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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中国近现代大革命的思想道路

我想对近三十年来，大家听的最多的是改革开放的"改革"，而忘记了在上一个世纪中国人在革命的道路花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我今天就谈一谈革命的思想道路，从思想史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革命。当然革命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例如经济史、政治史等等。由于我的专业是思想史，所以我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这一段思想道路是从一***五到一九七六年。
我先谈谈时间的定限问题，即为什么用这两个时代作为上限和下限？
首先，我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在那个时代结束？我想这个大家都清楚，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文革落幕，改革开放开始，是不是这样就意味着革命的结束哪？
我认为，我们看待革命不应该只从文革的观点出发，应该扩大视野，不仅把它看成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时代的结束，也应该把它放世界时的背景下去分析。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开始了世界史上的大革命时代。从那时起，小的革命不断，不过大的革命只有两场，第一场就是二十世纪初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然后就是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并称世界史上的三大革命。因此我觉得看中国这一段革命思想道路需要把它放在这一大的语境中去，我认为文革的结束也可以说是世界革命史的结束，世界近现代史上革命这一场风暴到了一九七六年也可以说是到了尾声，这就是下限。
那么上限我为什么定在一***五年？一般人认为中国***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但酝酿是在五四时代，所以大革命开始于五四时代。而我个人认为以五四时代作为了解中国大革命的背景是不够的，因为有几个背景因素在限制着我们。我现在就讲背景因素里的一个重要方面——-"激化"，即今天的激进主义。
革命就是激化过程中的代表，这个激化不是从五四开始的，它是一***五年之后中国思想文化重组时，出现的一个趋势。假如我们要谈革命，非谈激化不可，谈激化当然不能从半中间开始，必须从头开始。我今天谈革命道路，就是要从源头开始。
我认为要了解大革命，首先必须要了解中国近现代大危机。中国近现代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定型以后空前未有的大危机，这个危机不是从五四时代开始的，所以就仅以此为例，就不能以五四为背景了解它，必须把它往前推，视野要打开。因此我认为一***五年应该是中国大革命的起点。我是很强调一***五年的，它不但是中国思想各个方面发展的时期，而且是中国近现代文明转型的开始（当然我们今天还处于这个文明转型中）。
所以我今天的演讲就从一***五年开始看中国知识分子，也就是看中国知识识分子怎样走向革命的道路的。下面我从三个发展的观点来看革命思想道路的起源及其发展。
第一个发展的观点就是中国近现代空前未有的大危机。这是一个双重的危机，最显著的一方面就是国家存亡的危机。那么为什么要讲一***五年，而不是一八四零年呢？大致而言，一八四零年以后，我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一种慢性病，他们十年、二十年来一次，其主要目的就是经济上的榨取，还不是领土上的掠夺和军事上的占领，这是当时的主要趋势。而且在一八四零--一***五年这一段时间内，英国是主要的帝国主义。但到了一***五年之后，"慢性病"变成了"急性病"，一***四、一***五年日本人把中国人打败以后，接着列强都进来了，占领的占领，分割的分割，把中国分成了好几块，每一块都成了占领国的势力范围。现在不是十年、二十年来一次了，它们每年都在对中国使用武力，使用强制力，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时大喊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这个"瓜分"不是后来我们的历史学家形容的，而是当时知识分子自己喊出来的，"国家要跨了，要被别人瓜分了"。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存亡危机在一***五年之后达到空前高峰。
另外还有一面，这一面可能更重要,这就是西方冲击时所带来的动力，一种转型的"动力"，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动力"称为"现代化"。从一八三零、一八四零年，到一***五年经过半个世纪的酝酿之后，这个动力开始产生转型的影响。在那以前，它的影响还不是转型的。为什么说它现在是转型的？第一，就中国的传统政治秩序而言，一***五年之后，开始动摇，一九一一年全面崩溃。这时，这里面就有个传统政治秩序的基础——-"普世王权"，它可推及到中国铜器时代，殷商王朝就成立了这样一个王权体制。这个体制在一***五年之后开始受到正面冲击，最后在种种压力下于一九一一年崩溃了。所以传统政治秩序的基础--普世王权崩溃了。当然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还有另外几面，我这里就不一一叙及。
这是政治领域的一面。文化领域里面文化秩序的基础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逐渐瓦解，产生了一?隹涨暗奈；飧鑫；页莆?"文化取向的危机"，即文化的变化达到了某种深度以后，影响到了原来文化的基本的价值观、宇宙观的时候产生一种危机。这个文化取向的危机在一***五年之后逐渐出现。文化取向的危机大致分三个方面,即"价值取向危机"，"精神意义的危机"以及"文化认同的危机"。
首先，"价值取向危机"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的宇宙观、价值观已经崩溃了之后，而产生的道德价值取向的动摇。那么什么是传统的价值观、宇宙观？大约而言，假如我们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我相信这个假设是成立的，那么它所谓的核心结构就是"天人和一"的宇宙观和"三纲五常"的价值观，这两个东西在一***五年以后统统受到空前未有的震撼，逐渐"解体"和"解纽"。它解纽之后，就产生了一些影响，头一个影响就是所谓的"价值取向的失落"。本来不管个人或群体的活动，传统都有一个标准，现在这个标准逐渐模糊了，不仅模糊了，有些东西根本不管用了，已经没有了指标，你该做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都很模糊，这就是价值取向危机。
另外，还有一个我称之为"精神意义的危机"，每个文化对处于这个文化内的人的生的意义和死的意义以及人生的大环境都有一番构想和定义。现在由于传统的宇宙观受到了震荡而解体，因此这些指标也就由模糊而淡化。以前是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之下生长的，从小念四书五经，因此"安生立命"这些道理从小就从四书里学来了，可是现在这些东西对住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人不起作用了，因此就产生了我所谓的精神意义取向的危机。
五四时期，人生观、人的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激烈讨论。他们虽然反对宗教，但他们自己也说，他们也有宗教。如胡适之称，他的宗教是"人化的宗教"，傅斯年，五四反宗教的健将，也跟着胡适之谈宗教，最后称也有宗教。这表明在当时即使你不信宗教，你还是存在一个生命意义的问题，我想这是随人生而俱来的东西，你必须想到这个问题，你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胡适说："我现在虽然反对相信上帝的宗教，可是我要说'文化的宗教'。"周作人提出了"新宗教"。这都反映了精神意义取向危机的问题。
