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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军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

而已。这种理性主义后来在***内蔓延成风，甚至发展为极端机会主义，虽然邓小平是始作俑者，但其内在的演化机制却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是传统在不知不觉中恢复对个人的辖制和影响。
如果说由于受革命历史的牵扯，执政力量在思想意识上向传统的回归显得比较暧昧和扭捏，那么，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在制度规则上向传统的回归则表现的更为鲜明和直白。众所周知的“潜规则”一词的盛行就活生生地表明我们的制度规则体系还是那套东西。我听说很多政府官员都喜欢阅读乃至研究这本书，以从中发现官场的秘密，升官的诀窍。可以想见，在这些人的想法里面，传统的东西依然是活生生的。顺便再说一句，中国民间最近几年的历史研究热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好现象，它从侧面说明了中国摆脱旧体制，迈向新世纪的征程上需要跨越很多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障碍。对此我们一定要警醒。甚至可以说，我们中国转型要背负的不仅仅是六十年的共产政权遗产，还有两千年王朝**统治的历史负担。
另外，中国目前的政治权力结构也已经开始回复到传统的王朝体制。传统王朝统治结构的特征就是君主**下的层级式官僚体制。这种官僚体制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中已经是非常非常之明显了。这种历史性的回归确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说到底，官僚体系是**体制维系统治的纽带和基础，因为位于**体制最顶部的君王或者其他最高统治者，只能依赖他们来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即使最高统治者讲什么“仁政”、“亲民”或者“和谐社会”的理念，他们推行这些理念的渠道和手段依然是官僚系统。对最高统治者以及整个**体制来说，民众无法成为他们统治所依靠的对象，假使他们开始依靠民众，他们权力的“道统”乃至整个**体制的道义性都要受到拷问。所以，如果他们不靠官僚系统，他们又靠谁呢？他们统治的正当性正在于整个官僚系统对他的效忠和服从，一旦没有了官僚们的效忠，最高统治者的**也就土崩瓦解了。最高统治者是很清楚他们所依赖的对象以及需要防范的对象的。正是由于官僚体系本身成为了**统治须臾不可离的经脉系统，它也同时产生了依托这种独特地位大捞一笔的心态。有人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受不到适当的制约和平衡，此言当然不虚。不过，我们还可以接着问下去，他们的权力为什么受不到制衡，***不是天天在喊反腐败么？其实他们的权力之所以没有受到制衡是由于他们的地位决定的，他们作为**体制贯通上下的控制系统，如果把它们制衡住了，整个**体制就无法运转了。

3．“复古路线”不能承受之重

也是由于这种无可替代的地位，中国的官僚体系开始寻求相对独立于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而由于中国疆域的广大和地区间在风俗民情以及经济人文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位居中央的最高统治者对他们的控制就会有很大的漏洞。于是，中国官僚们独立的寻租空间会按照自己的惯性越撑越大，直到将一个**体制撑死掉。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统计，中国到2005年时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实际上超过7000万人，远远超过除了农业之外的任何一个行业的就业人数，中国政府成了名副其实的最大的雇主。中国的官民比也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18。中国吃“皇粮”队伍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县和县一下的基层政权中，而且不属于正式的公务员编制，但属于整个官僚体系，有些很象传统官僚衙门中的“吏”，他们是为“官”服务和跑腿的。据周天勇教授统计，在县、乡、村三级政权中，靠收费和罚款等非正规财政收入供养的编制外各类工作人员高达约2000万人，这里面有730万名村干部，1270万名编制外的各类聘用人员。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一个县乡政府的组成机构往往人员严重超编，这些超编的人一般都是所在机构领导的关系户，一个局长会把十几甚至二十几个他的亲戚朋友安排在他主管的政府机构中，这类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
由于没有真正的监督和制衡，官僚们的腐败和官僚机构的臃肿就成了**体制永远无法克服的痼疾。现在官员们的胃口好得很，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动则几千万，上亿。这都还是已经查出来的数额，没有查出来的，估计还有，总数肯定更高。想想农民现在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有几千元钱，还不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中国的贫富差距能不大么？
另一方面，在庞大官僚系统中“服务”和“跟班”的人也要吃饭，也需要办公经费，而正规财政系统又没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他们于是就开始自己想各种各样的土办法乱罚款，也不管有没有理由去罚款。中共现在对基层的治理基本上遵循的是以“罚”治国的原则，靠罚款来维持基层的治理机关，很多地方乡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计划生育罚款。我曾听到一件很荒唐的事，就是有一个人，82年出生的，大学毕业后到当地中学教书，突然有一天计划生育管理人员找到他要他交罚款，理由就是他是超生的，当时没罚或者没罚够，现在补罚。真是无奇不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在于现在农民普遍要的孩子比较少，很多都是要两个孩子，要三个或四个小孩的比较少，那计划生育罚款的收入也少了呀，所以他们就开始对以前的人进行补罚。这就是整个官僚集团过度膨胀后的必然出现的财富掠夺问题，农民和小商户的日子也就更加难过了。
处于官员阶层以及广大的“吏员”阶层之间的是人数日益增多的一般公务员。他们也日益成为城市中其他社会阶层羡慕的对象。除了越来越高的基本工资外，一般公务员还有灰色收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稳定安全的工作保障，有健全的医疗养老保障，所以在中国的就业、医疗和养老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挤进官僚体制成为很多人——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研究生——的择业目标。就象过去的读书人都争先恐后参加科举以挤入仕途一样，当下中国的公务员报考热也堪比以前的科举热。据报道，中国共有64万名考生参加2008年公务员考试，竞争1.4万个职位，相当于46个人争取一个职位。笔者还真不知道现在有什么职业比公务员更热门。这就是对这样一个官僚主导的利益格局的最真实反映。
据《检察风云》2006年的一篇报道：在2004年，官员们用于公车的财政支出费用就已经高达4085亿元。关于官员们滥配滥用公车的做法，媒体曾披露了两个实例。一是《新华每日电讯》披露的陕西人事厅“超级车队”。陕西人事厅总共才有126名公务员，却配了42辆公车，“这还不包括一些购买后仍未挂牌使用的车辆，也不包括下属事业单位的十多辆汽车”。另一个实例是《新快报》披露的：广州市政府办公厅有177名工作人员，拥有的公车达到172辆，理论上几乎每名政府官员都有一辆车可以开。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韩国首尔，政府官员用的公车总共才有4辆；而在芬兰，仅总统、总理、外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5人才配有专车，公车仅限于在公务时使用。官员们的公款吃喝数额也很巨大，有人说每年的开支在3000——3500亿元，也有人说在3700亿元。不管怎样，公款吃喝的费用都大大高于政府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开支的总和。我回老家经常能听到说谁谁谁的餐馆被当官的吃垮了。而且现在公款吃喝的排场越来越大，一顿饭下来常常要花好几万元钱，比一户农民一年的纯收入还要多很多。中国的GDP总值只相当于日本GDP的五分之三，人均GDP只及日本的7%，而中国的公款吃喝总费用却比日本多出1000多倍。另外，中国政府官员一年的公费出国费用也在3000亿元以上。据估计，公费用车，公费吃喝以及公费出国的支出总额大约占中国财政总支出的1/3。与此相对应，中国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为全球倒数第一。让人诧异的是，中国本来不多的医疗经费的80％发在850万名党政干部的身上，更有甚者，在中国很多病人因为没有病房而不得不推迟住院的情况下，却有40万中共各级各类干部长期占用着高干病房，吸收走非常多的医疗资源，让本来就很紧张的住院条件更加恶化了。除了这些数额惊人的费用之外，根据中国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中国各级官员一年贪污腐败的金额达2500亿，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被贪污200元。而且常识告诉我们，这区区的2500亿只是冰山之一角。
上述种种现象和事实说明，中国的官僚阶层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可怖的食利者阶层，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大山。正如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所反复证明的那样，政治理念上的实用主义加政治治理上的官僚集权主义最后的结果就是**王朝的周期性循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解决这种实用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制度劣势，中国没法往前走，中国人的苦难就会象中国的王朝统治一样不停地循环下去，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就会持续地在时间之轴上画圆圈。

