历史深深地陷入一种无法自我突破的怪圈。我们的祖先无论怎样相信三代之治的存在和重现的可能性，他们在历史中的经历却总是**与暴力的循环。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饱含着血腥杀戮和奸诈权谋的政治厚黑学的现实演绎过程，我们不停地在历史的厚黑场中转圈，却总也找不到那种能照耀我们未来的亮光。我们从历史中寻求智慧和指引，似乎变成了我们从历史中寻求咒语和魔法。我甚至相信，毛泽东在二十四史上密密麻麻的批注是对全体中国人的诅咒。历史难道是我们的宿命，或者我们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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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7 0:28:24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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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人：andyto	【大中小】·【推荐好友】·【打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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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