最后就是所谓"文化认同的危机"，"文化认同失落的危机"，这主要是指中国近现代以后，进入了一个以西方霸权为主的新世界，这时传统的华夏中心观念已经不起作用了，我们要重新考虑我们自身，重新认识这个新世界以及中国在这个新世界中相对与其他国家的位置，这就是一个认知的需要。除了这个认知的需要以外，还有一个情感的需要。中国人的情感在这个时代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因为帝国主义很麻烦，它不仅是经济的，还是文化的。它即是文化的，它就要深入你的内心。这时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他们所痛恨的帝国主义正与他们虚心求教的"西学"同源，一方面喊打倒帝国主义，一方面又要读西方的书，学习西方的知识，因此这种困境也就造成一种情绪上的扭曲。一种爱与恨、羡慕与愤怒交织的"情意结"。
文化认同危机大体而言就是这样的。所以文化取向危机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同时出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我们拿它跟中国第一次受外来文化"佛教"的冲击相比的话，可以看出这些危机就有突出的重要性，这就是受西方文化撞击之后而产生的文化取向的危机。
造成中国"转型"的因素除了政治、文化之外，还有社会经济的方面。我认为这一方面的转型在中国是比较缓慢的，不是在一***五年以后，大概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假如我们要把台湾算进去的话，那么在六七十年代，社会经济开始有转型的影响，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大陆上开始展开。社会经济转型是远比政治和文化的转型为后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社会经济上的变化，虽然谈不上是整个中国国家社会经济的转型，但在中国东部沿海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多半集中在东部沿海。在沿海，因为外贸的关系，有相当程度的资本积累，因此有某些程度的经济增长，象上海、广州、香港这些地方，严格地讲，中国从一八四零年以后是两个社会，一个是受西方影响的东方沿海城市，另外就是广大的内陆农民城市，这些广大的内陆农民城市到现在仍处于变动转型中，可是东方沿海城市的变化在我们考虑中国革命思想道路时，必须要注意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五年之后生活在一个有三面转型危机的社会里面，这三面危机对他们很有冲击，他们必须对这些危机作出回应。我们要了解革命来源，我们就必须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危机所做的回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还有一个发展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晚清所受的文化影响，也即是他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从宏观看有两方面：传统的一面，西方冲击的一面。这两方面在晚清时期结合在一起，然后在一***五年之后开始产生转型的影响。我现在就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背景的两面作一个简单扼要的探讨。
到一***五年，西方的西学传入中国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经过半个世纪的影响，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是两类思想的影响，一类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及其背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观。中国的传统中基本上没有民族主义，有一种种族意识、文化意识。现代所谓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这个观念主要是从西方传来的，但民族主义进来时常常带着一种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在十九世纪的末叶是非常流行的，即达尔文主义。把它加以广泛的应用去解释社会生存的规律，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这是一种对中国人影响很大的世界观，它认为这个世界基本就是一个森林王国，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对不起，你中国现在就置于一个森林王国，你要生存下去，首先就要用民族主义团结起来，因此民族主义常常和这样的世界观连结在一起。
除了这个影响之外，还有一个西方的"演化史观"，即以西方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为源头的演化史观。这种观念认为：历史是演进的，是进步的，不是循环的，是由过去透过现在向未来做一个直线的发展。另一类是西方一种特殊的"勘世"精神，这是近现代突然出现的一股无限进取、无限征服的精神。它出现以后，就往外扩展，对现代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员，因此，在中国不论自由主义还是浪漫主义，背后都有这个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我所谓的"解放思潮"。以民主为核心观念的自由、平等、民主使得"解放思潮"所到之处，每个人都要重新考虑个人的位置、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解放思潮就是从传统的社会脉络中解放出来，重新给自己及个人与其他的关系定位。西方启蒙运动传给中国的思想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一种"转化意识"，即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可以改造人为的社会政治世界，可以征服自然界。这个"转化意识"最充分、最强烈、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形成一种大革命的传统。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背后都有这种转化意识。即相信人凭自己的能力，能够组织起新的政治强制力，不管是自然世界还是社会世界，都可以转化过来。
那么这个转化意识是从哪来的？现在西方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东西不是西方近现代突然出现的，而是可以上溯到西方的"轴心时代"。即西方在纪元前八百--三百年的时候，几个主要文明在文化上突然出现空前未有的转化。而在这个"轴心文明"的转化的过程中开始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当时的"超越"观念，他们认为在人世之外有一个超越人类世界的终极的理想或标准，而且它还可以在人的生命中实现。这几个文明多多少少都相信这种终极的理想可以在个人的生命中通过个人的精神转化而实现。
终极理想在个人的生命中的出现给个人的生命带来转化，但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结果。假如终极理想和群体生命的转化意识结合起来的话，那就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佛教是不谈群体生命的转化的，他们认为个人经过转化之后就达到了理想境界，印度教、基督教也是如此。群体生命的转化是后来谈的。可是在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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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9-6 13:55:50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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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6