4．“复古路线”的经济和民生之痛

那怎样解决制度上的落后问题，答案自然和解决经济上的贫穷问题一样，就是继续学习和模仿那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导的**体制之弊病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宪政民主国家，它们——无论是象英国和美国那样的原生性民主国家，还是象韩国和波兰等后发追赶型国家——在实践上已经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宪政民主制度是确保经济繁荣和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最佳制度安排，也是能打破实用主义意识形态掩盖下官僚主导体制的最佳制度安排。
我翻译的这本书就是讲后发国家在制度模仿上的经验和教训的。后发国家的转型说到底是结合每个国家不同情况的各种不同制度模仿过程。此间的制度模仿或者转型过程和经济发展和改革密切相关。这一点对我们中国人尤其重要，因为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有其非常现实的一面，就是政治治理的目的是为民众提供一个让他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制度环境；用专业术语讲，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要体现出政绩合法性。这其中的原由就是，中国人在过去很多年以来生活得太贫困，有着难以遏制的追求物质繁荣的冲动。所以，谈中国的制度转型就要谈它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谈它对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影响，谈它会给我们个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发展前景。我认为，中国朝向宪政民主的制度转型，确实和这些问题有非常大的关系。我现在举三个方面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中国以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模仿正在并将继续对我们以及我们同胞的生活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第一是通货膨胀的问题，第二是税收负担的问题，第三是大学生就业的问题。
首先来看通货膨胀问题。通货膨胀通俗一点来理解就是钱太多了，要买的东西却是一定的，那东西就一定要张价。所以它和政府的铸币权有关，也就是政府控制货币供应的权力有关。从宏观的意义上讲，铸币权是政府对经济实施控制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那他会怎么样，他会滥发货币，尤其现在的货币都是纸币，还不是金银等贵重的金属，政府印刷机一开，货币就有了。后果就是通货膨胀。
凯恩斯说的明白：“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剥夺人民的财富"。用通货膨胀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妙就妙在“一百万人中间也未必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由于政府掌握铸币权，能给穷人增加财富的价格上涨总是最晚出现的，持续的时间是最短的，而且幅度也是最小的，而收益主要归富人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的上涨却是最早的、持续的时间是最长，当然幅度也是最大的。这种现象正活生生地发生在中国。典型例证就是房子的价格上升的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幅度也最大，而农民的粮食价格上涨的最晚，而且粮食价格的上涨也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即农药、种子和农用柴油大副涨价之后的被动反应。所以，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财富分配效应必然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这就是大家目前能亲自体会到的。所以现在一般家庭都感觉日子过得比较紧，压力很大，可是另一方面，我最近又看到一条消息，说是汇丰私人银行（瑞士）宣布，去年（2007年）获得主要来自中国富裕人士高达227亿瑞士法郎的存款，约合人民币1600亿。消息又说，去年（2007年）该行所管理的资产增加了179亿瑞士法郎，总额达到1860亿瑞士法郎。我们粗算一下就可以看出，2007年来自中国富裕人士的存款超过该行当年度的资产增加额，并且只是一年增加的存款已经占其所管理的总资产的12%。这还仅仅只是中国富裕人士向国外的一家私人银行机构的存款，并且这家机构的规模和知名度远远小于瑞士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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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7 0:28:24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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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